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按错不出图像（电视不出图像啥问题）

央视网消息（记者王静远）：12月6日，电影《亲爱的》原型孙海洋找到失散14年的儿子，好友郭刚堂为孙海洋发去祝福。郭刚堂，电影《失孤》原型，一个同样丢了孩子的父亲。今年7月，郭刚堂终于见到了被拐24年的儿子郭振，认亲仪式上，一家人抱头痛哭。

几乎成为一种默契，郭振找到后，一家人在一起聊天时都跳过了中间空白的那些年。至于自己这些年经历过的磨难，郭刚堂只字未提。他不想纠结于过往，让孩子伤感和尴尬。“我们应该和孩子聊以后，以前重要吗？那些都过去了。”

幸福的起点

51岁这年，郭刚堂迎来了人生幸福的起点。

旁人都看得出来，老郭家碰上喜事了。郭刚堂的眉头再也不像“小梅花”一样总皱着，走在路上突然就哼起了歌，聊天时也会时不时地跟对方开个玩笑，而且他还有了“幸福肥”——郭振找到后的3个多月里，郭刚堂胖了8斤。

还有些变化是外人看不到的。从儿子找到的那天起，郭刚堂晚上睡觉时拥有了“关机自由”，过去24年，他的手机总是保持24小时开机，生怕漏掉跟郭振有关的任何一条消息。

郭刚堂也开始学做饭了，他常去逛菜市场，对最近的菜价了如指掌。多年来藏在这个家庭深处的裂隙，迫切需要柴米油盐的烟火气去填补。以前家里吃饺子，他总帮不上忙，前不久他刚学了擀皮儿、和面，打算学会后跟家人们“露一手”。

（郭刚堂在环城湖边的角亭央视网记者王静远摄）

妻子张文革也变了，肩膀疼的老毛病忍了很多年，但她从来都不舍得花钱看病，这次她主动提出要去医院。夫妻俩现在总是互相提醒着要多多锻炼，搞好身体，“以后郭振成了家，我们还得帮忙带小孩呢”。

早在今年7月公安部召开发布会以前，郭刚堂就得知了找到孩子的消息。当时，职能部门一位熟识的工作人员打来电话，“他问我：‘郭大哥，这些年你发现了多少个疑似郭振的孩子？你帮多少孩子找到了自己的亲人？’”没等对方把话说完，郭刚堂立刻反问道，“我孩子在哪里？”

“很简单，这就是让你在发表获奖感言呢。”郭刚堂笑得眼睛眯成了一条缝。虽然对方称信息仍在核查中，但他十分确定，“百分之百我孩子找到了”。

（今年7月公安部召开发布会介绍郭振被拐案破获情况央视网记者王静远摄）

由于案件尚处于封锁阶段，郭刚堂不能向外界透露任何消息。有一次家里没人，他坐在沙发上哭了一整天，他想起郭振走失后脱轨的自己和家庭，想起那些摩托车曾飞驰而过的角落，直到傍晚听到钥匙扭动门锁的声音，他才回过神来去洗了把脸。

但更多时候，郭刚堂的心里是被巨大的幸福和感恩充盈着。傍晚在湖边溜达时，他的步子不由就轻快了起来，走着走着还哼起了三十多年前的老歌，“我的心在等待，永远在等待……”那十多天里，他一个人独守着这个天大的好消息，仿佛整个世界只剩下自己和即将重逢的小郭振。他享受这样的二人“独处”时光。

不久后，DNA鉴定结果出来了，他将消息告诉妻子。起初妻子不相信，给她看了鉴定报告后，她变得一会儿哭一会儿笑，过了近一个小时才平复下来。“我笑她，别孩子找到了你人变傻了，她说她做不了主，哭和笑她自己都控制不住。”

当年郭振是在妻子眼皮子底下丢的，这么多年妻子始终没办法原谅自己。尽管平日里两个人都刻意避开不提，但这道口子并未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有所愈合。自责、痛苦、孤独、失望，缠绕在这对父母内心深处的纽结，都在找到郭振后的那一刻迎刃而解。郭刚堂感觉妻子像变了一个人，喜欢跟他开玩笑、逗乐子，“我们家突然一下子完全就好了”。

