83年打黑电视剧(经典打黑的电视剧大全)

83年打黑电视剧(经典打黑的电视剧大全)

首页家电维修电视更新时间:2022-03-04 13:43:49

提到1983年全国严打事件,年轻人可能不太清楚,但对于亲历者来说,那可是一段独特的记忆。

所谓“严打”,全称“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这个词汇的最早提出者是邓小平。

1983年之前的中国,犯罪分子活动十分猖獗,滋生了一大批流氓团伙,对我国的治安造成了严重破坏,更危及到了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社会治安不好,成为了当时的中国面临的突出问题

但也有一些亲历者,提到1983年的全国严打事件,总会这样念叨:“还不是因为那几件事,要不然‘严打’也不会这么‘严’。”

1983年的中国究竟经历了什么事情?又是什么成为了严打事件的导火索?

1983年全国严打究竟抓了多少人?为什么会在一代人的记忆里这么深刻?

严打对中国的发展又有怎样的影响?

今天就和大家一起揭开,那段历史背后的故事。

严打事件的社会背景

自1979年开始,我国城市累计的待业人员已经高达2000万,达到了我国成立以来待业人数最高值。

这些待业人员中,有结束“上山下乡运动后”返回城市的知识青年,还有新增的城市闲散人口。

上世纪80年代的就业环境,和我们现在有很大的不同。现在的年轻人找工作,已经适应了“自主就业”,有些有能力的年轻人还会“自主创业”。

但在上世纪80年代,人们推崇“铁饭碗”,毕业后“包分配”成为了社会的主流情况。

因此,这些知青要求国家统一分配工作,导致城市堆积了大批待业人员的同时,还要接纳大批返城人员,使得就业形势变得愈发尖锐。

老话说得好,“人闲是非多”。这些待业人员整日无所事事,慢慢演化成了寻衅滋事,导致社会治安严重恶化。

但中国治安不好,矛盾问题突出,自从1979年便开始,为什么会在1983年开始全国严打?而且严打的形势会被亲历者描述为“难以想象的严”呢?

这就不得不提一提,三个令人发指的恶性事件了。

控江路事件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的中国,社会结构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冲击,治安问题变得十分严峻。

杀人、抢劫、强奸等诸多的严重刑事犯罪活动十分猖獗,犯罪分子十分嚣张,经常会发生影响十分恶劣的恶性案件。

控江路事件便发生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其犯罪分子的嚣张程度,远在我们的想象之外。

1979年9月9日,一个十分普通的下午,因为一件事情的发生,让这一天在历史上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痕迹。

当天下午三点,上海市控江路江浦路口,一个农民正在售卖自家的螃蟹,因为一些事情的发生,导致他和一名青年产生了冲突,迅速引来了一些人的围观。

当时一名,名叫施汉培的交警正在路口执勤,很快,他也注意到了这起冲突。

施汉培看到青年竟然肆意抢夺农民的螃蟹,心中一股怒火“蹭”的一下就上来了。他立即上前制止了这起恶意抢夺事件,在抓获了犯罪分子后对其进行了体罚。

而正是这样一个举动,竟然引来了“意外”

当时青年抢夺农民螃蟹的时候,已经引起了一些群众的围观。如今交警上前制止,并且体罚犯罪分子,更是引来了市民的驻足观看。

施汉培本想借此“以儆效尤”,让其他市民“知法懂法”,警告大家不能犯罪。没成想,有人竟然恶意利用此次事件,趁机兴风作浪,故意挑起、煽动群众情绪。数名流氓分子集结在一起,对施汉培进行了恶意伤害。

下午四点左右,接到消息的民警迅速赶到现场维持秩序,但流氓分子见到民警出动,不仅没有及时住手,反而更加嚣张。甚至抢夺警用喇叭,对施汉培实施揪打,还对在场的20余名民警进行了攻击。

有些流氓分子更是嚣张地直接抢夺警帽,藐视人民警察的威严,公然无视中国法律。

干警无力与聚集在一起的地痞流氓为敌,在撤退后不久,这些流氓分子更加嚣张。

流氓分子恶意阻拦路过的小汽车,将石块儿投掷到公共汽车内,伤害过往行人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也有的流氓分子趁着场面混乱,推翻在场农民的菜车,或是抢劫群众的手表、皮包等贵重物品,导致控江路一带顿时陷入混乱之中。

更令人发指的是,这些流氓分子还趁机侮辱女性。受到当时社会观念的影响,很多女性即使受到侮辱也不敢声张,所以这也导致这些流氓分子愈发嚣张。

当天晚上七点四十五分,上海化工轻工公司的女干部吴某,刚好骑自行车经过该路口。数名流氓分子见到吴某后,对其进行包围、调戏,最后连人带车一起推倒,拉到了路边,抢走了吴某身上的手表和皮夹等贵重物品后,又对吴某进行了长达一个小时的侮辱。

吴某被流氓分子撕破了衣服,身体也因遭到了流氓分子的猥亵,造成了多处抓伤。吴某因为此事,身体和心理都受到了严重伤害,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伤痛。

