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1983年全国严打事件，年轻人可能不太清楚，但对于亲历者来说，那可是一段独特的记忆。
所谓“严打”，全称“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这个词汇的最早提出者是邓小平。
1983年之前的中国，犯罪分子活动十分猖獗，滋生了一大批流氓团伙，对我国的治安造成了严重破坏，更危及到了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社会治安不好，成为了当时的中国面临的突出问题。
但也有一些亲历者，提到1983年的全国严打事件，总会这样念叨：“还不是因为那几件事，要不然‘严打’也不会这么‘严’。”
1983年的中国究竟经历了什么事情？又是什么成为了严打事件的导火索？
1983年全国严打究竟抓了多少人？为什么会在一代人的记忆里这么深刻？
严打对中国的发展又有怎样的影响？
今天就和大家一起揭开，那段历史背后的故事。
自1979年开始，我国城市累计的待业人员已经高达2000万，达到了我国成立以来待业人数最高值。
这些待业人员中，有结束“上山下乡运动后”返回城市的知识青年，还有新增的城市闲散人口。
上世纪80年代的就业环境，和我们现在有很大的不同。现在的年轻人找工作，已经适应了“自主就业”，有些有能力的年轻人还会“自主创业”。
但在上世纪80年代，人们推崇“铁饭碗”，毕业后“包分配”成为了社会的主流情况。
因此，这些知青要求国家统一分配工作，导致城市堆积了大批待业人员的同时，还要接纳大批返城人员，使得就业形势变得愈发尖锐。
老话说得好，“人闲是非多”。这些待业人员整日无所事事，慢慢演化成了寻衅滋事，导致社会治安严重恶化。
但中国治安不好，矛盾问题突出，自从1979年便开始，为什么会在1983年开始全国严打？而且严打的形势会被亲历者描述为“难以想象的严”呢？
这就不得不提一提，三个令人发指的恶性事件了。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的中国，社会结构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冲击，治安问题变得十分严峻。
杀人、抢劫、强奸等诸多的严重刑事犯罪活动十分猖獗，犯罪分子十分嚣张，经常会发生影响十分恶劣的恶性案件。
控江路事件便发生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其犯罪分子的嚣张程度，远在我们的想象之外。
1979年9月9日，一个十分普通的下午，因为一件事情的发生，让这一天在历史上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痕迹。
当天下午三点，上海市控江路江浦路口，一个农民正在售卖自家的螃蟹，因为一些事情的发生，导致他和一名青年产生了冲突，迅速引来了一些人的围观。
当时一名，名叫施汉培的交警正在路口执勤，很快，他也注意到了这起冲突。
施汉培看到青年竟然肆意抢夺农民的螃蟹，心中一股怒火“蹭”的一下就上来了。他立即上前制止了这起恶意抢夺事件，在抓获了犯罪分子后对其进行了体罚。
而正是这样一个举动，竟然引来了“意外”。
当时青年抢夺农民螃蟹的时候，已经引起了一些群众的围观。如今交警上前制止，并且体罚犯罪分子，更是引来了市民的驻足观看。
施汉培本想借此“以儆效尤”，让其他市民“知法懂法”，警告大家不能犯罪。没成想，有人竟然恶意利用此次事件，趁机兴风作浪，故意挑起、煽动群众情绪。数名流氓分子集结在一起，对施汉培进行了恶意伤害。
下午四点左右，接到消息的民警迅速赶到现场维持秩序，但流氓分子见到民警出动，不仅没有及时住手，反而更加嚣张。甚至抢夺警用喇叭，对施汉培实施揪打，还对在场的20余名民警进行了攻击。
有些流氓分子更是嚣张地直接抢夺警帽，藐视人民警察的威严，公然无视中国法律。
干警无力与聚集在一起的地痞流氓为敌，在撤退后不久，这些流氓分子更加嚣张。
流氓分子恶意阻拦路过的小汽车，将石块儿投掷到公共汽车内，伤害过往行人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也有的流氓分子趁着场面混乱，推翻在场农民的菜车，或是抢劫群众的手表、皮包等贵重物品，导致控江路一带顿时陷入混乱之中。
更令人发指的是，这些流氓分子还趁机侮辱女性。受到当时社会观念的影响，很多女性即使受到侮辱也不敢声张，所以这也导致这些流氓分子愈发嚣张。