这个家里真正地有了生活气息，“这才是正常人过的日子”。过去他最害怕过节，看着别的家庭其乐融融，而自家饭桌上却总有一副空碗筷。郭家从未有过全家福，哪怕春节也寻不见一丝红色，因为“总是少一个人”。

（郭刚堂写给警方的信中提到盼望自己伤痕累累的家庭能重温天伦央视网记者王静远摄）

认亲会之前，郭刚堂去理了个发，夫妻俩给郭振准备了一个万元大红包，这对于仍在负债的他们而言并不是一笔小数目。认亲后他们常和郭振聊天、视频，天冷了提醒他加件衣服。今年7月河南暴雨，郭刚堂把在各平台直播打赏的收入都捐给了当地驰援河南的救援队，他给郭振发消息，叮嘱孩子注意安全。妻子工资不高，但还是给郭振准备了换季的新衣服。

一个父亲的救赎

郭刚堂口中那些不重要的过去，却是外界眼中他身上最重要的标签。

“他是寻亲大王，我们聊城的名片。”同一个小区的老人一看到有摄像机，就知道又有人来采访郭刚堂了。走在聊城的街头，他常常会被路人认出来，路边骑着电动车经过的大姐，瞥见他之后赶忙把车掉了个头，人还没从车上下来，一声满带笑意的“恭喜”先传了过来。虽然大多数人不能准确叫出他的全名，但都知道他是“那个骑着摩托车找孩子的”。

（路边偶遇的大姐邀请郭刚堂一起合影央视网记者王静远摄）

之前几次骑车都是媒体要求他重现当年的骑行场景，他心里不情愿，“这就是在演”。但一想到如果这样的镜头能够让找到郭振的希望多一分，他愿意演。一骑上车他总会想起以前的日子，漫漫寻子路上这位老友就像沉默的听众，吸纳了自己所有的痛与泪。

时间回到1997年。2岁的小郭振在屋外玩耍，一个陌生中年女人走近，用毛巾给郭振擦了把脸，就把他抱走了。夫妻俩发动身边所有亲友进行地毯式搜寻，徒劳无功，于是郭刚堂骑上摩托车，决定天涯寻子，“我也知道非常盲目，但我那时真的没得选择”。

一辆摩托车，一个破旧的黑色挎包，一沓寻人启事，两面印着郭振照片和信息的寻子旗，两件换洗衣服，这是郭刚堂的全部家当。

再后来，家当里又多了一挂妻子做的雕刻葫芦，这是聊城的传统工艺品。为了找孩子郭家不但花光了家底儿，还欠下三十多万元债。2002年，有一次郭刚堂去亲戚家串门，无意间听到两口子的对话，“要是刚堂没借咱们家的钱，咱们也不用再去借钱了”。那次之后，他开始边找孩子边卖葫芦还债。

从山东聊城出发，北到漠河，南到海南，十多年的时间里，郭刚堂骑着摩托车走遍了除新疆和西藏以外的所有省份，行程超过40万公里。在郭刚堂天涯寻亲协会的办公室里，有一张地图，上面画着红点的位置，都是他曾骑行到访的地方。

（标红点的是郭刚堂曾骑行过的地方央视网记者王静远摄）

某种程度上，郭刚堂将骑行寻子的选择，视为和前半生的自己的决裂。

在那之前，他是同村人眼中最出息的后辈之一。那时候年轻人最爱听费翔《冬天里的一把火》，大家的心里都热血沸腾。他是个不惜力气的人，脑子活又肯吃苦，在上世纪90年代末，家里已经有了几万块存款和两辆拖拉机，而且每天还有一两百块的进账。

1996年，郭刚堂打算开一个旱冰场，然后在附近建个小吃一条街，当时聊城还没有人做过这门生意。他联系好了场地和旱冰鞋的厂商，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场。用他的话说，那个年代机会好，处在风口上，“你不管做什么都能成”。

