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际岐参与校勘的聚珍本《两汉书刊误》。
《天工开物》上的井火煮盐图。
□ 王亚林
清嘉庆五年（1800年），弥渡进士谷际岐，时任礼科给事中，他强力推动的云南盐政改革得以在全滇实行，功载史册。
早在清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云南盐政实行官运官销，各府、州、县按户口多寡确定销盐额数，各地方官领回分发所属铺贩销售，此一制度运行日久，弊窦丛生。一是官府加额强卖，按丁摊盐，且掺和灰土，贪腐盛行，民怨沸腾。二是官商勾结，走私猖獗，私盐泛滥，腐败蔓延，国家赋税严重流失。在此情势之下，“库款日亏，官追日急，百姓穷苦已极”。虽然常有百姓诉之大吏，但是不仅出现大吏偏袒州县官员，而且“州县之昧良者深以士民为仇，追比愈急，或立毙于庭，或羁死于狱”。最终，百姓忍无可忍，至嘉庆二年（1797年）春，迤西酿成民变，“聚众抗官，殴毙差役，焚烧房屋”，史称“压盐政变”。
清嘉庆四年（1799年）初，谷际岐由福建道监察御史升任礼科给事中。此一职位，可以风闻言事，有直接呈奏皇帝的权利。他听说家乡大理府赵州弥渡发生“压盐政变”，自然有切肤之痛，遂采访入京滇人，采纳浪穹王芝成《盐法议》的观点，上《奏滇省盐法宜改以便民疏》，参奏云南盐政“官运官销”诸弊，揭露迤西“压盐之变”惨祸，主张革除“官运官销”旧章，施行“灶煎灶卖，民运民销”新法，“使诸弊之已革者永遵，未除者立止，但得上下相安，官民两便”。当时，虽然朝廷明令云南总督和巡抚采取有效措施解决问题，甚至把谷际岐的奏疏发给云南督抚阅看。然而，云贵总督富纲、云南巡抚江兰等官员不仅隐瞒不报“压盐政变”，还相互推诿，设置重重障碍，甚至讥讽谷际岐“边省人又复多嘴耶”，对谷际岐的奏疏置之不理，各级官吏依然如故。但谷际岐不惧阻力，连上奏章，强烈要求改革云南盐政。
嘉庆四年（1799年）五月，初彭龄接任云南巡抚，他为官清廉，疾恶如仇，对谷际岐连章疏请改革云南盐政之事早已熟闻。下车伊始，初彭龄就以盐政改革为题试士，广泛征求士人意见，安排专人深入调查研究，形成了内容翔实的报告。当此之际，云贵总督富纲迫于朝廷巨大压力，不得不和初彭龄达成一致意见，云南督抚一致认为：“滇省盐法，官运官销，积弊难返”，已经严重影响社会稳定，应改为“就井收课，听民自便”。朝廷批准后，先行试点，后在全省实行。
此次改革，官府控制生产、缉私、就井征课，按照各盐井的生产能力合理制定额盐，“无论商民皆许领票，运盐不拘何井，销盐不拘何地”“卖价听从民便”。故而，“吏胥”也不能再插手盐的生产和销售。官府控制运盐、销盐，并使侵没官盐、掺杂灰土、按户摊盐等不法行为得到杜绝，云南盐政积弊廓除一清。
滇省山高箐深，路途崎岖险峻，各种交通运输所需的马骡均取于民，各级长官吏胥经常因事无克制科派，甚至强行摊派运盐脚夫，盘剥繁巨，百姓深受其苦，颇有怨声。谷际岐深知，作为盐政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行盐派夫的弊端十分严重，必须革除，于是又上《奏滇省行盐派夫诸弊疏》，指出行盐派夫的各种积弊，建议永远禁止。他的建议得到采纳施行，“滇之民困得纾”。
这次云南盐政改革，对维护地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产生了深远影响。民国时期杨长兴著《云南盐务辑要》评价：“官、灶、商、民同称便利，相安无事者垂百有余年”。云南百姓对此次盐政改革欢呼支持，希望改革成果不因人而变，“惟望继此者守而勿替，滇之幸，乃国家之幸也！”民国年间，云南盐运使由云龙在《滇故琐录》中盛赞谷际岐：“此奏则扼滇盐之要，领惠于滇人者大也”。
（作者单位：弥渡县委宣传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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