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海边剧场上演的 《海边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本文图/受访者提供）
人造乌托邦
本刊记者/李静
发于2021.8.30总第1010期《中国新闻周刊》
第一届阿那亚戏剧节已经过去两个月了，巨幅海报仍然悬挂在北戴河火车站出站口最醒目的位置，上面写着“彼岸的诱惑”。常在火车站附近拉活儿的出租车司机邵艳军说不清什么是“彼岸”，但她觉得，那应该就是让她能够在阿那亚和火车站之间频繁拉到“大活儿”的原因，尤其在戏剧节举办期间，到了夜里十一二点她的车也闲不下来。北戴河有那么多度假区，却只有阿那亚，源源不断地吸引着那些在她眼中“看起来消费能力就挺高”的人。
本地人是不属于阿那亚的，邵艳军从来没有进去过，毕竟里面的东西“那老贵”，一支雪糕要十几、二十块钱，只有认为这价格都不算高的人才爱去，这样的人通常来自不远的北京，年龄往往在30岁以上，他们在邵艳军印象里就是媒体上常常提到的“中产”。
阿那亚本身也并不对所有人开放，只有预订了园内酒店、民宿，购买了园区内艺术场馆门票或是提前预约参观图书馆的人才能进入园区。在一定程度上，阿那亚设立的门槛精准筛选着可以入内的人群，不仅仅根据消费水平，还有爱好和格调。
阿那亚的二期业主凌建认为这是必须的，因为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社区的纯净，毕竟，阿那亚之于凌建，是“有一个地方只有我们知道”。如果随意进出阿那亚的人太多，它就不再是这样的地方。重庆某摄影品牌创始人蒋霞曦两个多月前专门赶过来观看戏剧节，虽然只住了几天，但她已经产生了“要不要在阿那亚买房”的想法，在这里，她找到了同类以及归属感。
但无论凌建还是蒋霞曦，都认为 “中产”二字过于简单粗暴，并不能准确概括被阿那亚所吸引的他们。“应该说是第一代文艺青年。”凌建说。他们还没有意识到，文艺二字恰恰是中国中产阶层身上相当显著的特点。关注、研究中产阶层多年的南京大学当代中国研究院院长、社会学家周晓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中国中产的身上有突出的文化属性，再加上政治后卫和消费前卫的特征，决定了他们必然在精神的向度上有所追求，对生活的意义感有所追求。
（阿那亚戏剧节排练场外的莎士比亚形象。）
“朱丽叶就是太阳”
6月12日凌晨三时，戏剧导演陈明昊的《海边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在海边首演。沙滩为舞台、海天当布景，在阿那亚，剧场和戏剧的形态都有了更多可能性。在这个没有边界的舞台上，巨大的充气丘比特在海边回望着观众，羊群被赶上沙滩，巨大的推土机与拥吻的恋人对抗。
当演员念完最后一句台词，一轮红日恰如其分地从海平面缓缓升起——“那就是东方，朱丽叶就是太阳”。“看过一百次日出，没看过那样的日出。”回想起那一幕，蒋霞曦至今都无法平静，“迄今不知道导演是怎么做到的，一切描述都不及肉眼所见万分之一，感觉心脏都骤停了好几秒。”
同样被现场感动的还有当天从北京赶过去的白丞，在太阳升起的那刻她忍不住流泪。那时，白丞刚刚从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文学专业毕业，正在一家时尚杂志实习，身体出了一些问题，找工作也有压力，迎接日出的那一刻，她感到自己并非观众，而是人在戏中，突然就被触动了内心。白丞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自己之所以喜爱并去学习戏剧，就是因为戏剧能够让人在特定的时间内暂时脱离现实，进入梦境，在她眼中，阿那亚起到同样的作用，所以阿那亚的气质与戏剧是天然相契合的。