第二年，眼看着旱冰场的审批流程就要走完了，儿子丢了，他心里的这把火也被浇灭了。

在那之后，他的体面和尊严，都没了踪影。为了找孩子他一路求人，明明高兴不起来，还要赔着笑脸。被街头混混挑衅、为了省钱借宿在寺庙道观、在内蒙古的荒野里一个人蹦跶着取暖挨到天明、在大别山里被风雨拍到悬崖边的水泥桩上，多年后再讲起这些，郭刚堂脸上带着淡淡的笑，平静得像是在诉说别人的故事。

2009年，郭刚堂骑行到南京，在夫子庙附近发寻人启事。一位遛鸟的大哥路过，得知他的经历后，劝他尽早放弃，“都十几年了，你还有必要找吗？你儿子见到你也不认识”。围观的人们议论起骑车寻亲的选择是否正确，这位大哥为此甚至跟其他人争吵了起来。站在人群中心的郭刚堂一言不发，“很多家务事你说不清楚对错，只能随着自己的心走”。

（郭刚堂在为交警队拍摄公益宣传片央视网记者王静远摄）

那些年，郭刚堂恨不得把自己劈成两半，一半在外面骑车找郭振，一半在家里陪伴父母妻儿。身边不少朋友都劝他别再折腾，但他放不下。

两个世界的拉扯如同天平的两端，家里这头团聚喜乐的时候，另一侧就会重重地沉下去——每当这时郭刚堂总会想起郭振，那个2岁半还走不稳路的小家伙有没有饭吃、有没有衣穿？——他过不了自己这关。所以下次再听到跟郭振有关的消息，他一脚油门又出发了。

一个人在路上的时候，郭刚堂喜欢听身后的寻子旗在风中猎猎作响，他感觉郭振和自己在一起。“只有在路上，我才感觉自己是个父亲”，那些年在皮肉上遭受的痛苦更像是赎罪，唯有这样，他才觉得对得起儿子。

摩托车和互联网

郭刚堂之所以不愿停止骑摩托车，是因为放不下寻找郭振，“你找的话，起码还有找到和没找到这两种结果，但你不找的话，就只剩下一种”。

改变的种子在2009年萌芽。那一年，郭刚堂到杭州参加寻亲大会，那是他第一次接触互联网。从杭州回家后，他加了很多寻亲QQ群，结识了许多素不相识又同病相怜的寻亲父母，大家在群里彼此安慰打气，分享全国各地的寻子信息。

2012年，郭刚堂又离家骑了一万多公里，仍是一场空，这也是他最后一次长途骑行。返程路上，他重新审视这一路，寻子多年，他亲眼目睹了上百场车祸，有6个骑摩托车的当场死亡。这些年他在外面找，妻子在家里熬，少了他这个顶梁柱，家没家的样子。

郭刚堂决定，不再出去了。

2012年，他发起成立天涯寻亲网站，两年后，又组建聊城市天涯寻亲志愿者协会，从过去只找自己的孩子变成找大家的孩子。

（郭刚堂在为交警队拍摄公益宣传片央视网记者王静远摄）

这些年，郭刚堂配合相关部门收集、整理、比对寻亲信息，把十几年在骑行路上收集的上万条失踪儿童信息建了个寻亲数据库，后来这个数据库的范围又扩大到被拐卖的妇女、老年痴呆、健忘症、精神病、流浪乞讨者、离家出走的叛逆少年。

协会和全国志愿者团队、出租车、救助站都建立了合作。此前一位河南的老人走失近两个月，他的家人将信息数据上传至网站平台，两分钟后，就在一家救助站找到了这位老人。

“以前骑摩托车就像钓鱼，我只有一个鱼钩甩到水里，但现在好比一张网，网撒下去，能把整个水面罩住。”郭刚堂惊喜于新技术的力量，而过去他大海捞针般寻子的线索只有一个，孩子左脚上有一块小小的烫疤，那时的他总认为找不到孩子是因为自己“还不够努力”。

