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东征起因
1935年10月，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开始了新的历史阶段。当时，中华民族正处于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日本导演的“华北五省自治运动”正紧锣密鼓地进行，华北五省已名存实亡。国民党政府却继续推行其“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正在调动几十万大军对陕北苏区大举进犯，妄图趁中央红军立足未稳之际，一举消灭之。
陕甘苏区是全国最贫困的地区之一。经济落后，交通闭塞，根据地的巩固与发展受到很大限制。而这时的中央红军减员极大，装备极差，亟需扩红筹款，休整补充。陕甘根据地，不仅无法解决红军的燃眉之急，也难以供养大批部队和机关。
为此，中共中央于1935年12月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从12月17日开至25日，通过了《中共中央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和《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后一个决议强调指出，共产党应以自己彻底的、正确的反日反汉奸卖国贼的言论与行动，去取得自己在反日战线中的领导权。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周恩来为副主席，确定了红军军事战略的基本原则是：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准备对日作战;扩大红军。红军的军事部署和作战行动，应确定地放在“打通抗日路线”与“巩固、扩大现有苏区”这个基点上。具体步骤是：把红军行动与苏区发展的主要方向，放在东边的山西和北边的绥远等省，提出了“抗日反蒋、渡河东征”的口号。
12月27日，毛泽东同志又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报告中，首次提出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持久战，决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把红军行动与苏区发展的重要方向，放在山西和绥远等省。
二、东征开始
瓦窑堡会议后，立即开始东征准备工作。首先将中央红军与陕北红军合并整编为红一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政委毛泽东(兼)，参谋长叶剑英。下辖红15军团(军团长徐海东、政委程子华)、红1军团(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共1.3万余人。其次，将陕北安定第一纵队、宜川独立营、清涧二支队等地方武装，分别整编、扩充，组建为红28军、红29军及“黄河游击师”(即红30军)。
1936年1月15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发布《关于红军东进抗日及讨伐卖国贼阎锡山的命令》;26日，毛泽东等离开瓦窑堡东进，28日到达延长县城;31日在延长县召开会议进一步研究东征路线和战略方针，正式组成“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委，叶剑英参谋长，杨尚昆任政治部主任。将红28军、红1军团、红15军团分为左、中、右3路大军，各自选定渡河突破口，待命东征。“黄河游击师”随同主力出征，负责保持主力红军与后方的交通联络，红29军则担任后方留守。
2月20日20时，东渡正式开始。在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叶剑英的指挥下，红一军团和十五军团从北起绥德的沟口，南到清涧县的河口，沿黄河两岸一百余里的各个渡口，用小木船、羊皮筏同时过河。3月初，红十五军团到达孝义西的兑九峪一带。