（阿那亚戏剧节期间，数部经典影片持续放映。）
从进入阿那亚的那刻起，梦想成真的不真实感就伴随着这些为戏剧而来的人。蒋霞曦入住在四期小镇边，下楼就是“海边市集”——这是一家包含菜市场在内的小型超市，但它又不像超市，红砖墙上印着活跃于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美国犹太裔剧作家阿瑟·米勒的头像和诗句，“没人能理解我，如果有，不是奇迹，就是误解。”超市里的布置相当精致，从玩具、零食、酒品到瓜果梨桃，同样的商品，价格比北京的大型超市高出约30％。
走出超市，转个角就是咖啡厅和画廊，街对面，是许知远、吴晓波等人创建的单向空间书店。坐上园区里的免费穿梭车，几分钟就可以到达海边，在社交媒体上被炒红的孤独图书馆就独自立于海天之间，没有什么比面朝大海看书、发呆更舒服的事了，尽管图书馆外面围满了拍照的人。
“对一个文艺青年来说，天堂也不过如此吧？”蒋霞曦感慨，没过多久，她又发现哪怕凌晨去看戏或在海边游荡，社区里也有彻夜亮灯经营的食堂，食堂还有通宵营业的星巴克自助咖啡机。回重庆后，蒋霞曦复归到每天运营、管理、策划自己的摄影品牌，忙活到晚上八九点下班，第二天7点多又要起来照顾五岁半宝宝的职场宝妈日常。有人问蒋霞曦“阿那亚怎么样？”蒋霞曦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我没办法跟他们准确描述我所感受到的，就三个字——‘乌托邦’。”
无论海边集市还是孤独图书馆，在南京大学当代中国研究院院长、社会学家周晓虹看来，都是典型的将生活与美学挂钩，学术界称其为“日常生活审美化”，主要指人们把他们自己以及他们周遭环境看作是艺术的对象。一百多年前的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现代性研究领域的一个著名论断，就是断言现代日常生活是一个“铁笼”，而审美则具有某种将人们从“铁笼”的压抑中拯救出来的世俗“救赎”功能。南京大学美学教授周宪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从美学本身的追求来看，需要文化资本、有教养的眼力以及相应的支付能力，而当代中国大众媒体和市场营销中所提倡的“审美化”，说到底是中产阶层品位及其生活方式的表现。
这其中，蕴含着主体未曾意识到的虚饰与生活中的自我表演。而这种表演，一定程度上是表演给内心所在意的外部群体，另一方面，更是表演给自己。周晓虹解释，例如在孤独图书馆看书，和待在家里看书性质是不一样的。“说白了，在那个地方看书是给别人看的。当然，也可以说是me给I看，就是心理学中的客我给主我看，客我表现得让主我满意，让主我相信自己有品位、有文化。”
（在露天放映场观看《坂本龙一：异步》 。）
“自我表演”的概念并非贬义，加裔美国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在他的代表作《日常生活中的自我表演》中详细阐述过：如果这种面具代表了我们自己已经形成的自我概念——我们不断努力去表现的角色——那么这种面具就是我们更加真实的自我，也就是我们想要成为的自我。最终，我们关于我们角色的概念就成为了第二天性，成为我们人格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无论阿那亚戏剧节还是阿那亚本身，似乎都给这种“日常生活审美化”的需求提供了完美的满足。但处处过于完美就难逃“人造”和“表演”的刻意之嫌，蒋霞曦说“细思极恐”，“因为让人产生一种不想离开的感觉”，那是一种奇怪的“阴谋感”，好像这地方在想尽办法把人留下来。
