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春，经过横须贺航空队试装后，三架九试中攻被分配给馆山航空队，投入实用训练。这批飞机大多装备老式液冷发动机，故障率较高，甚至发生了机毁人亡事故。但随着安装新式金星发动机的九六式陆攻一一型（G3M1）陆续服役，故障率减少，训练强度也逐步增加。
同年4月，在千叶县和鹿儿岛县成立了木更津和鹿屋两个航空队，这两处就是日本海军最初的陆攻队专用基地。其中木更津的首任队长就是海军航空厂负责九试中攻项目的曾我义志少佐，而鹿屋的首任队长则是横须贺航空队负责九试中攻装备训练的新田慎一少佐。
成立之初的木更津航空队配备的飞机是九五式陆攻半队（常用4机、备用6机）、九六式陆攻一队（常用12机、备用6机）。而鹿屋航空队由于器材和人员缺乏，只能先装备了一队九五式舰载战斗机，聊以成形。
此前日本海军除了飞行艇外没有多少大型多发飞机，所以和机体、器材装备同步，还需要培训大量驾驶员、侦察员、电信员和空中机械师。但由于日本海军独特的精兵思想，陆攻队的人员配置相当奢侈，都是从舰载攻击机部队抽调的资历和技术过硬的骨干成员。按馆山航空队队长得猪治郎少佐要求，陆攻驾驶员应从具有1000小时（6—7年）飞行经验的舰攻飞行员中选拔。由此组成的陆攻队，机长全部是中尉以上的军官，非军官的驾驶员则是服役7—10年的兵曹长或一等飞行兵曹。
而另一方面，正是由于坚信九六式陆攻性能和机组人员技术水平的优秀，当时九六式陆攻的基本攻击单位是半队，即两个三机小队。这种小型编队固然是海上鱼雷攻击的战术需要，但也体现出日本海航的自大骄狂。据曾我少佐回忆，1936年4月航空本部教育部长大西泷治郎大佐来木更津航空队视察时，曾提出是否能够扩建基地，达到容纳60架中攻常驻的水平。当时一位航空本部的官员回答他，目前没有放置超过4队24架中攻的计划。然而一年后，木更津和鹿屋的40架九六式陆攻就在中国战场遭到惨重损失，后来为了补充损失费尽辛苦，正是当初自大所付出的代价。
当年9月，馆山航空队的九六式陆攻由队长得猪少佐指挥进行了从馆山至塞班岛的2600千米不着陆编队飞行，新式中攻在日本海军中声誉日隆。
就在这个时期，中日之间的关系愈发紧张。日本海军作为侵略的急先锋，在向中国沿海派遣军舰的同时，特别成立了第11航空队，装备九五式大攻4机，九六式中攻6机，分别由新田少佐和曾我少佐指挥。这支部队旋即进驻台北和屏东两个基地，时刻准备大打出手。随着局势缓和，第11航空队于11月16日解散。当时鹿屋航空队已装备了一队九六式陆攻，而大凑航空队也装备了半队。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日本海军立刻为扩大战争规模转入战时航空编制。仅仅4天后的7月11日，就成立了第一联合航空队（简称一联空），编入中国方向的第三舰队，由馆山航空队司令户塚道太郎大佐指挥。由于当时日本海军在中国大陆尚无航空基地，具有越洋轰炸能力的陆攻队就成为一联空的核心，包括木更津和鹿屋两个航空队。
当时木更津航空队有九六式陆攻常备机24架，鹿屋航空队有九六式陆攻常备机18架和九五式舰战常备机12架。7月30日，馆山航空队的陆攻队与木更津合流，而大凑航空队的陆攻队则并入鹿屋。从账面上算，木更津有两队共36架九六式陆攻，而鹿屋有一队半27架九六式陆攻。但实际可用兵力是木更津九五式大攻6架，九六式陆攻20架，鹿屋九六式陆攻18架。其中九五式大攻性能落后不宜实战，被留在木更津基地，后来转至朝鲜济州岛。也就是说当时一联空可用的陆攻兵力就是38架，这也是侵华战争初期日军可以调用的全部96式陆攻数量。
这批九六式陆攻的主力是一一型（G3M1），从二十二号机到五十五号机共生产了34架。这批飞机安装了带增压器的金星3型引擎，2000米高度功率为790马力，航速提高到348千米/小时。爬升到3000米高度需时6分47秒，性能比九试中攻又有了较大提高。其中一些早期生产的飞机还在使用木质四叶定距螺旋桨，而大多数飞机已装备全金属三叶可变距螺旋桨。在当时这些飞机就是日本海军装备的最现代化新锐机型。