这场被恶意挑拨、蓄意制造混乱的恶行社会事件,一直持续了五个小时。

当天晚上八点半,杨浦区公安分局共调集了30名干警和80多名治安联防人员,到现场维持秩序。但流氓分子仍然十分猖獗,混乱只增不减。

晚上九点,上海市公安局又出动了200名民警赶赴现场,对现场的围观群众进行疏散和劝导,这才让现场慢慢平静下来。一直到当天午夜时分,控江路一带才慢慢恢复了往日的宁静。

但此时,这些蓄意挑事的流氓分子也早就已经趁机悄悄溜走。

可是,法网恢恢疏而不漏,这些犯罪分子犯下了这样的滔天大罪,怎么可能逃得过法律的追捕?

最后经过当地公安局的连日追捕,终于将31名流氓分子抓捕到案,并且让其受到了应有的代价。

在这里有必要提一句,控江路事件发生的时候,《刑法》刚刚在全国人大通过两个月!犯罪犯罪的嚣张态度、事件的恶劣影响,导致这起事件最终震动了中央。

那为何当时的犯罪分子这么嚣张呢?其实从当时的一些历史,我们可以发现一些端倪。

1979年颁布的《刑法》,在对严重刑事犯罪的量刑,处于偏低的情况。加上当时的民警待遇低、公安队伍装备也不像现在这样先进。

诸多的因素导致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前后的中国,出现了“坏人神气,好人受气,公安怨气”的怪现象。

东北二王事件

“东北二王”其实是王姓兄弟二人,一个名叫王宗坊,一个名叫王宗玮。

现在的我们对“悬赏通缉令”非常熟悉,“通缉令”是公安机关依法通缉本该逮捕而在逃的、或者被拘留、逮捕后脱逃的犯罪嫌疑人、以及从监狱中逃跑的罪犯而制作的法律文书

但有件事你可能不知道,这王宗坊和王宗玮兄弟俩,可是我国历史上第一张“悬赏通缉令”上的通缉犯。

王姓兄弟二人究竟犯下了怎么样的大罪,会被警方通缉呢?这就不得不从这两个兄弟的家庭开始说起。

王宗坊和王宗玮其实也算“知识分子家庭”中长大的孩子,父母都是东北机器制造厂中学的老师,一共生了三个儿子,王宗坊和王宗玮分别是家中的老二、老三。

虽然父母都是老师,但王姓兄弟却没有学会一点“礼义廉耻”,反而行事乖张,不乏违法犯罪之举,没有一点“书香门第”的影子。

其实,“二王”会成为我国重点缉拿的恶性犯罪分子,很大程度上都是因为其父母的教育问题,导致两个孩子成为了社会的毒瘤。

俗话说,惯子如杀子。“二王”的父母十分溺爱孩子,即使孩子犯错也从来不责罚。犯错不被责罚的孩子,总能犯下天大的错,“二王”就是最好的例子。

“二王”的父母不仅溺爱孩子,而且身为老师,却不注重对孩子的思想品德教育,导致“二王”和社会流氓分子经常厮混,沾染了很多社会不良风气,而父母却也不加以制止。

如果不用一些具体的事件来阐述,或许你很难想象“二王”的父母对孩子,究竟采取了多荒唐的教育方式!

先来说说老二王宗坊,小学的时候就已经是当地一带的“小扒手”,在闹市里掏包行窃都是家常便饭。1974年到1975年两年的时间内,王宗坊就已经被两次收审

但收审却没能有效地警醒王宗坊,更没有给其父母敲响警钟,王宗坊犯罪态势愈发猖狂。

1979年,王宗坊新婚后的第三天,他便利用自己沈阳大东区、辽沈卫生院药剂员的身份,实施盗窃,最终被警方查获。

令人错愕的是,王宗坊的教师母亲得知此事后,不仅没有训斥孩子,勉励孩子正视错误、改正错误,而是立即放下自己的学生,带着儿子北逃,藏匿在了亲戚家。

最后,王宗坊还是被警方抓捕归案,而这位“人民教师”也受到了公安部门的拘留处分。

所以,有这样的父母,“二王”能够犯下这样的滔天大罪,完全不足为奇。

现在我们就来说一说,1983年东北二王特大杀人事件,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1983年2月12日中午,在沈阳解放军某部医院内的俱乐部里,正在放映电影。由于是大年三十,这场电影引来了很多人的观看。四下里,除了俱乐部里热闹异常,其他地方一片寂静。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两个青年人悄悄地走进了军医院的大门。这两个人不是别人,正是王宗坊和王宗玮。

兄弟二人见到军医院内大家都去看电影了,正是行窃的好机会。于是惯犯王宗坊便叫上了自己的三弟去门口放哨,自己则撬开了小卖部的房门,实施入室盗窃。

但兄弟二人毕竟不熟悉医院内部的构造,加上是生面孔,兄弟二人刚进医院就引起了医院工作人员的注意。有工作人员便把王宗玮带到了外科室盘查,并对意图逃跑的王宗坊实施抓捕。

