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过后，又得翻箱倒柜地倒腾，每年一次的“换季”是惯例。
打开一只樟木箱，余光中突然撞见了箱子底下的一抹绿。啊呀，我竟然跟这件绿色的凡立丁丝棉袄久违了。对衣物的“断舍离”，我从没间断过，这件“老古董”怎么没处理？自然是不舍得！
丝棉袄是用母亲的旗袍改制而成的，而成就它的是上门裁缝。平心而论，上海女人能在任何有限的环境中制造出一种“讲究”的体面，请裁缝上门做衣裳便是一例：衣服不需要高级，但一定得整洁合身。只有得体了，人才有精神，才不被人看轻。
上世纪70年代是个物资匮乏的年代，布料和棉花都需要凭票供应，主妇们必须将平时买的面料积攒起来后请裁缝上门。我妈是不认识上门裁缝的，但弄堂里的邻居有路道，无非是亲戚或小姐妹介绍熟悉的同乡过来。预约的时间不能早也不能晚，必须在农历十月过后，因为师傅们要等秋收结束后才能安心进城做生活。这个时间点对上海人家也特别合适，上海人讲面子，不管大人小孩春节出客不穿得山青水绿哪儿行？全家人过年的新衣裳都在裁缝的手里啦。
于是十月刚到，邻居就会上门串联请裁缝的日子。一条弄堂里只要有四五家预约，那他就不虚此行了。做新装、旧改新，少则一周，多则十天半月，放进口袋里的是净收入，春节前腰包鼓鼓地回到乡下，用现在的话叫“双赢”。虽然那时有缝纫机的人家不多，但不用急，邻居早已统筹好了。比如我家有缝纫机，但没有操作台，可以互通有无。等到裁缝来时，房间里已架起了台板，熨斗就搁在台面上，旁边放台缝纫机，老裁缝脖子上挂根皮尺，制衣作坊像模像样地开张了。
印象中，我家请过三次裁缝，其他两次的记忆都有点淡，唯独一位来自泰州的裁缝印象深刻：他瘦弱，矮小，随身带一本上世纪70年代出版的《服装简易剪裁法》。这本教课书天天放在工作台上，却从未见他翻过，倒是我们这些女孩们老是翻找里面中意的款式，然后叽叽喳喳地讨论做这做那。
除了量尺寸需要和人交流，其余时间泰州师傅埋头做活，几乎不说话。我们叫他“老裁缝”，现在想来穿针引线、裁剪面料都无须戴老花镜的人哪里就老了？老裁缝每天早上8点准时报到，一直要干到晚上6点吃了晚饭才走。在他干活的日子里，我妈一日三餐换花样。可是老裁缝吃得很精细，一顿一碗饭。要知道在缺少油水的那些年里，只吃一碗饭的男子是少有的。我问妈，老裁缝为什么吃得那么少？我妈说，老裁缝整天坐着不活动，吃多了消化不了。
我想，我对老裁缝印象深，一定还因为那件绿色丝棉袄。我家人少，没有足够可以做棉袄罩衫春秋两用衫的布票，我妈就在有质量的旧衣服里动起了脑筋。她曾经拿一件压箱底的皮草让老裁缝改成大衣的内胆，但老裁缝摇头说，皮草不能用缝纫机踩，全靠手工缝合，没有一周的时间完成不了。言下之意费工钱，不合算。我妈又拿出那件绿色凡立丁旗袍和一件她已穿破了夹里的丝棉袄，要老裁缝合二为一，给我做件棉袄。老裁缝左右比划，量了又量，画了又画，料子就是不够。我们以为没希望了，他突然灵光一现，说可以不用开襟，做一件小立领的套装丝棉袄，既暖和又精神。
效果是显而易见的，这件棉袄成了“样板衣”，老裁缝功不可没，而我恨不得大年初一立刻就到，可以臭美了。
“老裁缝”们已在人们的记忆中渐行渐远，但他们在时间的针脚里为上海缝制成的这道风景线，至今让人回味。（章慧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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