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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家电维修电视更新时间:2022-03-05 23:30:10

导读:1972年2月28日,中美上海联合公报发表,宣布中美两国关系走向正常化。 中美关系缓和于冷战时期,50年间,两国关系几经波折,特别是近年中美贸易冲突之后,两国关系再现困境。加上最近的乌克兰局势,也让美国和俄罗斯关系再度出现“冷战”式对立。在这个复杂的背景下,重新回顾尼克松访华50周年,对于分析当下国际局势及中国在其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具有了新的意义。 本文根据对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美国问题专家金灿荣的采访整理而成。

金灿荣:

50年前的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开始了他为期一周的访华,一直到2月28日。这一周被叫做“改变世界的一周”,因为中美两个“巨人”实现了跨越太平洋的握手。这个事件对当时的世界冲击很大,整个国际格局变了,对中美两国后来的历史发展都影响很大。正值尼克松访华50周年,确实有必要来探讨一下事件当时的历史背景和现在的现实意义。

我个人观点,这个事件很伟大。

它为什么会发生呢?一个总的特点,就是结构变了,有战略需要了。还有很关键的一点,当时的两国领导人战略定位、历史视野很高,能够排除国内的意识形态分歧。客观上有需求,主观上有合适的领导人,就实现了尼克松访华,实现了中美关系的和解。当时的国际态势是,世界处在冷战中期,美苏竞争发生态势变化。

一般认为,冷战开始的起点有两个:一个是1946年2月,斯大林在莫斯科郊区选民会议上的讲话,认为世界资本主义岌岌可危,这被认为是共产主义阵营的一个冲锋号;3月5日英国首相丘吉尔,发表了著名的富尔敦演说,“铁幕”在欧洲落下了。整个50年代,其实美国方面力量还是大,就综合国力,美国“三分天下有其二”,苏联这边总体力量还是弱一些。毕竟美国是老牌资本主义,家底雄厚,苏联是新兴力量,所以在战略力量方面美国比苏联强,所以态势是美攻苏守。

但60年代就开始渐渐发生变化。60年代的古巴导弹危机,苏联被迫把导弹、发射设施从古巴撤走。而且美国人挺坏的,跑到苏联的军舰上去检查,还直播,弄得苏联红军很没有面子。当时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丢了面子,失去了苏联红军的支持,所以1964年赫鲁晓夫就下台了。

苏联方面痛定思痛,开始增强力量,尤其是核力量。冷战的主领域还是军事领域,军事对抗是第一。军事主战场在欧洲大陆中部,具体讲就是东西德分界的地方。这个地方是大平原,美国海军强,但用不上,空军美苏力量差不多,在大平原作战,陆军决胜,而陆军方面苏联一直很厉害。

整个冷战,苏联领导的华约集团始终保持了5万辆以上的重装坦克,而北约只有2万辆,所以陆军是苏联厉害。但当时美国有一个很厉害的制约手段就是核武器,美国首先掌握了核武器,整个50年代,在核力量方面美国是有绝对优势的。当时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就公开威胁过苏联:你要是敢打西伯利亚的美军,我们就炸你的莫斯科。苏联为什么跑到古巴去冒险?就是当时它的核力量不能威胁美国本土,因为当时它的战略轰炸机不行,洲际导弹也不成熟。

美国在苏联边境部署了好多中短程导弹、战略轰炸机,所以苏联的本土,尤其是欧洲部分,是受美国威胁的。在古巴要部署中短程导弹就可以威胁美国南部本土,这是当时做这个事的原因,但后来发现战略力量不行,真决战的话会输。于是整个60年代苏联就卧薪尝胆,发展核战略力量。到60年代末,苏联的核力量就跟美国持平了。

一持平美国就要调整战略了,当时的美国总统尼克松发表了著名的堪萨斯城讲话。这个讲话传递了很重要的观点:这个世界不是简单的两极结构,而是五大力量。这是冷战期间美国重要的战略调整,而这个调整是对的,是美国在战略上优先于苏联的重要一环,把世界的认知变了。

五大力量除了美苏两家,还有中国、西欧和日本。复兴以后的西欧,和在美国扶植之下复兴的日本,都是美国盟友,中间可以做文章的就是中国了,而且从纯军事角度来讲,当时能帮美国的就是中国。因为西欧和日本主要是经济上比较强,军事很弱,帮不了美国对付苏联,但中国是可以的。首先中国天然块头大、人口多,而且中国独立自主,有完整的工业体系,勒紧裤带搞出来“两弹一星”,有了大国重器。而且新中国在实战方面很厉害,在朝鲜、越南跟美国交手没有输,中印边境冲突中国打得很好,中苏珍宝岛冲突中国打得很好,所以美国展望全球,觉得只有这位老兄可以帮我。

