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新，有碎钻，非常漂亮，包邮不讲价”，宋羽在二手交易平台上将自己的粉紫色钻石项链打六折出售。宋羽是一个26岁的北漂，她告诉南风窗记者，自己在疫情期间 “每天脑子里都在不停地想，想着怎样更省钱，想着还有什么东西可以卖。”
在国内最大的二手交易平台闲鱼上，每日都有人出售各式物品，但最近一个词条明显多了起来，“离开北京”。
“因离开北京，甩卖一次也没用过的健身卡”、“由于疫情原因离开北京，急售电子琴”、“准备离京返乡，免费送猫”。《南风窗》统计，在过去的一个月里，闲鱼上超过800个新增数据与离开北京有关。
卖掉这些东西就离开北京。选择离开的人原因各不相同，有人因为工作调动，有人因为伴侣，更多的人是在新冠疫情下陷入低迷，清空掉带不走的、不愿意带走的物件，向北京道别。
真正穷，顾不上精致2月1日，正月初八，回老家过年只待了八天，宋羽就赶回北京。当时，新冠疫情还在风口浪尖，她却相信，复工的日子即将来临。“回来还要隔离十四天，万一这期间幼儿园突然开学了怎么办？”
复学的日子，一拖就是三个多月。她的幼师同事们有的回北京后，又重回家乡等待开学。很多则在朋友圈里有了自己的副业，还有的已经转行，到社交平台做电商直播。
等待中的宋羽要坚持不住了。所在的民办幼儿园失去了学费这一主要收入来源之后，每个月发给教师的，只有1000元左右的薪资和600元的房屋补贴。
月收入腰斩，迫使她”脑子里每天都在不停想事情”，“怎么样可以更省钱”。疫情期间的四个月，她没买过一件新衣服和化妆品，这在过去不可思议。作为时下流行的“精致穷女孩”，这些年她的消费观一直都是——即使钱不多，人也要为了自己向往的生活和喜欢的东西变得精致。
“其实这能害人”，宋羽如今却这样评价“精致穷”。
疫情之后，她因为没有存款，对生活风险的抗压能力几乎为零。以致现在常反思自己，“当初应该不买它们，应该把钱攒起来”。
“把所有能卖的都卖了，”为了交上房租和还清花呗，2月底始，她开始在二手交易平台上卖东西。先是蔻驰、香奈儿等名牌包，再到新换滤芯的空气净化器，接着卖欧美大牌眼影盒和意大利鞋履品牌的千元礼券·····
两个月间，她陆续卖掉了很多“身外之物”。连平日她最心爱的、朋友送的生日礼物——香奈儿护手霜也被她挂上闲鱼，最后以300元的价格成交给另一位“精致”女孩。
“情况不允许我精致，还是好好生活吧，”她告诉自己。
可还是撑不住。即使比从前月开销减少近百分之八十，2000多元的房租依旧让她捉襟见肘。她有要坚持的原则：山穷水尽也不能向家里要。宋羽说，“工作多年未帮过他们太多，现在不能让他们知道我连自己也养活不了。”
为了凑房租，4月初，她到便利店打小时工，时薪17元，从上午7点上到中午11点，一个月能挣近2000元，下午她再回家继续上幼儿园的直播课。
在北京的第八年，这是宋羽第一次觉得要“承受不住了”，“无论是在身体还是心理上”。在过去，她一直认为这座城市代表希望和梦想。18岁从职业高中毕业，她只身一人来北京从事幼教业，从未想过离开。
“从前生活太丰富多彩了，快乐一天算一天，”宋羽形容。而现在的北京更像是梦，梦有要醒的一天。
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房东催租的信息。
4月30日，她给房东转账后，躺在床上看着手机屏幕上弹出的余额提醒短信，突然发现自己，“辛苦挣钱一个月，一分不剩。”就在那一刻，她感到“没有希望了，挣的钱都给房东了”。重新开始是她在现实下唯一的选择。
5月初，宋羽开始在闲鱼上甩卖出租屋内还算新的电器、家具、食物及舞蹈课的年卡，并在每条商品的介绍上打上“离开北京”的简介。她说，“岁月静好的时候买东西是开心的源泉，遇到事情，才懂得家人说的道理。”
“想哭却已经没有眼泪”离开北京，不是一个新鲜词。北京市统计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19年末北京市常住人口2153.6万人，比2018年减少0.6万人。其中自然增长人口数量达5.66万。换句话说，北京市在过去一年里净流出6.26万人。
今年受疫情影响，北上广等超一线城市，GDP全部同比下降超过6个百分点，工业、投资、消费，包括房地产成交率也几乎全部同比下降。更多的“后浪”选择流出北京，不是意料之外的事情。
与宋羽一样，在北京呆了8年的深圳人墨墨也打算离京。
墨墨是一家2018年底成立的艺术培训机构创始人。受疫情影响，该机构四个月未能开学授课，培训场地月租3万，教师工资2万多，自住房租4000元···都是他每月需支付的成本。月底要交租金和付员工薪水时，是他最脆弱的时候，“像是在扔钱，心在滴血。”