有一次他骑行到泰安，晚上回招待所的路上，他突然有一种强烈的预感，可能孩子就快回来了，“就像一层纸马上要被捅破，但总是差一点”。这一幕恰好被张富民的镜头记录了下来，张富民是聊城市广播电视总台的记者，从2009年开始拍摄郭刚堂寻子的纪录片。

拍片子的那两年，张富民也总感觉“好像快了”，当时他最常跟郭刚堂说的一句话就是“老弟，就快找到了，不会太久”。今年7月，张富民来北京报道公安部发布会，出发之前他又把当年的纪录片找出来看了一遍。当看到郭刚堂坐在昏暗狭小的招待所房间里重复着那句“总是差一点”时，他落泪了。彼时的他们都没想到这个“差一点”竟是又一个12年。

而彭三源导演的到访，又一次点燃了郭刚堂的希望。2015年3月，以郭刚堂为原型的电影《失孤》上映。上映当天他去了影院，还没等扮演自己的刘德华开口，他的眼泪哗地就流了下来。怕影响其他观众，他从座位离开坐到侧面通道的台阶上，不敢哭出声，他就咬着手指，把脸埋进膝盖。电影散场时灯光亮起，他发现手指肚被咬变形了。

（郭振找到后电影《失孤》官方账号发布最新海报）

《失孤》上映后，郭刚堂成了媒体关注的焦点，最多的时候有16家媒体同时来聊城采访。郭刚堂全心配合着媒体的所有要求，他需要媒体的力量，他心想说不定郭振看到报道以后就自己回来了。

可是等啊等，还是没有郭振的消息。

“那些年我老在想，明明什么方法都试了，怎么还是找不到呢？”这种“失望—希望—又失望”的死循环是郭刚堂夫妻俩过去多年的常态。郭刚堂原本是个急脾气，却在这趟苦闷的旅程中被磨得没了棱角，“就像沙滩上的小石头”。他的恨意也在一点点消退，跟别人介绍自己时总要先强调“我不是一定要把孩子带走，只是想确定他在哪儿，是不是还好好的”。

这些年，哪里有热度，郭刚堂就往哪里跑。今年3月，他找到在网络上走红的“拉面哥”，去他家里一起直播，请他帮忙找郭振。但依旧没有收获。

（郭刚堂在拉面哥家一起直播）

心烦的时候，郭刚堂喜欢一个人在环城湖边坐着，最久的一次从早上5点坐到晚上9点，他不想把坏情绪带回家中。“在每个明天到来以前，我都会对自己说‘也许明天，郭振就回来了’，但这个明天一直没有来。”

团圆之后

好在郭刚堂终于等来了这个“明天”。今年7月，电影《失孤》的原型找到了被拐24年的儿子，一场隆重的认亲仪式在网络上刷屏。

人们感叹一个父亲漫长的寻子路终于有了圆满的结局，又遗憾于这个结局似乎没有达到“最圆满”的程度——郭振决定留在养父母身边，郭刚堂也不打算追究养家责任。一时间，相关新闻的评论里随处可见对郭振的指责，甚至有网红跑到疑似郭振养父母家直播。

形势愈演愈烈之际，郭刚堂挡在孩子前面，发声支持郭振的选择，接着就“消失”了。他拒绝了所有媒体的采访，社交媒体也停止更新，为了躲避守在小区门口的记者和网红，他连篮球也不敢打了。他小心保护着郭振的一切私人信息，用沉默等待着热度的散去。

郭刚堂想不通，明明郭振才是第一受害者，怎么竟然还会有人对他横加指责？“过去这么多年孩子有他自己的生活轨迹，他又不是一个机器零件，直接从一个地方拿到另一个地方，照样可以正常运作。”郭刚堂皱起眉头，挺直后背，用手指敲打着桌面，声音突然高了起来，“他们根本不知道我们想要的到底是什么。”