在某西南油气田公司从事技术工作的Mat把这种人造感和表演感形容为“楚门的世界”，他赶到阿那亚参加戏剧节的第一天就有这种感受。路边的小店、海滩上的鱼丸摊、甚至每一个围栏和每一棵树都经过精心设计而摆设，审美高度统一且和谐，充满人工营造出的舒适。
而走出这个自给自足的小镇，门口的滨海新大道甚至还没有装上路灯，除了自驾和网约车，没有其他便捷的交通方式，城市里随处可见的共享单身更是踪影全无。阿那亚所处的位置偏僻，周围都是荒地，几乎看不到任何行人，那些杂草丛生、积水快要漫过半截轮胎的路，与阿那亚的私人、精致、高档仅一墙之隔，车开出几分钟到大蒲河桥路稍微繁华一点的地方，才能看到“渔港海鲜批发”“再杰超市”“友家饭馆”等门脸简陋粗糙的小店铺。
出租车司机邵艳军说，“（社区）外面的基础设施不行，也没什么常住人口，这毕竟是秦皇岛市下面的一个县呀。”天暗下来后，站在距离阿那亚仅一公里的路边四望，周围黑漆漆的夜幕中，只有不远处的阿那亚小镇亮着耀眼温暖的灯光，像场幻梦。
当Mat站在阿那亚海边看着水天相接的那片灰色，对同去的朋友说：“你看，那像不像‘楚门的世界’里世界边缘的幕布？” 但他也承认，不真实的原因在于社区里面的生活太过美好，每一个细节都无可挑剔。他已经计划好了明年再去参加阿那亚戏剧节，而蒋霞曦，在回到重庆后不久，就又预订了阿那亚的房间，她心甘情愿被阿那亚留下。Mat和蒋霞曦甚至都动了参加阿那亚驻岛写作计划的念头，暂时从现实生活中逃离。蒋霞曦觉得，这是阿那亚最吸引人的地方——不必抛下一切，就能暂时撕掉身上原有的社会标签，享受有序、有节制的自由。
安全的逃离感又与戏剧的作用相重合，这也许就是阿那亚戏剧节才举办第一届就顺利出圈的重要原因。白丞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无论戏剧还是阿那亚，它们所构建出来的梦幻泡泡，我们是主动投入其中的，既然是自愿投入，那么虚假也好人造也好，又有什么关系？毕竟，人造的乌托邦也是乌托邦啊。”
（诗社：趁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在大树底下一起读首诗。）
业主大戏
无论“乌托邦”还是“楚门的世界”，在阿那亚二期业主高秀梅的眼中，那都是匆匆过客给阿那亚贴上的标签，自从2015年在阿那亚买房，她深感只有深度卷入阿那亚的社区，才能真正领会阿那亚的价值。
业主们将自己称为“阿那亚人”，他们在这里找到“志同道合”的同类，在过去近10年的时间里，建立了以放松、自治为特征的社群文化。这些由业主们创建的话剧、读书、宠物等共同爱好社群，已经形成了“社群内部自治，阿那亚提供服务”的成熟模式，并反哺且推动着阿那亚的发展与价值观的实现。为阿那亚打响商业艺术文化活动第一枪的阿那亚戏剧节，就是衍生于已有6年历史的业主戏剧社以及每年排演的业主大戏。
戏剧社群的诞生起源于读书社群。2015年，阿那亚读书社中的10个女性业主常常在线下分享剧本，把自己戏称为“村长”的阿那亚创始人马寅听说后，说“既然你们这么喜欢剧本，干脆排场戏吧”。10个演员都是女性，她们为自己选了改编自法国电影《八美图》的话剧《八个女人》，由此，阿那亚戏剧社在社区街角咖啡店低调成立。阿那亚国际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联席总经理田硕回忆，为了让每个人都能上台，剧社从业主中又招募了6位女演员，分为AB组，由阿那亚出钱请来专业导演，排练3个月，于当年年底在八一剧场公演。这部剧因全部由业主出演而在阿那亚轰动一时，并成为阿那亚社区戏剧进化史的开山之作。