红二十八军3000余人，于1936年3月31日，由军长刘志丹、政委宋任穷率领经清涧，过绥德，由陕西神木、府谷等地强渡黄河。
罗峪口是山西兴县直通神木、榆林的一个渡口，地势险要，易守难攻，阎锡山的飞机，每天盘旋于沿河一带，当他们发现红二十八军欲在神木等地过河时，派一个小团的兵力，凭着碉堡工事固守在此，并用飞机炸毁河西渡船七只，将温玉如的207旅布防于兴县各口，以作阻击。但是，机智勇敢的红军，声东击西，忽南忽北，采取夜间行动，于31日晚，冲破阎锡山的封锁和阻击，在兴县罗峪口、黑峪口登岸。翌日，进抵兴县刘家庄、曹家坡一带，击退阎军的多次堵截，向康宁镇挺进。
三、到达临县白文
4月3日，红二十八军与红十五军团的部分部队，以突击合围等战术，在康宁镇以西，歼灭和击退阎军和守敌温旅大部，活捉敌团长周森，旋即攻入康宁，强占制高点，布防于康宁镇至临县白文一带，准备战斗。
4月4日，阎军傅存怀、苗玉田二旅与红二十八军在康宁交战。当时红军战士数人一枪，弹药也很缺乏，所以采取秘密和神速的行动，出其不意地袭击敌人，即打即离，以疲其精力，耗其弹药，打打停停，闹得阎军晕头转向，疲惫不堪。红军则边打边走，4日晚进至临县白文镇附近，将阎军甩于康宁镇以南，叉路以西。
白文镇与兴县交界，是临县的北大门。红军来到这里后，总指挥部设在娘娘庙。4月5日，刘志丹军长和宋任穷政委，一面指挥作战，一面率领部队在白文一带，广泛深入地进行了政治宣传。
右路红军十五军团2000多人，在军长徐海东，政委程子华的带领下，从兑九峪挥师北上，经过激烈的战斗，4月6日从兴县折回临县到达白文镇，与红二十八军在白文胜利会师。会师后，战士们欢欣鼓舞，士气非常高涨。傍晚，在白文镇的打谷场里，召开了军民联欢大会。会上千余群众听取红军首长关于红军东征的方针、政策以及宣传抗日救国的讲话，观看了红军战士的表演，进一步密切了军民关系。
红军东征在白文镇共住四天，转战于临县的铁芦沟、郝家坡、卜家崖、故县、南庄、曜头、城庄、万安坪、榆林、木瓜坪、吉家庄、郝家岔等村庄。红军每到一个村庄，见人就进行政治宣传，用自己的言行去感化群众、教育群众，从而使群众知道红军是人民的子弟兵，与人民群众建立了军民鱼水关系。
刚到白文镇，红军先将背包放在较大的打谷场里，接着分头去做群众工作。有的登门拜访，与群众促膝谈心。战士们和颜悦色地和老乡攀谈：“老乡们，不要害怕，我们是红军，红军就是人民的子弟兵。为了解放劳苦大众，我们才离开父母，走出家门，跟随毛主席南征北战。不拉夫，不扰民，不打人，不骂人，你们不要怕，快把家里的人找回来!”有的在街外和院墙上写标语，贴传单，内容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中国兵不打中国兵!”“打土豪，分田地，实行耕者有其田!”“拥护苏维埃政权”等。有的红军战士抢着为群众扫院、担水、劈柴、喂猪、喂牛。一些军医护士还给群众登门看病。他们在白文街里购买商品后，按价付款，不白拿群众的财物。
白文附近的群众，亲眼看见红军说话和气，办事公平，官兵一致，对百姓秋毫无犯，还帮助群众干活，并不像阎军那样，见东西就拿，见群众就骂，见牲畜就拉，不顺眼就打。群众被红军的言行感动了，把躲在外面的人都找回来，要他们看一看红军艰苦朴素的作风和严明的纪律。
在宣传访问中，红军了解到穷苦百姓无粮吃、无盐调，衣不遮体、食不果腹，而白文镇官盐局垄断盐务，盐局里大囤接小囤，囤积着数以万计的食盐和粮食，于是红军打开官盐局的仓库，放赈两日，救济白文附近的贫苦百姓。一时间乡里欢呼，街头沸腾，附近农民分盐领粮者着实不少。官盐局是阎锡山在山西各地设立的统销食盐的半官办机构，当时阎政府严禁群众经营食盐，贩卖者以走私论处，所以一斤食盐能换十斤小米。盐价如此昂贵，致使一些贫民终年不得咸食。能在阎锡山的官盐局经营的，大都是地方上的豪绅。放赈的同时，红军在白文召开了规模盛大的抗日救国动员大会。
四、依依惜别