司令部编成后，木更津航空队将进驻长崎县的大村基地，鹿屋航空队则将进入台北基地。要从平时的训练机制转为战时机制，除强化人员训练外，飞机也要加装各类作战设备。包括250千克和60千克炸弹的外部弹架、自卫机枪和弹药、每机两具轰炸瞄准具，长短波电台各三套以及美国费尔柴尔德的无线电导航罗盘等等。此时两队人员已感觉战争必然爆发，训练和改装、试飞等工作日以继夜进行，最终均于8月8日进驻前进基地。
一联空司令部随鹿屋航空队行动，户塚大佐搭乘飞行队长新田少佐的飞机一起到达台北。但就在此时海面出现了强台风并逐渐向北发展，在海上集结的航空母舰部队不得不进入大连港避风，因此整个作战向后推迟数天。
而当时日本方面的情报显示，至8月8日为止，中国空军在华中和华南的兵力部署如下：南京侦察机29架，战斗机100架；南昌轰炸机44架，战斗机56架；广德轰炸机16架，战斗机9架；句容战斗机24架。轰炸机种为意制萨伏亚、德制亨克尔、美制马丁、道格拉斯；战斗机种则为美制波音、寇蒂斯、意制布雷达等。总体上说来属于杂牌混编，性能上也多属二流，日本飞行员对此极为轻视。
【老枪注：我们都知道813淞沪会战的起因是8月9日发生的大山勇夫事件。随着外界资讯的涌入，不少人开始根据外来资料质疑该事件到底是日本人的蓄意挑衅还是一次乌龙事件。但从上文可以看出，七七事变之后日本海航的准备可以说是环环相扣，在大山事件的前一天，具有渡海轰炸能力的陆攻单位已经就位，而为此他们准备了接近一个月，这还不包括海上游动的第一航空战队龙骧和凤翔、第二航空战队加贺两个航母战队。到大山事件发生时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之势。所以在使用国外资料时必须谨慎，第一不要和敌人产生共情，第二在听其言的同时更要观其行，通过不同渠道的资料佐证判别正误。这些话和本文主体关联不大，但骨鲠在喉不吐不快，读者见谅。】
8月12日，日本第三舰队司令部向军令部报告：“上海四周の情勢は一触即発の危機に瀕せり”。这则电文被一联空截获，大村、台北两地的陆攻队即进入二十四小时待命状态，随时准备出击。
8月13日，中国空军驻南昌的第10、第19轰炸中队和驻吉安的第30轰炸中队收到了准备出击的命令。截获了这一情报的日本第三舰队准备进行先发制人的攻击，当日上午11时50分下达了14日先手轰炸的预令，任务目标是南京和南昌两地机场。然而此时960毫巴的强台风正在北上，驻大村的木更津航空队认为14日无法出动。第三舰队不得不深夜变更作战计划，将木更津航空队的任务延后到14日凌晨5时30分后根据气象变化再作决定。
14日上午11时左右，中国空军对上海日军发起先手进攻。按日方记录三架战斗机和若干架轰炸机轰炸了上海陆战队总部，另有五架轰炸机轰炸了停泊在吴淞海域的第八战队。11时20分三架轰炸机轰炸了第三舰队的旗舰出云号。当日共观察到约40架次中国飞机来袭，其中一架被出云号搭载的九〇式2号水上侦察机击落。
此时台风仍在向渤海湾方向发展，但第三舰队情急之下已无法顾及于此，决定立刻使用所有可用兵力攻击中国航空基地，当日清晨即已在台北松山基地待命的鹿屋航空队受命出发。14时50分，鹿屋航空队的18架可用九六式陆攻倾巢出击，飞行队长新田少佐指挥的9架飞机攻击杭州，飞行长浅野少佐指挥的9架飞机扑向广德。每架飞机挂载250千克炸弹1枚、60千克炸弹6枚，直线攻击距离约600千米。
当时台风余波还在持续，越往北天气越坏。台湾海峡上空云高约500米，进入大陆后，机群反复在云中穿行，最后编队分散成数个小队，甚至出现了单独飞行的单机。杭州攻击队于18时20分到达笕桥、乔司两个机场，广德攻击队则分散从低空突入广德机场。目标区风雨交加，视野很差，云高只有150—200米，难以进行瞄准。一些飞机不得不在高射炮火下重复进入轰炸航线。