当天晚上七点四十五分，上海化工轻工公司的女干部吴某，刚好骑自行车经过该路口。数名流氓分子见到吴某后，对其进行包围、调戏，最后连人带车一起推倒，拉到了路边，抢走了吴某身上的手表和皮夹等贵重物品后，又对吴某进行了长达一个小时的侮辱。
吴某被流氓分子撕破了衣服，身体也因遭到了流氓分子的猥亵，造成了多处抓伤。吴某因为此事，身体和心理都受到了严重伤害，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伤痛。
这场被恶意挑拨、蓄意制造混乱的恶行社会事件，一直持续了五个小时。
当天晚上八点半，杨浦区公安分局共调集了30名干警和80多名治安联防人员，到现场维持秩序。但流氓分子仍然十分猖獗，混乱只增不减。
晚上九点，上海市公安局又出动了200名民警赶赴现场，对现场的围观群众进行疏散和劝导，这才让现场慢慢平静下来。一直到当天午夜时分，控江路一带才慢慢恢复了往日的宁静。
但此时，这些蓄意挑事的流氓分子也早就已经趁机悄悄溜走。
可是，法网恢恢疏而不漏，这些犯罪分子犯下了这样的滔天大罪，怎么可能逃得过法律的追捕？
最后经过当地公安局的连日追捕，终于将31名流氓分子抓捕到案，并且让其受到了应有的代价。
在这里有必要提一句，控江路事件发生的时候，《刑法》刚刚在全国人大通过两个月！犯罪犯罪的嚣张态度、事件的恶劣影响，导致这起事件最终震动了中央。
那为何当时的犯罪分子这么嚣张呢？其实从当时的一些历史，我们可以发现一些端倪。
1979年颁布的《刑法》，在对严重刑事犯罪的量刑，处于偏低的情况。加上当时的民警待遇低、公安队伍装备也不像现在这样先进。
诸多的因素导致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前后的中国，出现了“坏人神气，好人受气，公安怨气”的怪现象。
“东北二王”其实是王姓兄弟二人，一个名叫王宗坊，一个名叫王宗玮。
现在的我们对“悬赏通缉令”非常熟悉，“通缉令”是公安机关依法通缉本该逮捕而在逃的、或者被拘留、逮捕后脱逃的犯罪嫌疑人、以及从监狱中逃跑的罪犯而制作的法律文书。
但有件事你可能不知道，这王宗坊和王宗玮兄弟俩，可是我国历史上第一张“悬赏通缉令”上的通缉犯。
王姓兄弟二人究竟犯下了怎么样的大罪，会被警方通缉呢？这就不得不从这两个兄弟的家庭开始说起。
王宗坊和王宗玮其实也算“知识分子家庭”中长大的孩子，父母都是东北机器制造厂中学的老师，一共生了三个儿子，王宗坊和王宗玮分别是家中的老二、老三。
虽然父母都是老师，但王姓兄弟却没有学会一点“礼义廉耻”，反而行事乖张，不乏违法犯罪之举，没有一点“书香门第”的影子。
其实，“二王”会成为我国重点缉拿的恶性犯罪分子，很大程度上都是因为其父母的教育问题，导致两个孩子成为了社会的毒瘤。
俗话说，惯子如杀子。“二王”的父母十分溺爱孩子，即使孩子犯错也从来不责罚。犯错不被责罚的孩子，总能犯下天大的错，“二王”就是最好的例子。
“二王”的父母不仅溺爱孩子，而且身为老师，却不注重对孩子的思想品德教育，导致“二王”和社会流氓分子经常厮混，沾染了很多社会不良风气，而父母却也不加以制止。
如果不用一些具体的事件来阐述，或许你很难想象“二王”的父母对孩子，究竟采取了多荒唐的教育方式！
先来说说老二王宗坊，小学的时候就已经是当地一带的“小扒手”，在闹市里掏包行窃都是家常便饭。1974年到1975年两年的时间内，王宗坊就已经被两次收审。
但收审却没能有效地警醒王宗坊，更没有给其父母敲响警钟，王宗坊犯罪态势愈发猖狂。
1979年，王宗坊新婚后的第三天，他便利用自己沈阳大东区、辽沈卫生院药剂员的身份，实施盗窃，最终被警方查获。
令人错愕的是，王宗坊的教师母亲得知此事后，不仅没有训斥孩子，勉励孩子正视错误、改正错误，而是立即放下自己的学生，带着儿子北逃，藏匿在了亲戚家。
最后，王宗坊还是被警方抓捕归案，而这位“人民教师”也受到了公安部门的拘留处分。
所以，有这样的父母，“二王”能够犯下这样的滔天大罪，完全不足为奇。
现在我们就来说一说，1983年东北二王特大杀人事件，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1983年2月12日中午，在沈阳解放军某部医院内的俱乐部里，正在放映电影。由于是大年三十，这场电影引来了很多人的观看。四下里，除了俱乐部里热闹异常，其他地方一片寂静。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两个青年人悄悄地走进了军医院的大门。这两个人不是别人，正是王宗坊和王宗玮。
兄弟二人见到军医院内大家都去看电影了，正是行窃的好机会。于是惯犯王宗坊便叫上了自己的三弟去门口放哨，自己则撬开了小卖部的房门，实施入室盗窃。
但兄弟二人毕竟不熟悉医院内部的构造，加上是生面孔，兄弟二人刚进医院就引起了医院工作人员的注意。有工作人员便把王宗玮带到了外科室盘查，并对意图逃跑的王宗坊实施抓捕。
