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闻记者 杨偲婷
近来，犯罪悬疑题材电视剧《也平凡》在东方卫视开播，郑恺、林峰、张国立联袂出演，由一场连环杀人案切入，牵扯出27年前的一出旧案。该剧目前全国网同时段连续多日收视第一，收视份额破3.1。借此机会，记者采访了该剧监制、著名导演高群书。
《也平凡》海报
《征服》《风声》《西风烈》《神探亨特张》，皆是高群书广为认知的犯罪悬疑类作品。事实上，对于这一题材的深耕，高群书的创作能追溯到更早，九十年代中期风靡全国的纪实警匪电视剧，开风气者是导演陈胜利的《九一八大案纪实》，之后引起全国各种公司导演仿效的百集纪实警匪系列电视剧《中国大案录》，高群书是总制片人兼导演之一。
后来高群书又做了电视剧《命案十三宗》，豆瓣关于这部作品的高赞评论总结，该剧“给人最可怕的之处是太真实了，每一个凶手都不是大奸大恶之辈，反而在平时生活中都是受害者，是弱势”。该剧当年在北京电视台播出的收视率为16%。随后，犯罪悬疑题材剧集，在国内再次掀起一时的创制作热潮。
《命案十三宗》海报
《命案十三宗》的创作初衷，来自高群书的大量真实采访，“当时，我在采访中发现好多死刑犯不是我想象中的大坏蛋，反而在生活中，都是非常老实的人。”这一认知，让高群书产生了创作欲。“中国的犯罪，大多跟生存有关。心理上也有关系，但主要是生存问题。所以从根上来说，它是有一些社会结构性的问题。”高群书说。
在2012年第十五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上，高群书凭借《神探亨特张》获得最佳导演奖
中国犯罪悬疑题材：“全世界独一份儿”
他认为，中文的犯罪悬疑题材，是“全世界独一份儿”的。因为中国的犯罪形态，犯罪手段，犯罪动机有它的独特性的。“我们试图去做挖掘，但一直没做好。我们没有像日本犯罪悬疑剧或者欧美那样，形成独特风格和流派。”
“中国的犯罪故事，是有中国社会的特点的，这对外国人来说很新鲜。他们没想到中国警察是这么办案的，就有新意。”像《白夜追凶》这样出海成功的剧集，高群书认为根本原因是抓住了中国犯罪悬疑题材的优势所在。
这些年来，高群书采访过许多公安人员，“我们国家刑警们的侦破手段，案情分析，都非常有意思，他们很社会，很江湖，也很体制。”1995年，高群书采访了几十个公安局长，很多人都跟他说过一句话：在中国，只要领导重视，没有案子破不了。
《中国大案录》截图
“当然，这个话是有其时代局限的，因为当时刑侦的科技手段比较落后，很多案子要靠摸排，而摸排你必须有一个体制系统内的全体发动，像以前很多大案全国发动联防，某地有个线索就给到另一地的公安去配合，这些都得有更上一级的领导在多地之间去做协调。还有比方你在北京一个案子，在新疆发现了线索，你去不去？你去了报销不报销？”出乎观众们的想象，在“紧张刺激”的办案过程中，其实有很多大家看不到的日常困难。办案，需要一个系统内的群策群力和后勤保障。
中国刑警形象：在实践和生活中积累
在西方侦探文学中，有许多神探形象，比如福尔摩斯，波洛等等，但国内似乎始终没有创造出如此广为人知的神探形象。说到这一点，“首先，中国大作家不愿意去写这种（犯罪悬疑的）东西。年轻作家有写侦探小说的，但他们没建立起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人所共知的、能某种程度代表中国文化形象的‘侦探’角色。像紫金陈、雷米，他们写得很好，但他们的写作是受国外侦探小说影响，写的其实不是那么本土的东西。”
高群书坦言，“我一直不太喜欢我们的犯罪悬疑剧里大谈心理分析，其中有些作品做的、写的基本上逻辑自洽，可能观众觉得还不错，看看热闹，但大量作品说实话，我看不下去，很多警察也觉得太可笑了。因为第一，中国没有这样的侦探，第二它不符合中国国情。”
《西风烈》剧照
高群书举例真实的中国刑警办案故事。早年石家庄某县曾发生抢劫杀人案，被杀的是一位刑警队长，大家都认为敢杀害刑警队长，定是曾经被他办理过的、跟他有仇的人回来报复。然而，“当年，石家庄市公安局副局长姓郭，是个老侦探了，胖乎乎的，很像大侦探波洛，老郭一到现场，转了几圈，就说是小孩儿干的，没仇。后来一查，真是个外地流窜到这儿的社会青年，见到这队长，穿一皮衣夹一包，觉得他肯定有钱，就抢劫了。刑警被抢劫肯定反抗啊，一反抗，把人给捅了。”
抓捕嫌疑人的过程也很有意思，“老郭到了县公安局，让人给他一条大狼狗，让警察去前院大门敲门，他自己带着狗在后墙蹲着。前头一敲门，那嫌疑人翻墙而出，一摔下来狗就上去，这样把人抓住了。”
高群书认为，老郭这样一位警察，他对案情的“无所不知”，来自于多年工作中的精心观察，以及对生活的分析总结，对社会各阶层的熟悉认知，“这些认知和手段是很‘江湖’很社会的，不是那种学术的、理论化的东西。”
《神探亨特张》剧照