令日本人极为惊讶的是，他们遭到了中国战斗机的强力反击。本来具有越洋攻击能力的中攻是日本人手上的一张王炸，在他们看来中国人是绝对想不到日本轰炸机群会在没有陆地基地的情况下出现的，必然可收奇袭之效。但事实给了他们当头一棒。
814笕桥空战的经过大家都很熟悉，在这里就不多做描述。当日中国空军英雄高志航、李桂丹、郑少愚等大显身手，获得了中国空军在抗战全面爆发后的第一次空战胜利。其后民国政府将每年8月14日定为空军节以志纪念。
按日方记录，杭州攻击队的两架飞机在到达目标前即脱离编队，此后失去联系，再未返回；轰炸笕桥的大串三等航空兵曹指挥的一架飞机被打中70余发，电台损坏，一个发动机停转，该机坚持返回基地后因无法修理而报废，后被送回东京向公众展示武功；袭击广德的一架飞机因为燃料箱被打穿，勉强返航时因燃料用尽在基隆港外迫降，因夜间无法组织救援人机俱沉。
也就是说九六式陆攻的第一次出击，18架飞机中4架全损，3个机组全军覆没。
当日晚，第三舰队司令长谷川清少将下令第二天鹿屋航空队攻击南昌，大村的木更津航空队轰炸南京。
根据日军情报，15日南京方向的中国空军兵力为第8中队战斗机9架，第4、5、16中队侦察机约30架；南昌方向则为第21、22、24、25、28中队战斗机约40架，第13中队侦察机7架及重轰炸机若干。
当天上午9时15分，木更津航空队的全部20架可用中攻从大村基地出发。大村距南京直线距离约960千米，按巡航速度大概要飞4个小时，返回基地为朝鲜济州岛。各机除满载燃料外还挂载了12枚60千克炸弹，处于超载状态。攻击队分成两个编队，分别由林田少佐和平本少佐带队。飞行长曾我少佐不参加攻击，在攻击队离开后立刻和木更津航空队司令竹中龙造大佐一起乘坐八试特侦飞往济州岛等待攻击队的消息。
当日正午，台风中心气压为987毫巴，中心半径200千米内都是暴风雨，南京正在暴风圈内，而南昌附近也被波及。日本机群在东海中部就遭遇了恶劣天气，接近大陆后风力越来越大，云高越来越低，最后不得不分散成中队飞行。经过上海后，日本机群在苏州上空首先遭到约20架寇蒂斯霍克战斗机迎击。日机冲破拦截于14时50分到15时30分之间到达南京，对大校场和明故宫机场进行了200—500米高度低空轰炸，但比预定时间已经晚了约1个半小时。
在济州岛的竹中和曾我等了两个多小时没有收到任何一架飞机的消息。正在忐忑之时，电报回来了：“轰炸结束，二小队二号机起火坠落”、“与一号机分离，目前单机返航”、“空战中，三架敌机”诸如此类。电报不断发回，攻击队似乎发生了相当大的混乱，飞机上出现了死伤者，此外还有4架飞机一直没有应答。
日暮之时，飞机开始陆续着陆，每一架都被打得遍体弹痕。直到日落也只有13架返航，基地打开了跑道灯和进入角指示灯等待。此时又接到了第二天再次空袭南京的命令，着陆的飞机连夜进行抢修，否则明天根本没发出动。直到超过理论续航时间的20时之后，最后一架田中机才着陆，但没有联系上的4架飞机就再也没回来。
当天攻击报告称，大校场和明故宫的机库等设施起火，机库外的10余架飞机被炸毁，在空战中也击落了几架战斗机。然而事前计划好的轰炸队形、进入航线、预设目标以及轰炸后的照片拍摄计划统统作废。虽然曾我少佐在记事中对初战写下“铠袖一触”的豪言，但接下来就指出海军上下对陆攻性能过于自信以及对中国战斗机部队情报几乎一无所知，“我必须反省自己的重大认识不足和独断专行”云云。
虽然维修人员彻夜努力修理，但第二天能够出击的飞机只有9架。
同一天从台北出发攻击南昌的鹿屋航空队出动了全部14架飞机。当天海上天气尚可，但进入大陆后又遇上了低云和阵雨，于是编队再次分散。由于洪水改变了地形特征，花了很长时间寻找目标，最终只有8架飞机到达南昌机场上空。又有一架飞机在空战中被中国战斗机重创以至无法修复。
东京朝日晨报转发的日本海军部通报是这样的：
