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2月的一天早晨，广州白云机场的的候机大厅里熙熙攘攘、人来人往。
机场的海关人员林华像往常一样，按照规定对每一位出入境旅客携带的物品进行仔细检查。
突然，有一名外国旅客引起了他的注意，因为他身上除了携带着一些简单的行李外，居然还带着两只老鼠。
这让林华大为不解：为何一个外国人要千里迢迢费尽周章地携带两只随处可见的老鼠出境呢？
感觉有些不对劲的林华便将此人暂时扣留在了机场，并立即将此事报告给了公安部门。
很快，时任公安部副部长的杨奇清就知晓了这一情况。长期的工作经验，让他敏锐地觉察到此事非同小可。
后来，杨奇清将此事向周恩来做了详细汇报，周恩来更是直接表示：此案大有可为。
两只“普通”老鼠的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呢？周恩来又为何说它们“大有可为”呢？
要回答这些问题，还要从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艰难的核武器发展历程及美国政府的百般阻挠说起。
一、国防事业艰难中前行在朝鲜战争期间，拥有世界上最先进核武器的美国，曾多次对中国进行核威胁，企图以此逼迫刚刚成立的新中国退兵。
在经受了多次美帝主义有恃无恐的威胁后，毛泽东决定发展自己的核工业。
1955年初，中国领导人开始着手讨论原子能的问题，并正式作出了发展中国原子能事业的伟大决策。
两年之后，中国和老大哥苏联签订了《国防新技术协定》。
自此，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中国原子能事业稳步发展，并逐渐建立了原子能工业和相关配套工业。
然而好景不长，到了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期，由于苏联无理地向中国提出了建设联合舰队、长波电台等“建议”，导致两国关系开始走向恶化。
此外，美苏关系在赫鲁晓夫访美后大有改善，所以苏联方面就以美苏双方已达成有关禁止核试验的协定为由，撤走了所有援华专家，并停止同中国分享核武器及原子能方面的技术。
在此艰难形势下，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决定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原子能工业、开展核武器研究。
经过我国科学家们殚精竭虑地奋战了许久后，终于完成了原子弹图纸的设计。
建国初期，出于不良目的，美国政府在中国境内安插了很多间谍，以获取我国各种机密情报。
就在中国提出发展原子能工业不久后，美国政府就通过间谍知晓了这一消息。
然而，美国觉得此时的中国积弊良久、百废待兴，没有实力和国力支持核武器研究及原子弹研制，所以并没有太在意。
随着我国核武器研究的进行和发展，美国政府有些着急了，开始不择手段地偷取中国核工业发展现状的机密。
从1961年开始，美国就使用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U-2高空侦察机，对我国境内几处疑似核试验基地进行空中侦察。
但是受制于航程，从台湾起飞的U-2侦察机，很难飞抵处于中国大陆西北腹地的罗布泊，只是拍摄了一些工厂的模糊图像。
依据这些有限的情报，美方判断中国很有可能在1962年底进行原子弹的试爆工作，并在三年之后研制出小型原子弹。
即使现在中国的核工业才刚刚起步，但是处于敌对方的美国政府依旧有些隐忧，因为一旦中国也拥有了核武器，具备了基本的核打击能力，那美国将不能像之前那样堂而皇之地对中国进行核威胁，所以肯尼迪决定设法阻止中国研制核武器。
而此时与中国交恶的苏联便成了他拉拢的对象，尤其是在苏联撤走所有的援华核技术专家之后，肯尼迪决定抓住这个难得的“良机”。
他认为此时美苏两国应该暂时搁置双方的成见，联手对中国进行军事施压，从而被逼迫中国签署核禁试条约，将中国的原子弹计划扼杀在摇篮里。
于是，在肯尼迪的“运筹之下”，美国开始实施了一个巨大的阴谋。1963年7月，他派出秘密特使前往苏联与赫鲁晓夫会面，并将他的计划转告给赫鲁晓夫。
但出乎意料的是，肯尼迪的提议遭到了赫鲁晓夫的拒绝。
被拒绝之后的肯尼迪并没有就此收手，在1963年的记者招待会上，他公开表示：中国若想在核武器方面达到羽翼丰满的程度还需时日，但美国必须采取措施减缓这种危险。
在随后的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上，美国防部提出了“对中国核设施进行空中打击”的具体方案。
但是，当时很多美国政客都认为此方案极为不妥，很可能招致中方的报复而使战事升级。