有了《八个女人》的成功试水，2016年，戏剧社挑战更有难度的音乐剧《朝九晚五》，并第一次在业主中公开海选演员。那时，二期业主凌建做社长的阿那亚孤独诗社已经在短短几个月从十几个人发展到100多人，诗社因为一场在海边泳池畔举办的中秋诗会而名噪一时。凌建也凭借因此而获得的认可和朗诵功底在120多人的海选中胜出，46岁开始正式接触戏剧并登台。自此，凌建参与了《雷雨》《蒋公的面子》《恋爱中的犀牛》《茶馆》等每一年业主大戏的排演，自始至终参与了阿那亚社区戏剧发展的全过程，也因此得以接触到不同的剧组、不同的邻居。“演话剧会上瘾”，这句话在几年之中，凌建不止一次听不同的人说过。
在一定程度上，戏剧是生活的教科书，不是教人怎样洗脸刷牙，而是通过对人生中种种可能发生的遭遇进行预演。戏剧最能体味人类自身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而且戏剧没有年龄限制。从这个角度看，戏剧被这些已有一定人生阅历、在时代的潮汐中积累起一定财富的阿那亚人所推崇，似乎特别合理。阿那亚业主年度大戏三届总导演温雪竹曾说，业主们在技巧上的欠缺，只靠一百多天的排练弥补不了，但是他们的年龄，自身的人生阅历、社会经验，这些优势最终都在他们饰演的人物身上体现出来。
排练女性职场音乐剧《朝九晚五》时，二期业主魏华正是这样的作息。在多年的职场生涯中，她投入全部的精力做好一个敬业的职场女性，月月全勤，从未请过一次假。因此，这部戏让她格外有感触，每周四天，她下班后从位于西北三环长春桥的公司，赶到东南三环双井附近的排练场，在地铁上一遍遍地熟悉音乐，有时还要接上正上幼儿园的孩子。连着好几个周末，从下午2点排练到晚上近10点，孩子已经在排练室的椅子上睡着，结束后她再带着孩子赶回北五环外北苑的家中。
魏华在阿那亚为《朝九晚五》拍摄的纪录片中说，以前的生活过于单一，努力的方向也太简单，人在慢慢迷失。然而迷失在其中的时候并不觉得，当借助一些外力跳出单一的生活，才发现另一个不一样的自我。2016年12月21、22日，《朝九晚五》的两天演出都安排在工作日，那是魏华在职业生涯中第一次请假。舞台上，她和剧中角色一起唱出台词，“为自己活一回”，“我们会绚烂如花”。
（对话：与来自文化、建筑等多个领域的嘉宾，一起近距离聊聊时代情绪之下的海海人生。）
过去在法律系统工作多年的凌建说，曾经的自己需要完全冷静、客观、不带任何感情色彩地看待事情，如今借着戏剧，自己有机会投入感情地体验不同人生。在他眼中，戏剧是最能充分满足人各种想象的载体，每一次排新戏，凌建都听到有人说：“我在这里完成了一个梦。”当公演结束，演员们站在舞台中央，享受谢幕时的掌声和鲜花，“内心充溢着极大的确认感和满足感，没登过正式舞台的人是无法体会到的。”凌建说。
2020年1月，阿那亚戏剧社把经典话剧《茶馆》搬上了国家话剧院的舞台，阿那亚人的戏也在戏剧界业内逐渐闯出了名声。在与人艺的交流中，演员杨立新对阿那亚戏剧社的演员说，即便是专业院团也没有几家能够排演《茶馆》，因为太难了。后来担任阿那亚戏剧节艺术总监的导演陈明昊去观看了一场演出，他感慨，一个社区剧社能够排出《茶馆》，实在“太牛了”，这直接促成了陈明昊后来与阿那亚在戏剧节上的合作。
在发展了6个年头后，阿那亚一共有237位零基础的素人演员登上了北京的专业舞台，演出了11部经典剧目，带动了一万多人次的观演。社区戏剧的成熟催生出了下一步的专业化发展，阿那亚终于通过专业戏剧节造了一场更大的梦。
70多年前，法国的南部小城阿维尼翁用戏剧帮助“二战”后的法国走出阴影，推动了法国文化艺术的复苏与发展，让高雅的戏剧艺术走出殿堂、走入民间。田硕对《中国新闻周刊》说，阿那亚戏剧节放眼的也不仅仅是局限于几届的短期活动，而是希望它成为一个百年行为，使戏剧与阿那亚深度联系在一起。