“（上海特电十五日发，海军武官室，下午六点半发表）
一、今天中午海军○○空袭部队冒着猛烈的恶劣天气，往返于中国海怒涛数千公里的海域，空袭风雨中的南昌并投下数十枚重爆弹，击破地面待机中的敌机数十架，全部平安返回。
二、下午我海军○○空袭部队，往返突破数千公里的中国海，空袭敌人的首都南京机场，造成巨大损失。
敌人通过无线电台发出SOS信号，向各地寻求支援。据情报显示，○○○惊慌失措，与首脑部门谋划迁都。另外，我们的飞机全部返回。”
这些话甚至当时就骗不了人，首先从陆地电台发出海事用的SOS呼救信号就够雷人的了，其次当时木更津队根本没返航，什么全部返回完全是昏话，更别说战果确认了。由此可见，日本军部并不是从中途岛战役开始撒谎，他们根本就是一直撒谎，撒谎成性。更为讽刺的是16日13时左右，7架中国轰炸机再袭上海，以日本海军的战报，这些轰炸机早该荡然无存了才是。
15日夜间，第三舰队司令部向一联空发来命令：“尽最大可能尽早出击，木更津空轰炸南京，鹿屋空轰炸句容和扬州。”
疲惫不堪的鹿屋航空队出动13架，其中6架攻击扬州，7架攻击句容。扬州攻击队分散成单机轰炸，一架陆攻被中国战斗机击落；而句容攻击队与中国战斗机主力遭遇，两架陆攻损失，其中包括队长新田慎一少佐的飞机。在我方记录中，新田的飞机是空中起火坠落，而日方记录为迫降后全员自杀。不过不管怎么说，鹿屋航空队飞行队长就这么挂了。
木更津航空队只有九架飞机出动，因为南京天气不好转为攻击苏州，没有受到损失。
就这样从8月14日开始仅交战3天后，鹿屋航空队损失了新田飞行队长以下5个机组，木更津航空队损失了4个机组，乘员战死65人。鹿屋航空队被击落5架，受伤无法修复3架，木更津航空队被击落5架。到8月17日，鹿屋航空队可用飞机为10架，木更津航空队为8架。一联空的司令户塚大佐在16日的战斗详报中写道：“就像当年对二〇三高地的强袭一样，我们怀着同样的心情，进行这种作战。”【老枪注：二〇三高地是日俄战争中俄军在旅顺的重要阵地，日军强攻此处死伤上万人。】
新锐陆攻部队的损失和机上人员伤亡明显超过了预计，连东京的军令部也坐不住了，派出航空本部教育部长大西泷治郎大佐进行现场调查。此人是航空主兵论者、战舰无用论者、战斗机无用论者、陆攻主力论者外加水平轰炸废止论者，在当时是支持陆攻的中坚人物。
大西到达济州岛的时候是8月20日，刚好当时一联空司令部接到了中国战斗机在扬州集中的情报，命令木更津航空队前往消灭，于是木更津组织了两个小队6架飞机的攻击队，于21日凌晨出击。
大西强烈要求同行观战，上了一小队的二号机，曾我少佐则上了作为指挥机的一号机，凌晨2时20分从济州岛基地出发。由于当夜无月且有薄雾，没能找到扬州机场，于是第一小队转向浦口，于6时15分轰炸了浦口机场，在这个过程中和第二小队失散。
接下来三架中国空军霍克战斗机冲入日军机群，一小队三号机被击落。大西乘坐的二号机被中国空军董明德一路追打，带着满身窟窿逃回基地。结果那天只有曾我和大西乘坐的两架飞机返航，整个第二小队全军覆没，出击的6架飞机损失了4架，可谓悲惨无比。
生死边缘走了一次的大西泷治郎大受打击，战斗机无用论也不提了，他表示“用陆攻狩猎战斗机根本是本末倒置的战术，必须对一联空司令部提出忠告。”
但是当军令部的特使赶到一联空司令部向户塚大佐提出减缓强袭的要求时，却得到强硬的回答“作战部队的指挥官不能作出这么消极的作战指导！”。这大概是由于此前的强袭命令都是第三舰队发出的，现在军令部直接对一联空发话有甩锅的嫌疑。
日本海军用无护航的九六式陆攻轰炸中国机场，试图以此歼灭中国战斗机部队，在现在看来是荒唐的举动，但在当时有其时代背景。
从1933年起，日本海军中开始出现战斗机无用论的观点，到35、36年间达到高潮。这种思路在军部高层、航空本部、横须贺航空队、轰炸机和攻击机驾驶员甚至陆军中都有支持者。包括前战斗机飞行员源田实、横须贺航空队副长兼教务主任大西泷治郎、战术教官三和义勇、分队长新田慎一、得猪治郎、小园安名等人都是这个论点的支持者。
