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我的好友、央视资深摄影师、原中文国际频道综合部主任王有才发给我几张老照片。一张是毛主席的，还有两张是1977年八一厂和央视军事组的记者在辽宁拍摄雷锋纪录片中军民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工作照。
从当年记者拍摄的图片上可以看到，他们拍摄不是用的摄像机，而是用的摄影机。上图后面一个是35毫米阿莱摄影机，前面一个是16毫米阿莱摄影机，都是当时的西德进口货（摄影机拍摄是用胶带，后期要先洗印再制作成拷贝，成本比较高。而摄像机是用磁带，可以直接编辑，成本较之胶带要低得多）。
王有才回忆说，图片中后边拿35毫米摄影机的是八一厂的一位摄影师，名子记不得了。前面拿摄影机的是中央电视台军事组记者杨宪文，举反光板的是后来成为中央电视台军事部主任的周居方，他当时是军事组副组长。
据王有才介绍，新中国最早的电视台是1958年成立的北京电视台，它是中央电视台的前身。当时得到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关怀，毛主席还亲笔为北京电视台题字。
毛主席早在新中国成立不久的1954年，就指示说“我们也要办电视”。在首都北京，一次参观日本产品展览时，毛主席在一台电视摄像机（大座机）前仔细的听取日本技师的讲解，并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
据王有才回忆，在北京电视台建台后的二十年中，电视台只在演播室有摄像机（大座机），外出拍摄全是便携式电影摄像机，主要用的就是阿莱和宝莱。阿莱是西德的，宝莱是瑞士的，还有法国的埃克拉，价格也最高。到了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有了国产的摄影机长城牌和红旗牌。同时，国外便携式的摄像机（摄录分体）也开始传入我国，并很快装备专业电视队伍。1983年左右开始不断的普及，1990年前后基本极少再用摄影机。
那么问题来了，既然最早的新闻拍摄是用胶带的摄影机，它是怎么实现在电视台制作播出的呢？说出来让现代人都觉着有点儿可笑。据王有才回忆，当时的新闻是先制作出电影拷贝，在演播室有一个银幕，用电影放映机放着，再用演播室的摄像座机拍摄，然后转播出去的。你听了这样的传奇故事，是不是觉得太可笑了，但当时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好在这种最笨的办法很快就过去了，后来很快实现了胶转磁（影像先由胶带转到磁带）事情就好办的多了。
说到电视台早期用摄影机拍新闻，我还想起来一个场景。记得是1980年我在泰安县报当记者，泰安县举行了一个公审大会，在青年路泰山剧院。公审的是当时很轰动的一个虐待父母的崔姓犯人（泰安县祝阳公社横岭大队崔兴安夫妇不堪儿子虐待自缢身亡）。山东电视台有位记者也前来采访拍摄，我记得很清楚，他拿出一个测光表在那个犯人的头上测了一下光（犯人在台上跪着），用的是国产的红旗牌摄影机，拍的时候哗哗的响，吸引了现场很多人的目光，感觉特有气场！
王有才祖籍是山东曲阜，早年他爸爸跟爷爷闯关东到了东北。王有才1955年3月6日出生在黑龙江集贤县（奶奶没离开过在山东，现在还有本家哥哥在曲阜）。王有才1974年上了北京广播学院，是广院恢复后第一批工农兵学员，在新闻系电视摄影专业，1976年12月分配到北京电视台（中央电视台前身，1978年更名为中央电视台）。
王有才初到电视台是在新闻部军事组工作，拍摄的第一部电视专题短片《雷锋之家》，影片播出后得到总政有关领导的表扬。当时副台长孟启予审看《雷锋之家》时说王有才这小同志拍的好。《雷锋之家》表现的是北京卫戍区十六团三连八里桥哨所战士常年为在此进城上班的群众换乘公交义务存车修车（自行车）的事迹，多少年如一日，被人们称为雷锋之家哨所。谈及此事王有才说当时编辑《雷锋之家》是在军事组编导刘效礼老师指导下编辑和撰稿的，是刘效礼老师对后期精心编辑的结果。有意思的是没几天王有才又跟随周居方、杨宪文俩位老师到了沈阳军区雷锋团采访，见到了雷锋班第九任班长祝星发和雷锋辅导的学生孙桂琴及何文鲁，这些都给王有才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以后由于工作原因王有才常有随刘效礼老师一块外出拍摄采访的学习机会。刘效礼编导后来担任了军事部的主任并晋升为将军，他是军内外非常著名的电视人。盂启予副台长曾任延安新华广播电台、陕北新华广播电台播音员。
王有才在新闻部军事组穿了三年军装（但不是入伍），总政发军装，到部队采访时时穿，由总政和电视台双层领导。1979后军委批准央视、央广、新华社军事组的人员重新入伍正式归总政建制。多数人原来就是从部队选调来的，但大家可以自愿选择留下和调转地方。王有才是选择离开的几个人之一，转到了电视台国际部（对外部）。
这台宝莱克斯是中央电视台老时政记者宋朝彦拍过毛泽东等国家领导人摄影机，后来王有才接着用了。1991年前后又有同事用来拍摄了《丁肇中》和《驼峰航线》纪录片。
说起摄影机，还有一段央视老时政记者宋朝彦（已故）回忆周总理的佳话。一次宋朝彦拍摄周总理接待外宾，在厅外的平台上架好摄影机，一会儿周总理和新华社、新影的几位记者从厅里走出来，大家围着周总理说话。宋朝彦回忆道：周总理看着我，突然对我抱着的摄影机产生了兴趣。他问我：“以前你用大的，怎么现在换了个小的了”。我说：“原来的那个是民主德国产的（AK—16型），质量不怎么样，经常出故障，现在用的这个是新装备的瑞士产品”。总理用右手掂了掂摄影机问我有多重，我说没有称过，不知道。总理笑着对我说：“你一个小伙子用个小的，她一个女同志（指新影的舒世俊）用一个大的，这太不公平了”。就在总理掂量我的摄影机的时候，新华社的吕厚民为他们拍下了这张非常珍贵的照片。
我与王有才相识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我当时在泰安电视台担任国际部主任，外宣重要的任务就是对上供稿。央视1991年创办了一个新闻栏目《中国报道》（吴明训是组长，王有才是副组长，两位都是山东老乡）。这个栏目的创立为我们地方台对上供稿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那个阶段我们向《中国报道》送了不少片子，这些片子都属于短平快的新闻专题，五六分钟一个，为宣传泰安和泰山发挥了不小的作用。
王有才从1976年进入央视，在新闻报道的第一线磨练成长。从最早的新闻部军事记者到后来央视对外部《中国报道》栏目制片人、12集大型系列片《香港沧桑》总摄影、总编导，120集系列专题片《到西部去》总制片人、海外中心编辑部副主任、中文国际频道综合部主任直至退休。他参加制作的作品曾荣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全国电视“金鹰奖”、全国对外电视节目一等奖、国家政府特等奖、国际亚广联电视作品评优展播和战地采访获得三等功一次。
2021.6.20日，我去北京看望孩子，应邀见到了多年没见面的王有才弟，看上去有才主任略显瘦了点，无情的岁月也让他变老了些，但依然很精神。有才主任还请到了央视四套的几位老朋友，他们也都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到的央视，都是那个时代的广电见证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