有了堪萨斯城五大力量,逻辑上讲要找中国了,这是中美和解美方的原因。那么中美要和解也不容易的,因为新中国成立的时候跟美国天然就不对付。新中国成立是国共内战的产物,而在内战当中,美国是站在国民党那边的,跟新中国的创立者中共实际上是有战略矛盾。新中国成立之后在朝鲜、越南,和美国有直接武装冲突。

所以坦率讲1949到1972年,中美关系是不好的,甚至可以说,在共产主义阵营里面,我们跟美国关系是最不好的,所以美国要跨出这一步也不容易。这里有战略决断力的问题了,由美强苏弱变得均衡,美国需要找帮手,展望全球只能找咱们中国,但因为我们之前是兵戎相见的,迈出这一步也不容易,需要一个政治决心。

中国这边情况是这样的:中国和美国关系是不好的,因为我们在越南还在打仗,所以我们迈出这一步也不容易,但也是现实情况逼中国变化。一个是中苏分裂,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苏分裂了。新中国的基本性格,尤其是毛主席性格,是独立自主的,于是我们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政治上就开始分裂,到了1969年3月,后来在新疆铁列克提竟然发生了武装冲突。

这个时候,中苏就由原来的传统朋友,变成敌对关系了。这时候我们也得找帮手,因为毛主席战略上是个诗人,很浪漫主义,气魄很大:“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战术上是个现实主义者,是个“游击队员”,这一辈子交手的对手都比他强,很不容易。他心里很清楚,中苏关系处于紧张状态,而苏联力量比我们大,所以我们也需要找帮手,于是战略需求就出来了,这是一个大背景。

为什么中美关系发生转折?结构一个重要元素。在美苏竞争当中,苏联力量上升,从美攻苏守变成苏攻美守。中苏进入到敌对状态,中国面临极其强大的安全压力,所以这个结构驱使两家往一块走,这个时候需要政治决心。

尼克松和他的主要幕僚基辛格,在美国方面发生了关键作用。中国这边导致政策转变最主要的贡献者,还是毛主席,以及周总理和其他一批老帅。珍宝岛事件以后,毛主席请刘伯承这些老帅评估美苏竞争状态,他们给毛主席讲,美苏竞争态势变了,原来是美攻苏守,现在是苏攻美守了,我们的第一威胁是苏联。这样的判断,让毛主席下了决心,所以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东风是什么呢?“乒乓外交”,去年是“乒乓外交”30年。1971年3月底4月初,日本举行了三十一届乒乓世锦赛,期间发生的小插曲,中国运动员庄则栋先生和美国乒乓国家队的科恩聊天送小礼物,成朋友了。1971年4月10日到17日,中方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这个事对美国舆论影响特别大,对美国公众改变对中国的看法作用很大。这样一来,公众看法变了,政治气氛变了,给后面政府间交往创造了前提。

1971年4月15日,曾在第25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中相遇的中国运动员杨瑞华和美国运动员迪克·迈尔斯在上海重逢。这是他们在友谊比赛前热情握手。新华社记者方国才摄

于是,1971年7月9日到11日,基辛格秘密访华。1972年2月尼克松总统访华。总之,这次破冰的实现有两个结论,一是结构变了,双方有战略需求,二是当时的领导人站得高、看得远,能够克服当时的种种障碍,实现了和解。

尼克松访华非常成功,先后去了北京、上海、杭州,在上海锦江饭店签了《上海公报》,这给后来中美关系的缓和,以至于中美建交,奠定了法理基础。

当然很多朋友注意到一个情况: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有一段时间没建交,一直到1979年1月1日才建交,那么这里面的障碍在哪?