1964年美国的情报部门通过手中掌握的各种资料，分析认为彼时中国的钚产量严重不足，在没有苏联人的帮助下，核试验最快也得是1965年的事情了。
可令美国政府大呼意外的是，就在当年4月，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罗布泊试爆成功，消息传到美国，时任美国总统约翰逊根本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美国之所以对自己手中的情报如此自信，是因为自新中国成立之后，美国政府就与台湾蒋介石当局沆瀣一气，处心积虑地通过各种途径在中国大陆安插间谍，攫取机密情报。
在中国首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之后，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中国核工业的机密就更加感兴趣了。
二、两只老鼠牵连出的大案当然，中国的反间谍工作也并不容小觑。
于是，就发生了本文开头提到的那一幕。
林华将机场发现可疑外国人的情况，向广州海关及外贸部外事局进行了汇报，最终这件事传达到了北京市公安局负责敌特侦查工作的张文奇那里。
老练的张文奇在得知此事的第一时间，就通知海关部门将这两只老鼠想办法扣留下来。然后送到检疫部门进行检查，以彻底查明老鼠的来源。
为了不打草惊蛇，他指示捉两只完全相同的老鼠交给那个被扣留的外国人，同时表示经检验后可以携带出境。
就这样，那个可疑外国人携带的老鼠在神不知鬼不觉中被送去进行了检验。
尽管有所心理准备，但检验结果还是让张文奇等人十分震惊。因为这两只老鼠身上居然沾染了放射性物质，而且这些物质的检测数据，与我国西北核工业基地生产的放射性物质数据雷同。
由此可以得出初步结论，这两只老鼠来自于我国西北核工业基地。
随后，相关部门对这位外国旅客的调查报告也送到了张文奇手里。
调查显示，这个外国人是个化工专家，名叫乔治·瓦特，目前在我国兰州化工公司工作。
在中国的这段时间里，瓦特表现得极为友好，为我国兰州化工公司提供了很多珍贵的资料。
于是，中国外交部门对他提出的夫人来华探亲请求予以特批，同时准许他到香港度假。
张文奇认为，此时中英关系是很紧张的，如果瓦特真是间谍，必然不敢亲自转送情报，那只能利用他前来探亲的夫人了。
但是此时瓦特即将去往香港“休假”，他的妻子也在探亲结束后就马上启程离开，所以时间十分紧迫。
再三斟酌之后，张文奇觉得为了国家机密的安全值得冒险，于是他当即来到了时任公安部副部长的杨奇清家里。
张文奇表示他已经掌握了确凿的证据，可以证明瓦特确实有问题。
杨奇清坚定地表示决不能放走瓦特。但他沉思片刻，略带疑虑地说：“如果瓦特提出要去香港怎么办？”
张文奇建议说可以以工作需要为借口，让瓦特暂时留下来。
杨奇清点点头表示同意，同时他提示张文奇一定不要打草惊蛇，只是将他拖住，然后“逼迫”他将机密交给即将离开中国的夫人，最后从他的夫人身上下手。
几天之后，张文奇收到了来自北京首都机场方面的消息：瓦特夫人即将乘飞机离开。
张文奇立即马不停蹄地赶到了首都机场。果然，他们从瓦特夫人的行李中搜出了发报机和胶卷，还有很多有关中国原子弹实验的详细数据。
经过有关部门仔细的分析鉴定，证实了瓦特等人表面上是维尼龙设备安装专家，实际上是搞放射化学的。
而从他所拍摄的胶卷中，可以清晰地看出我国核工业基地的内部布局，还有我兰州军区的战备地形图。
通过以上这些，已经完全能断定瓦特就是个实实在在的大间谍。
他通过海关将身上携带有放射物质微尘的老鼠带出中国，然后通过这些放射物质微尘得到我国西北原子弹研究基地的试验数据，用于窃取我国核工业发展机密。
事关重大，张文奇不敢有片刻耽搁，立即向杨奇清做了汇报。杨副部长顿时面色凝重了起来，不停地在屋里来回踱步。
突然，他走到办公桌前，拿起了面前的“红机”，说道：“我是公安部杨奇清，要向总理汇报案子！”
张文奇清晰地听到，几秒钟后电话那头传来了周总理的声音：“我是周恩来呀。”
于是，杨奇清将这个案件的来龙去脉简要地汇报了一下，挂掉电话后，他十分兴奋地对张文奇说：“小张，听见了吧？总理说这个案子大有可为，一定要搞到底。”
于是，张文奇立即派人24小时秘密监视瓦特的一举一动，并对他的电话安装了侦查装置，而此时的瓦特仍对自己的处境浑然不知。
有一次，瓦特接到了一个长途电话，在接电话时，他跟对方说：“不是他，是许林德！”
拥有多年敌特侦查经验的张文奇觉得许林德一定是条大鱼。为了弄清楚他的身份，张文奇决定化身为“技术专家”，亲赴兰州化工基地考察。
三、一波三折的破案过程几天之后，张文奇随中国技术进口公司考察组飞抵兰州。考察组的到来，顿时让这里的外国专家警觉了起来，尤其是张文奇这个生面孔。