（郭刚堂还留着当年骑行的夹克、水壶和寻子旗央视网记者王静远摄）

郭刚堂的朋友申军良，一个同样丢了孩子的父亲，他比普通网友更能理解郭刚堂，“作为被拐孩子的父母，我们最怕的是孩子过得不好”。申军良是“梅姨案”中被拐孩子申聪的父亲，他曾独自离家寻找儿子15年，2020年3月，申军良和妻子从济南出发，驱车近两千公里到达广州，将申聪接回了家。

和申军良想象中的认亲现场不同，申聪看到他和妻子的那一刻，突然犹豫了，眼里噙着泪，小步子往后退着，双腿还在颤抖，一直嘟囔着“我要找哥哥，我要找姐姐”——警方将申聪从养家解救出来后，特意安排了两位最年轻的工作人员照顾他。

申军良心里难受，他在外面找了申聪15年，被抢劫、被恐吓，甚至一度想自杀，但儿子看到自己后竟然会如此陌生、无助和恐惧，“甚至不敢接近我们”。

也是在那一刻，这位父亲才意识到，找到孩子后，孩子和亲生父母所要面临的挑战其实更复杂，如果处置不当，很有可能形成二次伤害。申军良曾见过有的孩子找到后，把生父母的联系方式都拉黑了，“那些横亘在家庭中的裂痕，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认亲仪式就可以消除的”。

申聪回家后的一年里，申军良和妻子竭尽全力地想要弥补他，甚至有些时候忽视了两个小儿子。申军良是山东人，一家子都喜欢吃面食，但为了迁就申聪的“广东胃”，家里几乎顿顿都是米饭，吃了两个多月的米饭后，两个小儿子跟他说“真的快坚持不住了”。

申聪每隔一两周就会和养家联系，每次看到那边打来电话或者视频，申军良就会从申聪的房间里出去，把门带上。申聪是养奶奶带大的，跟老人家有感情，有一次申聪跟他说要努力赚钱，以后每个月给养奶奶寄2000块钱生活费，申军良笑着回复“好，爸爸支持你”，但他的心里酸酸的，“毕竟他们是买家”。

孩子没找到时，申军良一家恨不得把人贩子和买家“一刀一刀地削”，但申聪真的回来了，夫妻俩又担心如果把养家告进去，孩子得多难受，最终他们放弃了起诉申聪养父母。申聪找到后，申军良为了孩子户口和上学转学籍的事情与养家联系过，当时他心中已经没有之前那么恨，“只是吃醋，他们霸占了本来属于我们的，陪着儿子成长的童年时光”。

一年过去，申聪和家人越来越亲近，申军良还记得他刚回来时的小心翼翼，“像个不怎么走动的亲戚”。但申军良也发现，和儿子之间缺失的15年陪伴，是以后再多努力都难以弥补的。在面对申聪时，他就是无法做到像对老二老三那样“自然”，申聪如果犯了错，他总要思考很久该如何组织语言，才能不伤害申聪的自尊心，“但是我对老二老三就不会这样”。

2016年年底，申军良在广东增城挨家挨户发寻人启事，又一次无功而返后，他去聊城见了郭刚堂。在郭刚堂家附近的饭店，两个失意的父亲聊着到底还有哪些没想到的方法，那顿饭吃的是水饺，两个人说说停停，吃了快2个小时。

2020年3月，申聪找到的那天，郭刚堂给申军良打了电话祝贺他，那时的申军良终于回归了家庭，但郭刚堂还在路上。今年郭振找到了，郭刚堂也经历着申军良此前的“无奈和妥协”，“不是简单地说你找到了就是圆满，未必。只要孩子舒服，不管他选哪一方，我们认了”。

（郭刚堂在环城湖边央视网记者王静远摄）

面对如今前来采访的媒体，郭刚堂要先约法三章：不能去家里、不能采访家人、不能问郭振的具体信息。有网友说他是“二次失孤”，他知道大家是心疼自己，但他更害怕舆论会让这份失而复得的亲情再次疏远，“这才是真正的生离死别”。他只是一个想保护孩子的父亲，“应该是让我们一家人自舔伤口，逐渐修复这份骨肉亲情”。