没料到，正在此时，王宗玮竟然趁机开枪，在打死了四名医院工作人员周仕民、孙维金、刘福山、毕继兵后，又打伤了吴永春，随后窜逃。
下午一点二十五分，在接到报警后，沈阳公安局民警火速赶到现场，通过现场的遗留证物，找到了犯罪嫌疑人“二王”的家庭住址，却发现二人早已经出逃。
2月15日晚上九点，携带凶器出逃的“二王”，意外遭遇了列车员与乘警的检查，被发现自己的行李中有一把手枪。面对乘警的询问，王宗玮再次开枪，打伤了乘警后，跳车逃跑。
2月17日，藏匿在湖南衡阳的“二王”，被衡阳冶金机械厂的干部发现后，再次行凶杀人，最终造成了一死三伤的恶性事件。
在此之后，出逃的“二王”一路逃亡一路实施犯罪，抢劫、杀人、伤人时有发生。
此事引发了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河南等多个省的重点、大规模联合追捕行动。一直到1983年9月18日，二人终于在江西广昌县落网并被击杀，结束了这场持续了数月的千里大追捕。
不过，导致1983年全国严打事件的直接导火索，当属“6·16内蒙古牙克石特大凶杀案”。
犯罪时间持续了十几个小时，其中27名无辜群众惨死在这些凶徒的手中，年龄最大的已经75岁，最小的才刚刚两岁。这场案件震惊了全国，更震惊了我国司法界。
1983年6月16日，在山清水秀的红旗沟的一个知青点，于洪杰（男，1964年5月出生）百无聊赖地躺在床上打发时间。
于洪杰可是附近一带出了名的恶霸，由于不满政府的工作安排，工作态度一直非常消极，有时候还会发表“杀人言论”。
但对于这些恶狠狠的话，大家只当于洪杰是逞一时口舌之快，并未当真。
当天，于洪杰的两个狐朋狗友杨万春（男，1964年9月出生）、韩立军（男，1964年8月出生），还有知青王文礼、李晓东及外单位青工李亮、杜俊峰、王亚生、张祖光、包海山七人也来到了于洪杰所在的农场一起喝酒。
在酒精的怂恿下，杨万春从自己的军用挎包里掏出了20根雷管和一卷30米的导火索。韩立军也掏出了自己随身携带的匕首，狠狠插在了桌子上，扬言要“血染红旗沟”。
“当晚11时许至6月17日下午3时，手持菜刀、斧子、匕首、军刺、木棒和7.62步枪（作案中夺取）等凶器，在宿舍2、3、8、9号房间、厨房、菜园子宿舍、附近居住的杨柏成家等地行凶杀人。其中干部工人各1人，知青8人，家属5人，社员4人，杂工2人，自流人员5人。”（以上内容摘自百度百科词条——6·16内蒙古牙克石特大凶杀案）
短短的十几个小时，就有27名无辜群众惨死，血迹染红了农场。
案犯杨万春、李亮、包海山、于洪杰在行凶杀人过程中，还对三名女知青实施了轮奸、强奸。
由于歹徒手持凶器，几名女知青毫无反手之力，为了活命，只能任由歹徒摆布，毫无招架之力。
十几个小时后，酒精的作用慢慢失效，于洪杰和韩立军这两个罪魁祸首清醒了过来，看到自己犯下的错，两个人一言不发地来到了宿舍，开始四处泼洒汽油。随后，一根香烟点燃了汽油，韩立军被炸得身首异处，于洪杰也遭遇了重度烧伤。
下午四时，民警接到死里逃生的女知青的报警，快速出警到达现场后，对歹徒实施了抓捕。
由于该案件十分恶劣，很多人民群众都请愿将所有犯罪嫌疑人判处死刑。但由于大部分犯罪分子年龄太小，不能被判处死刑，最终只判处了于洪杰和杨万春死刑。
1983年7月17日，正在北戴河避暑的邓小平，听到时任公安部部长的刘复汇报该案件后，十分严肃地说：“对于当前严重的刑事犯罪要严厉打击，从重从快。”
1983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的决定》，标志着全国严打的正式实施。
从1983年至2001年，除1985年、1997年外，我国每年都会组织“严打”战役。按照依法“从重从快，一网打尽”的精神，对刑事犯罪分子予以坚决打击。
据公安部统计：
1980年全国立案75万多起，其中大案50000多起；
1981年立案89万多起，其中大案67000多起；
1982年立案74万多起，其中大案64000起。
亲历者甚至形容，当时的“严打”甚至已经到了“苛刻”的程度。但若非当年如此严打，又哪来的后续的太平盛世？
在全国严打过后，我国社会治安情况有了明显的好转，发案大幅度下降。有些犯罪分子头目也因为受到了压力，自行解散了自己的团伙，开始主动从业。
此次严打，不仅严厉打击了刑事犯罪活动，而且推动了社会风气的良好发展，巩固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居民，对于提高我党、我军和人民敌情观念、政治警惕性有着重大的意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