首先是美国内部出现的政治变化,1972年美国总统选举的时候,尼克松卷入“水门事件”,犯了很低级的错误:他让特工到水门饭店民主党选举总部偷材料,又被人家抓住了,搞得他很被动,被迫辞职了。他的继任者叫杰拉尔德·鲁道夫·福特,福特先生政治地位很弱,所以他不敢迈开这一步。原来尼克松是有一个承诺的,如果他连任了马上跟中国建交,但他下台了,继承者又很弱,于是这个事就拖下来了。

由于福特总统的国内政治地位不稳,而且他本身对中美关系的重视也不如尼克松,所以他就把这个事放下来了。为什么1979年我们建交?还是苏联的帮忙。1978年夏天,苏联红军入侵阿富汗,对中美两国都是巨大的威胁,大家都知道阿富汗地理上叫“亚洲十字路口”,阿富汗北边是中亚五国,西边是伊朗,就是西亚,南边是南亚,东边的东亚就是中国。

南亚、西亚、中亚都围绕着阿富汗,当时苏联很有野心,希望控制阿富汗后直下南亚,因为当时南亚的印度跟苏联关系是好于和美国的关系的,因为有1962年的冲突,苏联跟我们还是耿耿于怀。那个时候大家担心,如果苏联控制了阿富汗,那么势力就扩张到印度洋了,对我们当然是有威胁的,我们整个北边、西边,都被苏联包围。

美国在全球竞争当中态势就更弱了,因为美国通过控制海洋来控制世界。如果苏联势力进入印度洋,实现苏联帝国的梦想,以前苏联海军讲过:“我们的梦想,就是要‘用印度洋的海水洗我的马靴’”。这个威胁对中国、美国都很大,这个时候大家就有决心了,1978年12月15日,双方同时宣布第二年建交,然后就有了《建交公报》。

我个人认为,中美这50年是比较成功的,虽然现在中美关系不是很好,但回过头看这50年其实是很成功的。正值50周年,中方有一些纪念活动,它反映了中方的一种愿望:通过重提尼克松访华50周年,让大家看到中美的历史经验:合则两利,斗则两伤。只不过现在美方心态有些不对,现在美方有一批人认为,中美交往50年中国赚的便宜多。

这个时候,我们重提尼克松访华50年,其实是告诉我们自己,也包括美国朋友:要用长远眼光看问题,希望大家重新回到共识——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两伤。因为现在美国国内的政治气氛不太好,两党对中国都有看法。

那么我个人希望,通过这50周年的总结向美方传达几个信号:一是中国是有愿望搞好中美关系的,大家一定要重视历史经验,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两伤。还有一些具体的启示:中美双方的领导人都有责任,要控制分歧、超越分歧,看到共同利益,当时两国领导人就做到了这一点。

1972年2月21日,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开启“改变世界的一周”。2月28日,双方发表“上海公报”。(新华社资料图)

现在有个比较具体的问题,现在美国两党的政治家、战略分析家,还有纯学者、媒体人都有一种情绪,觉得在中美交往50年中,中国占便宜了,他们基本上认为,美国的帮助是中国成功的第一原因。这是错误的,因为大家知道美国的盟友挺多,正儿八经的盟友有60多个,签约58个,还有像我们中国台湾实际上是不言明的。其他100多个国家,其实都是伙伴国,这是事实,所以美国开放市场,不是专门对中国大陆的,但大部分都没什么用。

像《美墨加条约》中,美国给墨西哥的优惠不知道比中国大多少,虽然1972年尼克松访华了、1979年中美建交了,但那时候西方的“巴黎统筹委员会”,简称“巴统”,对中国的出口限制很严。冷战结束,“巴统”没了,又有《瓦森纳协定》,其实一直是在歧视我们的。

在这个班上,跟着美国一块混的学生很多,有100多个,中国成绩特别好,但实际上老师对中国是特别苛刻的,没有任何照顾。所以结论是什么?中国的发展主要靠自己,还真不是靠美国。那么多非洲国家、中东国家、拉美国家,美国都向他们开放市场,为什么没发展起来?

现在美国的思维有问题,有点“怨妇心理”,但这个逻辑是不对的,我们不否认中美和解,美国市场向中国开放,对中国的改革开放成功有作用,但绝对不是最重要的。相反过去50年,通过中美和解,美国获得的利益比中国还大。如果没有中美和解,就没有美国在冷战当中的胜利,中美一和解,苏联马上陷入东西两边受敌的状态,如果中苏关系很好,美国是受压的。所以实际上中国的帮助是美国获得冷战胜利的第一外部原因。

另外,中国开放市场,美国资本赚的是盆满钵满的,而美国在过去几十年里经济最好,相较于西欧、日本,美国后来明显超越他们,一个原因就是美国的创新,信息产业出现了,还有一个就是中国的帮忙——市场开放,中国给美国贡献了源源不断、价廉物美的工业产品,帮助美国控制了通货膨胀的发生,降低了美国中产阶级的生活成本。

