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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锦鸿

【编者按】创设于1924的东方图书馆，是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资料室为基础演变而成的公共图书馆。其规模之大、藏书之丰、珍本之多，使其曾享有“东亚闻名文化宝库”“亚洲第一图书馆”的美誉。

1932年1月29日上午，日军轰炸机突袭上海，向商务印书馆所在区域连续投弹，将其印刷厂、编译所、东方图书馆等设施全数炸毁。“东方图书馆中的涵芬楼，连同它所庋藏的所有善本珍籍，尽付劫灰，其损失非金钱所能计，实为世界文化史上莫大浩劫。”(《申报》1934年2月6日)

它的前世今生和它的藏书一起，永远是爱书人关注的话题。在作家叶锦鸿最新作品《消失的图书馆》中，就为读者详述了这座图书馆诞生、变迁和遭受劫难的历史。

经出版社授权，摘录书中相关片段，广大爱书人一起了解前辈文化人在动荡中的坎坷经历和对守护文化倾注的真挚与热爱。

《消失的图书馆》，叶锦鸿著，启真馆｜浙江大学出版社，2021年12月

东方图书馆的成立和焚毁

有关东方图书馆成立的因由，张元济（编注：商务印书馆董事长，中国出版业巨擘）本人并没有做过太多的解释，仅在两篇文字中约略提及：一是他在1926年3月的《东方图书馆概况》中写道:“光绪戊戌政变，余被谪南旋，侨寓沪渎，主南洋公学译书院，得识夏君粹方于商务印图书馆。继以院费短绌，无可展开，即舍去。夏君招余入馆任编译，余与约: ‘吾辈当以扶助教育为己任。’夏君诺之。”二是他于 1926年4月26日致商务印书馆董事会的辞呈中说:“昔年元济罢官南旋，羁栖沪上，获与粹翁订交，意气相合，遂投身于商务印书馆。”

1922年，商务印书馆成立图书馆委员会，以14万元购入马路对面一处空地，建造了一座五层高大楼，定名东方图书馆。到了1924年议定图书馆办事章程，委任当时的编译所所长王云五兼任馆长。

东方图书馆全景

图书馆大楼于1924年建成，那时上海宝山路两旁，商务印书总馆与东方图书馆“两厢对峙”。商务印书总馆有80余亩厂区、4座印刷厂，厂房之间有宽阔的水泥路相通。东方图书馆在当时是上海华界的最高建筑，是那个时代上海标志性的文化建筑。同年4月，印度文豪泰戈尔在诗人徐志摩的陪同下，出席郑振铎、戈公振、刘海粟等人在北京路功德林素菜馆为他举行的欢迎晚宴。

1926年5月2日，东方图书馆正式对社会公众开放。商务印书馆举行了隆重的开幕式，据次日的《申报》报道，当时 “车水马龙，均为参观而来，人数达千余以上，内并有西人数人”。 5月3日起每天下午2点到5点、晚上6点半到9点半为公开阅览时间，为大众提供方便。不久，编译所也迁入其中，门口并列“东方图书馆”“商务印书馆同人俱乐部”“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三块招牌。

开馆当天统计馆藏总数为古籍79713册，包括:古籍4万册；地方志2641种(共 2.5万册)；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整套“本版图书”; 15世纪前的西洋古籍;多套完整的中外期刊，如《时报》《大公报》《新民丛报》，以及荷兰的《通报》 (T’ung Bao)、《中国丛报》(Chinese Repository）等。

《中国丛报》(Chinese Repository）卷一，wiki图

东方图书馆馆藏图书迅速递增，全因董事会每年拨款5万元用于购买图书和日常开支。馆长王云五把图书馆的书分为两部分:珍本善本和一般中外图书，前者供内部使用，后者对外阅览。一楼为商务出版物陈列; 二楼为阅览室，陈列中西图书两万余种，供读者自行取阅；三楼仍命名为涵芬楼，专门收藏善本古籍；四楼和五楼为书刊库房。

王云五

1927年，东方图书馆一度被军阀占据，商务印书馆工人400余人参加了武装起义。在这样的紧张形势下，张元济非常担忧涵芬楼所藏古籍图书的命运，为了保护好这批费尽辛苦搜集到的先民撰述，他在涵芬楼所藏众多善本中又选出500余种(5300余册)“好书”，存放于租界金城银行地下保险库内。

1932年1月28日，中国军队奋起抵抗日军对上海闸北的进攻，日军出动20多架飞机狂轰滥炸闸北区，商务印书馆多处中弹后着火，印刷机械全部烧毁。2月1日，当时被誉为“中国最大之私人图书馆”(《申报》1926年5月1日)的东方图书馆也“悉数被焚，殊为痛惜” (《北平晨报》1932年3月17日)。

据《粤园笔记》记载:

是役也，凡毁中文书籍二十六万八千册，宋版一百二十九部，元版一百七十九部，明版一千四百四十九部，清版一百三十八部，抄本一千四百六十册，批校本二百八十八册，乃搜罗会稽徐氏、长州蒋氏、太仓顾氏、丰顺丁氏、江阴缪氏诸家藏书之精华，其他全国各省府厅州县志，俱极完备，中有元本二种，明本一百三十九种，皆荡然无存。......东西文书八万册，有十五世纪前所印之西洋古籍图照五千余种；内有罗马教皇凡的康所藏明末唐王、太后、太子及司礼太监皈依天主教皇之影片，闻系张菊生先生游罗马时，重价购得。一又，荷兰出版之《通报》、英国亚洲学会出版之《学报》、德国出版已达百年之《李比希化学杂志》，公元一八三二年香港出版之《中国汇报》以及《爱丁堡评论》等，殆为远东孤本。国内杂志，则有《外交报》《新民丛报》《国闻周报》全份。以上种种损失，其价值殊难加以估计。