在临县白文镇时，刘志丹接到中央军委急电：“为了配合红军进逼汾阳，威胁太原，并打通前方与陕北之联系，保证红军背靠老苏区，着令二十八军即向离石以南黄河沿岸地区进击。并可相机攻占中阳三交镇，牵制和调动敌人。”会师后的当日，徐海东、刘志丹等人接到情报，尾追之敌傅存怀、苗玉田二旅已进占康宁，向白文镇逼来，兴县、临县、方山之敌杨效欧、李生达两部也向白文镇作三面包围。因此，左路军和二十八军于4月7日离开白文。红军出发时，群众夹道欢送，依依惜别。有的端着南瓜籽，有的端着热鸡蛋，有的妇女把给红军缝补的衣服，叠得整整齐齐送给红军。
从白文镇出发，由临县柳家沟的一位农民作向导，冲破晋军傅、苗二旅的阻击，经临县南庄、城庄一带，横扫设伏万安坪一带的阎军方克猷旅，摧毁阎军布防于榆林沟的各个堡垒，经阳峁上、苗家庄等地，直达方山石湾村的木瓜沟。
红军走后，晋军包围了白文镇，在白文镇与后卫小分队展开了激烈的战斗，火力交织成一片火海，一直打了两个小时后，才发现红军早已离去，各部遂急忙追赶，但为时已晚，红军远远甩开了敌人，连续行军70多公里，驻扎峪口、大武镇(木瓜沟)一带，休整三日后，兵分两路，沿离石北川挥师南下，二十八军按时到达中阳三交(今柳林)附近。
五、官盐局事件
官盐局是阎锡山在山西各地普遍设立的统销食盐的半官半机构，各镇都有他的分支机构，普通农民不能卖盐，谁经营就按走私论处，货物没收，人吃官司，轻则罚款，重则判刑。因反动政府和土豪劣绅统治盐务，食盐价格畸高，一斤盐价相当于十斤小米、二十多斤黄豆。群众吃不起盐，不少群众扫土盐拌食，甚至无盐下饭，终年甜吃。当时主持白文官盐局的是曾任过阎属县长的刘墨林，他将剥削的民脂民膏，转手买成粮食，囤积居奇，在地方上做粮食生意，进行高利盘剥，这就是当时白文镇官盐局兼粮行的真实情况。红军走后，豪绅刘墨林上报山西当局说：白文附近农民，结伙抢劫官盐，问题严重，请求惩办。阎锡山为了维持其反动统治，派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厅长邱仰浚来临县查办，企图扑灭抗日火种。于是，邱仰浚到达临县后，便以“抢劫官盐局和粮行”的罪名，在白文一带扣押了13人，严刑拷打后，将白文村的任教清、穆全则、李芝芳、吕四虎、刘士伟、秦丑孩、赵筛扣七人，郝家坡的王祝、刘志仁、刘拖儿、薛东生四人、穆村峪的袁起桂等共十二人就地枪决(仅释放了白文的任富宽一人)，致使这些无辜贫民家庭缺门断种、妻离子散。
事件发生后，引起临县广大人民的公愤，老百姓纷纷上书，控告刘墨林的罪行。但在旧社会，劳动人民有苦无处诉，有冤无处伸，一场有目共睹的惨杀事件，竟烟消云散，不了了之。直到1947年土改运动中，白文群众从刘家会把刘墨林揪出来，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使这个罪大恶极的豪绅，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六、燎原之火
红军东征在白文，争取了人民的经济利益，召开了规模盛大的抗日救国动员大会，推动了临县的抗日救亡运动，并为以后在临县创建抗日根据地产生了重大影响，在广大人民心目中留下了深刻记忆，播下了革命火种。红军走后，他们的一言一行还在人们的脑海里反复出现，红军的到来，使人们懂得了只有跟着共产党，跟着红军走，团结起来闹革命，才是解放自己的唯一出路。因此白文地区的李生藩(朱英)、秦承益、李馥林、秦长胜等率先参加革命，成立牺盟游击小队。县城的教育科督学李西苑，县立女子高校老师高闻天，县城一高校长刘执中、老师薛奎五、贺耀庭、李惠民等偷偷给学生讲述中国红军抗日先锋军东渡黄河后发表的《东征宣言》，介绍红军东征横扫晋南、晋中、晋西北的经过，最后发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通电》，为临县一大批进步学生参加革命和参加“山西省牺牲救国同盟会”奠定了思想基础。如郭锡兰、王建奎、刘侵宵、郝廷华(郝青)、张明星、贺镇先、王巨元、高登仕、孙廷铭、吕守先、郝纯舟、成恒、刘守诚、曹振明、任海渊、刘培樟等等。这一大批人都成了临县抗日和革命的骨干分子，他们又带动成千上百的青年，走上了抗日救国的革命道路。
(郭乃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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