近来，高群书刚采访完“公安八虎”之一、“七一勋章”获得者崔道植。崔道植是中国第一代刑事技术警察、中国首席枪弹痕迹鉴定专家。“（崔道植）穷孩子出身，初中毕业就上了抗美援朝的战场，后来能成枪弹痕迹鉴定专家，全凭自己下苦工夫。20世纪80年代，他已经把全国所有造枪厂出的所有枪支，都做了实验记录在案，所以一个枪打出去，他一看弹痕就知道这是哪个厂出的。他是靠大量很辛苦的工作得到了丰富经验，他不是靠理论学习。”
高群书还提到中国老一辈的步法追踪专家马玉林，马老先生没读过书，放羊娃出身。替人放羊时怕羊走丢，练出了一手“看蹄印就能联想出羊的体态特征、是否丢失、丢了哪只”的硬功夫，顺蹄印追踪，不论远近准能找回。他通过辨认人的足迹，就能判断出人的性别、身高、胖瘦、年龄、体态。“他的本事就是靠生活积累形成的，很真实。”
“我们有没上过大学的刑侦专家，也有中国第一代大学生出身的专家，但人家也至今保留着参加工作后所有工作笔记，办案经验和积累，全在里面。我见过的优秀刑警，每个都写工作日记，都有很厚的工作日记。”好的犯罪悬疑剧：时代性与真实性
在高群书看来，好的犯罪悬疑题材能写出时代发展和社会氛围。“哪怕同样是入室盗窃杀人案，具体案件构成的因素都不一样，而且会非常具有时代性。上世纪70年代、80年代、90年代，到2000年代，每个时代犯罪构成的因素都很不同。”高群书近来在做一个新剧，讲述从1990年代至今北京地区的案件，其中将世情人心、侦破手段、科技发展等社会变迁贯穿其中。“我跟编剧说，必须去公安局体验生活。”
“前两天我坐酒店里看电视，50多个台，放的电视剧没几个可看的，演员一说话，扑面而来的虚假感。”高群书直言，“我们跟国外影视剧有差距，别的不说，基本的问题就没解决，比如表演的真实性。”
《征服》剧照
“我们也有好的作品，但总体来说，大家没把‘表演的真实’当成普遍规律去遵守。而且说句实话，很本质的一个问题：写也写不真，演也演不真。我们很多编剧，抗拒体验生活，不愿意体验生活。而之前我跟韩国那边做一个论坛，听韩国编剧讲，就说他剧本里70%的东西是真实的，只有30%是虚构的。好莱坞编剧也一样，他们做东西细节那么真实，是需要整个团队去做大量调查调研工作的。”
“但大部分编剧觉得，我去警察局待个十几天已经算体验生活了。那不行，警察的世界是很大一个江湖，不是你坐那十几天能看明白的。你看吕铮（公安文学作家，代表作《三叉戟》），他本身已经是警察了，但他为了采访，还得带着茅台去找人家老警察喝酒。他本人不喝酒的，但你不拉近这个距离，人家最深刻的故事、感受，人家探案的绝招，能告诉你吗？”
当下的创作：“你得写好警察”
不同于《中国大案录》《命案十三宗》那个时代，如今的犯罪悬疑题材，受到更多审查的规范和限制。对于新的创作环境，高群书坦言：“你得写好警察。”
“社会需要善良正义，而这些力量得不到呼应或弘扬时，可能就会变得薄弱。但我们通过影视剧去弘扬的时候，没办法让大家心里感受到温暖，那就没意思了。好莱坞人家大量的也是以光明为主的主流作品啊。只是我们的问题在于，缺少有可看性、有感染力的主流作品。很多犯罪题材，大家愿意写阴暗的东西，根本原因是都想写坏人怎么坏。好人不好写，你要把好人写得有吸引力，让人信服，还不觉得假；要发现生活中的善良、好意、美好，然后用大家能接受和感动的方式形成作品，这很不容易。”
当犯罪悬疑题材要讲究真实性时，就涉及现实主义创作的尺度把握。高群书认为，这个把握没法靠技术处理，“这种把握只和创作者的感受、创作者如何看待问题有关，所以创作者得修炼自己，把社会批判性的东西所谓的‘拿捏准确’，还是和作者本身的三观有关系。创作者本身三观歪了，这种社会批判的东西就容易片面，或者走到一个极端。为什么好多主旋律作品‘伟光正’‘假大空’，因为创作者自己不相信，他就用一种表面正确，来掩盖他自己的不相信。”
高群书表示，自己特别喜欢去采访那些模范人物，“比如张桂梅、崔道植，他们人生都非常精彩，每个人都非常有个性，对外新闻宣传里，他们那么‘伟光正’，但你面对他们和他们的家庭时，那都是活生生的非常有人情味的人，比如鲜活的幽默，生活中的质朴，都非常动人。但很多创作者，没把这些东西表现出来，其实说到底还是没把握人的‘真实性’，真实就会有魅力。”
中文系新闻专业毕业，高群书自认文学对他的创作影响很大。“文学对人是全方位的塑造。经典文学之所以成为经典，它实际上是书写了社会人生的经典性。另外，文学的语感很重要，那在影视剧里，语感就是节奏。一个没有节奏的东西肯定不好看的。”
“创作是表达对人生、对社会、对自己的态度，可能也是在宣告你的存在感，它也可以让你的生活过得还不错。”对于自己未来的创作，高群书坦言，现在到了“人生后半程”，“就想再拍几部，在百年之后大家还能记着你的东西，让大家回看的时候，能看到时代的记录和变迁。”
责任编辑：张喆
校对：栾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