实际上我个人认为,在过去50年中美是互利的,一定要算细账,美国赚的比我们多。所以现在美国这帮精英层的抱怨是没良心、没道理的。最近搞了很多纪念活动,首先还是向美方、向世界发出一个讯号:我们重视中美关系,希望美国更全面地看待中美关系。其中不可避免会触及台湾问题,因为当时的《上海公报》,后来的《建交公报》,以及《八一七公报》,其实都是围绕怎么处理台湾问题。这是中美关系中最复杂、最难、也最敏感的一个问题。

《上海公报》围绕着台湾问题争论最激烈,后来用一个比较模糊的办法解决了,基辛格和尼克松商量了一个办法:美国认识到两岸的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美国对此不持异议。到1979年正式建交的时候,因为小平同志也提了很明确的三个主张:断交、废约、撤军,美国出于跟苏联竞争的需要,完全同意了。之后又搞了“与台湾关系法”,继续保持与台湾的非官方联系。于是后来有继续的争吵,争吵到里根上台,当时里根尝试过要搞“两个中国”,承认大陆又“承认台湾”,我们斗得很厉害,最后的结果是《八一七公报》。

从50年的历史看,从三个公报的产生看,台湾问题始终是最重要的问题。处理不好,中美关系会发生颠覆性的变化。现在我觉得台湾问题有一些危险,主要责任不在我们这边,我们中国大陆还是希望,一国两制、和平统一。问题在于台湾的政治生态变了,因为当时签三个公报的时候,都是国民党执政,国民党的理念还是坚持一个中国政策的,现在台湾内部政治生态完全变了:民进党执政,社会基本面绿大于蓝,而且现在蓝营里对一个中国原则也有点犹豫了。现在的结果,“台独”势力空前高涨,现在的台湾不是我们当时签三个公报的台湾,“台独”的危险越来越现实。

美国方面现在也变了,美国内部一部分人认为,过去50年,接触政策失败了,因为原来美国的期待是通过与中国的接触,让中国“变色”,让中国经济上成为美国体系的一部分,政治上跟着美国跑,战略上成为美国的小跟班,成为一个“大号的日本人”。

美国没有达到目的,所以现在开始搞新政策,有人说要“遏制中国”,但现在呼应的人很少,因为“遏制中国”要彻底改变现行政策。现在美国社会也没有做好准备,它的盟友更没有做好准备,所以“遏制中国”做不到。所以现在在找新方法,目前变化的过程当中,有危险出来,对台政策正在变,虽然美国现在不同的当局,包括前面特朗普当局,还有现在的拜登当局,口头上都说一个中国政策没有变,但行动上不断在“掏空”一个中国政策。特别是现在美国两党都把我们当做主要战略对手,既然是战略对手,他们什么牌都用,包括“台湾牌”,这就很危险。

我的基本观点是:我们这边是比较稳定、变化较小,可美国的对华战略变了,台湾内部的政治生态也变了,所以在台湾问题上,他们犯错误的危险正在上升。借尼克松访华50周年的纪念活动,对美国发出明确信号,这个问题上不能犯颠覆性错误。美国能不能听进去,我们不知道,但我们通过一系列活动发出讯号是有必要的。

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会见尼克松总统(资料图)

回顾历史,自尼克松访华到现在50年,虽然现在中美关系开始出现新摩擦,但现在的问题不能否定过去。总体感觉,过去50年中美关系发展是好的,对两国都有益。没有中美和解,美国不可能在冷战当中战胜苏联;没有中美和解,美国在过去50年的全球化当中,得到的利益比现在要少很多,这是美方的收益。对中国来讲,没有中美和解,就没有改革开放,因为中美和解,西方大门才给我们打开,我们进入世界主流市场,改革开放才能成为现实。通过改革开放,我们内部现代化的质量也在上升,学到了很多新东西。

很肯定地讲,过去50年中美和解之后,尽管磕磕绊绊,但是算大账,对两国都是好事。最近这段时间,再总结这50年历史,我们更应该强化这个概念——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两伤。在今天中美关系矛盾凸显、形势复杂的情况下,50年前的事件给我们另外一个启示就是,美国学界现在需要看得更远的战略家,决策界更需要能够克服现实障碍、把握关系大局的战略家,所以期待这一系列活动能有好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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