5月初，等待了近四个月的复工通知无望后，他认为“基本上不太可能了”，打算再等最后一个月，再不复课就遣散员工离京，及时止损。
他还没有将即将放手不做的想法告诉员工，却将放在出租屋里自用的雅马哈牌钢琴摆上了闲鱼。原价7000多元、七成新的钢琴最终以2800元的出售给了位“爽快的买家”，现在只差“货拉拉上门拉走”，相当于是“贱卖”。
“我已经没有什么不能舍弃的了，以前还会放不下在北京积累多年的资源与人脉，现在一切都无所谓了。”他说。
2012年到北京市某高校钢琴系上学，从读书始，墨墨就到校外机构做钢琴助教，随后升任老师，毕业后当上了店长，两年后“出来单干”。
“学音乐的，都会想红，想在圈子里小有名气，”这是他留在北京的初心。2019年底，他感受到自己的培训机构要“起飞了”，旗下授课学员增到了100位，“年后打算大干一场！”
而疫情给一切按下暂停键。原本很有前途的培训机构，现在随时可能资金链断裂。残酷的现实让他在过去四个月里情绪崩溃了很多次，“想死”的心都有了。看着过去的积蓄累月递减，他只能“每天吃了睡睡了吃，打游戏，偶尔弹弹琴”，其他的“什么也不会做”。
“现在还没到最后一刻，也许奇迹就发生了呢，” 他曾多次这样告诉自己。
5月13日，期盼已久的北京市复课的通知终于来临。通知显示，北京市中小学生最早可于6月1日复课。不过，该通知最后提及，校外培训机构复学时间另行通知。
即使奇迹发生，6月培训机构能顺利复课，墨墨依然下定决心，“再撑两三年就回深圳”。回老家之后，他可能会去考公务员，“陪伴家人是最重要的”。
今年4月，墨墨在深圳的奶奶因病去世。正月初七就回京的他没有见到至亲的最后一面，深受打击的同时，他却发现自己内心麻木到“想哭却已经没有眼泪了。”
又一朵后浪离开北京5月10日，河北邢台青年张少川在闲鱼账号上新了8个物件。从烤面包机到情侣枕头，这些商品是他“又一朵后浪离开北京”的标志。
他还打算将养了一年的猫转让出去，“不是因为不好带，而是他只属于北京。”
张少川觉得自己不属于北京，他打定了主意要“净身”离开，就像当初什么也没带就来了。
2018年，他辞掉了家乡县城国企的工作，接受了一家北京某新媒体的offer。大学一毕业就回小县城工作，他多少有点不甘，有了这份工作，他立刻来了北京，“即使它只给我2000元月薪，我也要来。”“我想做有影响力的青年，用文字养活自己！”
张少川在北京工作得不错，一个有着几十万粉丝的微信公众号，运营、内容、涨粉最后均由他一个人负责。但是繁重的工作任务，让他一周七天都只能呆在逼仄的出租屋内，周末也在准备要发送的内容。
北京这么大，可是张少川的活动范围甚至不如他当初在县城时来的大，“很讽刺是吧？
呆久了，他开始觉得自己过上了一种“双脚离地”的生活。他每天在公众号上写东西，“我关心风，关心蝴蝶，我关心国家大事，关心爱情。”但是实际上，他关心的都只是工作，而没有生活。
这样的感受一到过年回家时尤为明显。认真工作一年，他总认为自己进步了很多，但一接触到家人和朋友，他发现自己格格不入，“他们只关心酒关心烟，关心你谈婚论嫁的对象。”张少川在北京没有获得成就感，在老家也没有归属感。
回家，可能是悬挂在每个北漂头顶上的一把剑。2020年的疫情，加速了张少川的回归。
在家远程办公了四个月，他在网络上见证了2020年初各国发生的生离死别。而老家稳定的一日三餐、家人陪伴，让他反思，自己一个人在北京过得多么没个人样。而此前家人一直提起的，“安安稳稳地生活，比如说当中学老师”，挺好的。而在此之前，中学老师是他曾经最讨厌的工作
“这不是对生活的妥协，真实的人间就是这个样子，我们需要去了解他，学习它”，他说。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廉思形容，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让当代青年成了“战疫一代”，更是对青年价值观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中，90.1%的受访青年表示，“疫情期间，我更加理解父辈们的思想观念”，新冠疫情让代际间价值观的隔阂有所缩小。
“我就是想回家了”，张少川说，“想去感受真实的人间了。”
在疫情期间最困难的时候，墨墨在单曲循环一首歌，歌词里唱到的”茶包渗入家里，村舍候鸟歌唱，吃妈妈一片姜，有爸爸讲理想。”他现在觉得那就是最理想的生活。
（部分受访者采用化名）
作者 | 朱秋雨
排版 | 阿丽菜
南风窗新媒体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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