郭刚堂和妻子对如今的生活感到很满足，他觉得“老天待我不薄”，至少现在想郭振的时候就能跟他聊天、视频，郭振隔段时间也会回家里看看老人。就像妻子说的，“孩子找到了，以后就剩高兴的事儿了”。

找答案的人

郭刚堂的两个微信号里一共有9000多个好友，除了寻亲者，找牛的、找马的、找小三的、丢三轮车的、上吊自杀的，什么人都来找他。曾有一度郭刚堂觉得自己像个大垃圾场，但后来他发现这些人都是来“找答案的”，都是想有个人能听自己说说话、帮忙出出主意，“我这24年，又何尝不是为了找一个答案？”

曾经有个寻亲者对郭刚堂说，“我希望你找到，又不希望你找到”。他们都怕郭刚堂找到自己的孩子后，就不再帮大家伙寻亲了。但郭刚堂不忍心撇下这些难兄难弟不管，总觉得不太厚道。

（笔记本里记录着郭刚堂骑行路上收到的祝福央视网记者王静远摄）

时至今日，他依然清楚记得多年前的那个夜晚。那天晚上10点多，他骑到贵州都匀红果镇，摩托车灯坏了，大山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那是一条盘旋公路，没有路灯，所以对面一来车，他就得停下等着。就这么走走停停，过了很久，他发现后面有两束光一直跟着自己，他快光也快，他慢光也慢，回头一看是辆小汽车。随后有个30岁左右的小伙子从车上下来，对他说，“我看到你的摩托车灯不亮了，我跟着你是想给你照亮”，听到这话，他的眼泪唰地就下来了。后来，这个小伙子一路把他护送到镇上，陪他去修车铺换了车灯，还请他吃了晚饭。

寻找郭振这一路，郭刚堂没少受难，“但每当我纠结、抱怨、不平衡，甚至想自杀的时候，这两束光一直暖到我”。他觉得那些在路上帮助过自己的人，有可能这辈子只能见这一面，而回报这些善意最好的方式，就是成为在背后为他人照亮的人。这也正是他一直在做的事。

最近几年，郭刚堂都在忙着开发一款AI寻亲软件，他曾跑遍北京、深圳等多个城市，去拜访国内顶尖的互联网技术公司，希望通过平台融合社会各界的力量来帮助寻亲群体。他也常在短视频平台做寻人直播，观看量能达到几十万，“如果我不发声，那谁还能做成这个事？换作是你，你是会停掉还是继续做？”

（郭刚堂协会开发的寻亲软件央视网记者王静远摄）

这些年他一门心思全扑在寻亲上，变成了大家的郭刚堂，而成为符号往往意味着“小家”的退让。前段时间，郭刚堂的母亲做了个手术，有天晚上他在给母亲洗脚时，才发现母亲的脚趾在多年前已经全部变形了，“惭愧得不知说些什么”。

妻子自虐式的节俭生活同样刺激着他。80多万元的外债压着，全家人的经济来源只有妻子帮别人带孩子不到3000元的月工资和杯水车薪的房租收入，而他非但没挣到钱，为了开发软件还自己搭了钱，“虽然起码的生存没问题，但我也想让我父母吃点好的，想让我孩子妈妈穿件好点的衣服”。

采访当天刚好是今年电商节首日，两位头部主播当晚直播总销售额近70亿，听到这个数字后郭刚堂一脸吃惊，反复念叨“到底卖什么能挣这么多钱”。之前有朋友建议他搞直播带货，把流量变现，但他一直迈不出这一步，“我觉得这就像我在用这件事儿（寻亲）去赚钱，心里总有点不舒服”。10月中旬，他去了一趟上海，想开个馒头店，但是调研后发现当地馒头卖得并不好。

郭刚堂正在慢慢地做减法，他希望能尽快回归生活，挣点钱让家里殷实起来。但现阶段寻亲工作依然占据着他大部分时间，在找到合适的技术公司之前，他还不能放手，“我才50岁，我赚钱过日子的事，还有大把时间，但这些寻亲家庭真的不能再等了。我等了24年，不能让他们等的时间比我还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