没料到,正在此时,王宗玮竟然趁机开枪,在打死了四名医院工作人员周仕民、孙维金、刘福山、毕继兵后,又打伤了吴永春,随后窜逃。

下午一点二十五分,在接到报警后,沈阳公安局民警火速赶到现场,通过现场的遗留证物,找到了犯罪嫌疑人“二王”的家庭住址,却发现二人早已经出逃。

2月15日晚上九点,携带凶器出逃的“二王”,意外遭遇了列车员与乘警的检查,被发现自己的行李中有一把手枪。面对乘警的询问,王宗玮再次开枪,打伤了乘警后,跳车逃跑。

2月17日,藏匿在湖南衡阳的“二王”,被衡阳冶金机械厂的干部发现后,再次行凶杀人,最终造成了一死三伤的恶性事件。

在此之后,出逃的“二王”一路逃亡一路实施犯罪,抢劫、杀人、伤人时有发生。

此事引发了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河南等多个省的重点、大规模联合追捕行动。一直到1983年9月18日,二人终于在江西广昌县落网并被击杀,结束了这场持续了数月的千里大追捕。

6·16内蒙古牙克石特大凶杀案

不过,导致1983年全国严打事件的直接导火索,当属“6·16内蒙古牙克石特大凶杀案”

犯罪时间持续了十几个小时,其中27名无辜群众惨死在这些凶徒的手中,年龄最大的已经75岁,最小的才刚刚两岁。这场案件震惊了全国,更震惊了我国司法界

1983年6月16日,在山清水秀的红旗沟的一个知青点,于洪杰(男,1964年5月出生)百无聊赖地躺在床上打发时间。

于洪杰可是附近一带出了名的恶霸,由于不满政府的工作安排,工作态度一直非常消极,有时候还会发表“杀人言论”。

但对于这些恶狠狠的话,大家只当于洪杰是逞一时口舌之快,并未当真。

当天,于洪杰的两个狐朋狗友杨万春(男,1964年9月出生)、韩立军(男,1964年8月出生),还有知青王文礼、李晓东及外单位青工李亮、杜俊峰、王亚生、张祖光、包海山七人也来到了于洪杰所在的农场一起喝酒。

在酒精的怂恿下,杨万春从自己的军用挎包里掏出了20根雷管和一卷30米的导火索。韩立军也掏出了自己随身携带的匕首,狠狠插在了桌子上,扬言要“血染红旗沟”。

“当晚11时许至6月17日下午3时,手持菜刀、斧子、匕首、军刺、木棒和7.62步枪(作案中夺取)等凶器,在宿舍2、3、8、9号房间、厨房、菜园子宿舍、附近居住的杨柏成家等地行凶杀人。其中干部工人各1人,知青8人,家属5人,社员4人,杂工2人,自流人员5人。”(以上内容摘自百度百科词条——6·16内蒙古牙克石特大凶杀案)

短短的十几个小时,就有27名无辜群众惨死,血迹染红了农场。

案犯杨万春、李亮、包海山、于洪杰在行凶杀人过程中,还对三名女知青实施了轮奸、强奸。

由于歹徒手持凶器,几名女知青毫无反手之力,为了活命,只能任由歹徒摆布,毫无招架之力。

十几个小时后,酒精的作用慢慢失效,于洪杰和韩立军这两个罪魁祸首清醒了过来,看到自己犯下的错,两个人一言不发地来到了宿舍,开始四处泼洒汽油。随后,一根香烟点燃了汽油,韩立军被炸得身首异处,于洪杰也遭遇了重度烧伤。

下午四时,民警接到死里逃生的女知青的报警,快速出警到达现场后,对歹徒实施了抓捕。

由于该案件十分恶劣,很多人民群众都请愿将所有犯罪嫌疑人判处死刑。但由于大部分犯罪分子年龄太小,不能被判处死刑,最终只判处了于洪杰和杨万春死刑。

1983年7月17日,正在北戴河避暑的邓小平,听到时任公安部部长的刘复汇报该案件后,十分严肃地说:“对于当前严重的刑事犯罪要严厉打击,从重从快。”

1983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的决定》,标志着全国严打的正式实施。

从1983年至2001年,除1985年、1997年外,我国每年都会组织“严打”战役。按照依法“从重从快,一网打尽”的精神,对刑事犯罪分子予以坚决打击。

据公安部统计:

1980年全国立案75万多起,其中大案50000多起;

1981年立案89万多起,其中大案67000多起;

1982年立案74万多起,其中大案64000起。

亲历者甚至形容,当时的“严打”甚至已经到了“苛刻”的程度。但若非当年如此严打,又哪来的后续的太平盛世?

在全国严打过后,我国社会治安情况有了明显的好转,发案大幅度下降。有些犯罪分子头目也因为受到了压力,自行解散了自己的团伙,开始主动从业。

此次严打,不仅严厉打击了刑事犯罪活动,而且推动了社会风气的良好发展,巩固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居民,对于提高我党、我军和人民敌情观念、政治警惕性有着重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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