这些人认为当时飞机趋向大型化和全金属化，大型的多发轰炸机会比战斗机飞得更快，战斗机难以拦截和追击；轰炸机群可以组成密集火网，有效阻止战斗机的进攻；当时的战斗机续航距离短，也无法对轰炸机进行掩护；全金属飞机与蒙布骨架飞机相比更不容易中弹起火；由于速度差异很小，战斗机只能在轰炸机后方追射，此时子弹的入射角度很小，如果入射角小于30度的话，机枪子弹会在轰炸机的硬铝蒙皮上弹飞。
九六式陆攻就是战斗机无用论者拿来说事的理想机型，这种飞机和日本海军的九五式舰载战斗机速度相差无几，在演练中发现九五式在预先占据优势高度的情况下也只有一次攻击机会，其后就再难追上，更老式的九〇式舰战更连机会都没有。
1936年12月4日在佐世保镇守府进行了防空演习，新田慎一少佐带领鹿屋航空队的九六式陆攻扮演进攻方，大村航空队以时速420千米/小时的新式九六式舰载战斗机扮演防御方。由于防御方警戒不足和通讯方面的问题，陆攻队奇袭成功，获得了单方面的胜利，战斗机部队甚至连一次进攻机会都没捞到。
事实如此，再加上源田、大西等人辩才无碍，战斗机无用论达到顶峰。日本攻击机和轰炸机乘员普遍认为，连最新式的九六式都没办法，中国空军那些破飞机能怎么样？
然而这个建立在沙盘上的理论一到真实战场上就被戳破了，战斗机的威力和潜在威慑远远超过预计。不但新田少佐一开战就送了命，馆山航空队的得猪少佐也在1938年4月26日单机轰炸汉口时被打死了。
首先硬铝板反弹机枪子弹一说就是异想天开，这个本来是拿几块铝制外板打几梭子子弹就能证明的事，当时偏偏没人去做。
而以速度摆脱战斗机的想法在世界范围内不是没有成功例子，当时苏联造的斯勃、二战时期英国的蚊式以及二战末期德国的Ar 234喷气轰炸机都是能硬甩战斗机的。但九六式陆攻虽然是日本航空工业的最高水平，其各型号最大速度却不过370千米，当时中国空军的霍克III、波音281、斗士以及稍后出现的苏制伊-15、伊-16战斗机的速度都能接近或者超过这个数字。如果中国战斗机能够提前占领优势高度，其俯冲速度甚至能达到500—600千米/小时，追上九六式陆攻毫无问题。
另外九六式陆攻的最大飞行速度是在外形光顺情况下测得的，实战中该机没有内部弹仓，外挂鱼雷或者炸弹后的飞行速度会降低50千米/小时，而如果放出三个伸缩式机枪塔，速度更进一步下降到280千米/小时左右。当满载弹药的九六式陆攻编队放下枪塔进入固定的轰炸航线时，中国战斗机即使在平飞中也很容易抓住它们。
当初为了官位问题选择的布局现在也开始反噬，九六式缺乏正向火力，前上方和前下方都是火力死角，中国战斗机从前半球发起的进攻屡屡得手。
在日本国内的演习更是如同儿戏，鹿屋航空队对佐世保基地了如指掌，借着远程警戒和通讯联络的问题打了对方一个措手不及。而在中国大陆上中国一方建立了大量对空观测点，并能通过有线电话与上级联系，日机从起飞开始就被连续监视，所以中国战斗机往往能提前起飞并占领优势高度。而且由于战场在本国领土，中国战斗机能够尽量轻载，攻击也更加果断大胆。
此外陆攻机由于对舰鱼雷攻击的需要，一直以三机小队为基本攻击单位组成的小编队活动，这也是损失较大的原因之一。
如此破绽百出的理论在当时竟然占了压倒优势，还用亲朋好友式的演习加以证明，无怪乎日本旧海军人员出身的研究者会在著述中评论为“朴素单纯到可笑的地步”。
虽然意识到了陆攻的局限性，但由于侵略战争的需要，陆攻队仍然必须在无护航的情况下继续出击。只是根据当时的经验，在中国战斗机集中地区采用薄暮或者月夜攻击的方法，但这两种方法存在轰炸精度不高，难以判断轰炸效果的缺点，并且如果长时间在目标区活动，仍然会遭到夜间起飞的战斗机攻击。
随着日军向中国内地推进，日本海军开始获得陆地基地，特别是9月份九六式战斗机开始部署后，陆攻机的出击条件有所改善。但此时陆攻队的目标进一步向中国内陆延伸，而九六式战斗机的护航距离只能达到400千米，因此根本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