在此担任外国专家组长的许林德曾多次跟考察组其他成员打探张文奇的情况，包括其是政工人员还的技术专家这种问题。
为了快速弄清楚所有外国专家的身份，张文奇要求考察组组织一次有外国专家参加的会议，主要讨论目前引进的这些设备中存在的技术难题，从而观察这些专家中是否有冒充专家的间谍分子，重点观察瓦特口中的那个许林德。
除此之外，他们还特意安排许林德作为此次会议的主讲人，以此判断他是不是像他口中说的那样的专家。而许林德对此也十分好奇，为何特别安排他主讲？
于是，他装模作样地找来了两大摞资料，装作很权威的样子。然而，他一开口便露馅了，只能照本宣科讲些皮毛的东西，根本没有深入地讲解深层次的专业知识。
会议间隙，张文奇缓步走到许林德面前，将手中的水杯递给他。此时的许林德正好讲得口干舌燥，于是对张文奇的这一举动非常感谢。
张文奇趁机问道：“许先生出生在美国吧？”此时面对友好的张文奇，许林德根本没有多想，就脱口而出：“你怎么知道我是美国人？”张文奇解释说他也出生在美国，所以从口音判断对方是美国人。
现在终于确定了许林德的身份，他虽然持有英国护照，但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美国人。
从兰州飞回北京后的当天晚上，张文奇就急匆匆地来到了杨奇清家，向一直关注此事的杨副部长汇报了有关许林德的情况。然后斩钉截铁地说：“抓他绝对没问题，可是他现在也要求出国。”
杨奇清却表示不能贸然行事，并提出了上中下三条计策，指示张文奇伺机而行。
自此之后，中方便加强了对许林德等人的关注。
张文奇对身在北京的瓦特也予以了严密的监视，将他与外界联系的电传、电话统统监视起来，并仔细检查他寄出的信件及送出的物品。
不久之后，果然有大收获。上海公安部门截获了瓦特夫人从上海发往英国“吉玛”公司的电报，电报内容极为隐晦：“瓦特病了，有个医生陪他。许林德很健康！”
经验丰富的张文奇明白，瓦特夫人是在向境外间谍机构汇报情况，表示瓦特已经暴露了。
随后，他们还从兰州寄给瓦特的包裹中，查获了一盒在商标隐蔽处写有许林德命令的罐头。
许林德指示瓦特要设法寄出向国际法庭控告中国政府的信件，然后自杀，以制造舆论。
当晚，张文奇就接到了兰州外事部门打来的电话：“许林德提出要回英国。”张文奇意识到可能许林德已有所警觉，所以计划携带情报逃跑。
为了顺利抓获许林德，张文奇对他的行程做了周密安排。1967年12月初的一天晚上，在张文奇的安排下，许林德乘飞机“如约”而至，他一下飞机就被早已等候在此的侦查员抓获。
看到站在面前一脸严肃的张文奇，许林德说出的第一句话是：“没想到！”
侦查员将他带到了机场的检查室里，果然从他的行李中搜出了这段时间他在兰州搜集的绝密情报，密密麻麻地用英文大写字母书写，共有72页。
此外，许林德还将沾有尘埃的白色手套、手帕等装进密封袋中，通过这些在原子弹爆心附近收集到的尘埃，美国情报机构CIA可以轻而易举地测算出原子弹的爆炸当量及原料成分。
虽然此时许林德是美国间谍的事情已经证据确凿，但在此中英关系紧张时刻，想要扣押“英籍专家”并不是一件小事，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引起国际纠纷。
张文奇深知此事非同小可，所以决定上报中央作决策。第二天上午一大早，他就匆匆赶到了外贸部办公大楼，惴惴不安的他敲开了部长李强的门。
李强刚听了张文奇汇报了几句，便打断了他，说：“你别汇报了，告诉你，这个案子周总理批了。”
张文奇问道：“该如何处置这些从事间谍活动的外国人，尤其是许林德，是不是应该由中央做决策。”
听到这里，李强的眉头拧了起来，沉默片刻之后，伸手拿起了桌上的“红机”，接通后他跟对方说：“请接周总理办公室。”
几秒钟电话那头就传来了周总理慈祥而有力的声音，李强简单地说了几句之后，就把电话递给了站在一旁的张文奇：“你直接跟总理说吧！”
这是张文奇第一次直接跟周总理汇报工作，不免有些紧张，他伸手接过电话，只听到电话那头的说道：“我是周恩来。”
张文奇努力地控制着自己的情绪，说：“我是北京市公安局的侦察员……”他张本纪末，把整个案件的过程描述了一遍。
听他汇报完后，电话那头的周总理关切地说道：“你们辛苦了，要把案子搞到底，配合外交战线、外贸战线的斗争，祝你们争取更大的胜利。”
随后，周总理的批示文件就送到了张文奇手中，其中指示：“北京公安局：同意张文奇同志对国际间谍一案的处理意见……”
自此，一起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间谍案成功告破，保护了我国核工业及原子弹的有关机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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