被焚的书籍中，外文书籍占有很大比重，也很珍贵。如公元15世纪前所印西洋古籍(Incunabula)珍品多卷，荷兰出版的《通报》、英国亚洲文会出版的《学报》、德国出版的《大亚洲》(Asia Major)等杂志；福州和上海出版的《教务杂志》(Chinese Recorder)及 1832-1851年间香港出版的久已绝版的《中国丛报》、英国出版的《哲学评论》(Philosophical Review)等杂志全份；东方图书馆所藏德国出版一百多年的全套《李比希化学杂志》(Liebig’s Annalender Chemie Und Pharmacie)为远东唯一孤本，最为珍贵。

《利比希化学纪事》是世界上最古老和历史上最重要的有机化学期刊之一。abebooks图

商务印书馆和东方图书馆的损失总计为1633万元。东方图书馆中大量珍本古籍，其中不少是海内孤本，不可复得。东方图书馆的损失其实很难用金钱来衡量。因此有人认为东方图书馆被毁，是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史上的一个大灾难。

这场浩劫，除了东方图书馆及同济大学、中国公学、复旦大学、上海法学院、持志学院等处所藏典籍各有不同程度的损失外，藏之于私宅的典籍也劫数难逃。如当时在商务印书馆供职的英文专家周越然、时任教育部华侨教育设计委员会委员的刘士木，他们“或搜自外国，或得之南洋”的“海内孤籍或宋椠善本”“尽付祖龙一炬” (《申报》1932年6月6日)。

商务印书馆第四印刷所坍塌的建筑一角 SMG版权资产中心暨上海音像资料馆图

日军轰炸商务印书馆跟轰炸其他地方不一样，用的是燃烧弹，第二天又有日本人拿着火把来继续焚烧。据史料记载，纸灰在上海的上空飘落数日不散掉。东方图书馆被焚后，中外社会各界纷纷表示惋惜，支持商务印书馆复兴东方图书馆。商务印书馆领导层遇此灾难，没有一蹶不振，而是积极从事复兴。仅一年后，复兴取得了相当成效，企业已有盈余。

1933年4月，商务印书馆董事会通过了《东方图书馆复兴委员会章程》，决心重新建设东方图书馆。东方图书馆复兴委员会主席为张元济，常务委员王云五、蔡元培，委员陈光甫、胡适、李荣（L.Lion）、盖乐（Esson M.Gale）、张雪楼（C.J.Chancellor）、嘉璧罗（A.Kapelle）等人。鉴于编译所工作需要和外文书籍在“一·二八”事变中被大火焚毁殆尽的情况，复兴委员会格外重视外文书籍的征集。

外籍委员在图书馆复兴过程中功不可没。德国总领事嘉璧罗带领德国文化团体向上海捐赠3000余种图书，转给东方图书馆复兴委员会。

东方图书馆复兴委员会对德国捐赠的图书举办了公开展览，捐赠图书中包括1801-1930年德国出版的《医学通鉴》。继德国之后，1935年6月6日，法国驻沪总领事博德斯代表上海法租界公益慈善会，捐赠了1500余种法文名著给东方图书馆复兴委员会。此次捐赠书籍于 7、8两日在法租界公董局公开展览。商务印书馆回赠法国方面影印《四库全书》珍本一部。

王云五主持影印《四库全书》（左8为王云五）广东人民出版社公众号图

1941年12月8日，日军占领公共租界与法租界，12月19日就迫不及待地对商务印书馆等五家书局进行地毯式“检查”，规定凡是重庆国民政府允许发行的教科书、涉及反日反满和宣传抗日的书籍一概没收。商务印书馆因此再遭劫难，多达462万册图书被日本占领当局没收。

由于1932年“一·二八”事变中，商务印书馆出版部的出版记录卡片全部被毁，致使复业后重印书的印次无法与以前的印次衔接，于是用“国难后第一次”重新开始记录印次。凡是在“一·二八”事变后重印的书版权页上都印有“国难后第几次”字样，因此几乎所有图书都被日本宪兵认定为抗日排日的读物，统统遭殃。连日本人事后都承认，真正的抗日书籍“只占极少的比例”，但大多数书籍仍然没有归还商务印书馆，反而胡乱堆放在同一仓库，计划将其中一部分图书化为纸浆。

烬余之书

涵芬楼烬余之书，所存宋刊93部、元刊89部、明刊156部、钞校本192部、稿本17部，总计547部，共5000余册。其中，涵芬楼有21册《永乐大典》。《永乐大典》的永乐年间的抄本早已不存，现今所存为明嘉靖间抄的副本，目前所知仅存400余册。但即使残缺不全，《永乐大典》仍受到近代藏书家的重视。《中国国家图书馆百年纪事》记载了1951年7月23日“商务印书馆董事会将所藏21册《永乐大典》捐给中央人民政府”之事。

1953年，经张元济提议，商务印书馆董事会通过，涵芬楼这批仅存的“烬余”善本，连同恢复后的东方图书馆藏书，全部捐献给了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后来这批图书被收藏于北京图书馆（现国家图书馆)。1953年2月9日，沈季湘、丁英桂、穆华生护送这批藏书乘火车运抵北京。北京图书馆派员至车站迎接，并将全部藏书转至北京图书馆善本部。次日，沈季湘、丁英桂、史久芸前往文化部拜访郑振铎和北图善本部主任赵万里等人，汇报与北图有关人员点交善本书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