九六式陆攻的型号也有了变化，先是生产了安装金星41/42发动机的二一型（G3M2），功率提升到950马力，时速增加到376千米/小时，飞行性能有了很大提高，但武器装备并无变化。
接着于1938年推出了强化武装的二二型（G3M2），这型飞机取消了机身后上方和后下方的伸缩式枪塔，在机背大型固定射击舱安装了一门20毫米炮，机身前上方安装一挺机枪，机身两侧采用半卵型射击舱，各安装一挺机枪，乘员也增加到7人。由于动力没有提高，重量和阻力增大，该机的飞行性能反而大幅下降。
即便如此，仍然难以对抗中国战斗机惯用的前上方和前下方迎头攻击，所以后来又不得不在九六式驾驶舱后方舷窗加装了两挺7.7毫米机枪，但由于发动机和螺旋桨的限制，射界并不好。
从1938年6月开始，在大陆专职作战的部队改为一队18架，包括两个中队，每个中队三个小队。而一个航空队的战术单位则改为1.5到2队，即三到四个中队。至1939年，日本海航所有飞行部队包括舰载机均改为一队18架。
1938年4月1日，高雄航空队在台湾成立，这是日本海军第三个专职陆攻基地。当时用于中国大陆的陆攻兵力为木更津航空队24架、鹿屋航空队24架、高雄航空队21架，第22航空队36架。其中第22航空队配属第二联合航空队（二联空）使用。此后九六式陆攻多于白天组成大编队进行强袭作战，通过编队集中火力抵抗战斗机，并以大范围投弹覆盖目标。
1939年11月4日，驻扎汉口基地的全部陆攻兵力共72架对成都太平寺机场进行了白昼强攻。此前苏联志愿航空队的德勃-3轰炸机曾于10月两次从太平寺机场出发空袭日据汉口机场，取得重大战果，日军此举即是为了消灭这一心腹大患。
此次轰炸的主力是二联空的骨干第13航空队，由一联空兵力进行加强。总指挥官是13航空队司令奥田喜久司大佐，第一编队为13航空队的四个中队36架，第二编队为木更津和鹿屋航空队各两个中队混编36架。
编队到达成都上空，第一编队开始轰炸时发现后下方约40架中国战斗机尾随，轰炸结束后立即爆发了空战【老枪注：当日我方第5、17、26、27、29中队约29架战斗机分两批参战】。奥田喜久司的总指挥机右翼根部起火，不久就在空中解体。当天共损失陆攻4架，但奥田机的驾驶员是飞行队长，也被一并报销，这对13航空队来说可谓是沉重打击。
13航空队在当时采用了新的编队空战法，组成编队的四个中队，如果遭到攻击。其中三个中队始终保持正规编队，另一个中队作为射击队游动支援被攻击的中队，以发挥集中火力的效果。虽然已进行了长期训练，但当天支援队根本来不及赶到前方，先头中队就已经被打残了。究其原因仍然是九六式陆攻没有机头正面枪座的缘故，以后这一幕还将在太平洋上以更大规模重演。
九六式陆攻的问题直到零式战斗机加入中国战场才算得到解决，零式战斗机的护航距离增加到800千米以上，可以提供全程护航。零式在中国战场一度猖獗到无机能制，此后日本陆攻队的白昼攻击变得相当容易。
据日本研究者的不完全统计，从1937年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九六式陆攻在中国战场上共损失了100余架，另有超过200架次飞机带伤返航。由于“越洋爆击”的说法过于有名，而九六式陆攻又对我国城市和和平居民投下大量炸弹的缘故，中国航空爱好者往往会对陆攻一词产生歧义，认为这是一种“对陆攻击”的飞机。但日本海军从没忘记陆上攻击机是一种以陆地为基地进行远海鱼雷攻击的飞机，它的主要作战目标始终是假想敌的战列舰。在九六式肆虐的同时，他们开始紧锣密鼓研制其后继机，那就是太平洋战争中有名的一式陆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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