在戏剧的梦境之外，阿那亚的社群已经达到近百个，很多业主在其中激发出了新的生命状态。高秀梅在买房不久后参加了一次“民艺手作”社群活动，那次的活动内容是有油画造诣的业主带着邻居们体验画油画，从未接触过油画的高秀梅立刻产生浓厚兴趣。在那之后，有社群内懂画的业主指导，再加上苦练，如果说网上有网红，那么如今高秀梅是阿那亚的“社红”画者，不少人出钱购买她的作品。她不好意思收邻居钱，总是挑自己满意的画作送给人家，不少阿那亚人的家中，都挂着高秀梅的作品。
在参演了5年阿那亚大戏后，如今凌建已经把自己的戏剧生命延续进了半专业领域，接受采访时，他正在蓬蒿剧场排练，准备参加今年的南锣戏剧节。
在这些社群活动中，阿那亚的人们获得了与真实身份相脱离的机会。在现实中，他们可能是老板、法官、外企高管，在社群活动中，他们是演员、画师、诗人……生活的半径不再短窄，自我身份开始变得丰富。在社会学意义上，短时间内获得的虚幻身份是中产阶层为生活赋予意义感的一种重要表征形式。
金钱能够解决生活丰裕的物质需求，却解决不了获得意义感的精神需求。南京大学当代中国研究院院长周晓虹在2014年担任中国社会心理学会会长时就曾提出，社会心理学的使命就是研究如何在物质丰裕的同时，锻造生活的意义感，否则再有钱，人也不会觉得幸福。在这位社会学家眼中，阿那亚社区里的图书馆、剧场，因为本身就有意义的附着，因此都成为表征意义感最合适的地方，阿那亚的业主社群，则是为生活制造意义感的绝佳途径。
魏华与邻居们组成的“那片海”乐队曾一起创作过一首民谣——《我就在这儿》，他们说这是对阿那亚最朴素的情感告白:“我就在这儿，在这儿唱颂，唱一曲人间天堂，颂一首诗和远方，唱一曲桃源乌托邦。”
（“仲夏夜之梦”主题大巡游。）
新中产们的“修行之地”
业主在社群生活中获得精神上的极大满足感后，反过来又把这种情感投射到社区。这带给业主另一个收获，就是重建起彼此间的亲密关系。以戏剧社的剧组为例，一群人在一起摸爬滚打几个月，每天戏内戏外的交流，很容易让每一个剧组都沉淀为高情感浓度的小群体。以至于“演员们”在社区见面，都用剧中人物的称呼互称。在微信群里聊天时，时不常就丢出一句台词，犹如彼此间的“暗语”，这是某一群人的专属记忆，也是他们从素不相识到亲如家人的见证。
每年的大戏海选，总能挖掘出新的演员，几乎每一年的剧组都是由不同的新人组成，以至于有人开玩笑说：阿那亚能演戏的人太多，遍地都是“野生戏精”。在凌建看来，这是因为阿那亚所吸引的群体有着比较相近的文艺气质，当看到别人可以做到，自然会有去尝试的冲动。这是阿那亚整体的文化氛围决定的。
导演温雪竹说：“这个社区是个神奇的地方，有着磁石一样的能量在吸引着一群相同的人，他们对生活有着自己的理解，特别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会特别有情致地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
“阿那亚”一词，转译自梵语阿兰若的英文表述Aranya，意指“寂静处、空闲处、远离处、修行处”。其前身是北戴河海边一个濒临烂尾的项目，2013年9月，创始人马寅用看似鲁莽又感性率真的方式，意外打造了阿那亚情怀。
回忆起2013、2014年，田硕感觉那像一个时代的分水岭，移动互联网带来的巨大变革在那两年奔腾而来，“佛系”“断舍离”“山中生活”等词突然兴起，城市生活越来越让人感到焦虑和归属感缺失。1974年出生的马寅那时已近40岁，正处于人生的中场休息阶段，他觉得包括自己在内的一些人开始向内寻找答案：我想要什么？我想过什么样的生活？他感觉物质层面的追求总有尽头，人们从物质生活当中得到的幸福感已经越来越少。他几乎是依照自己的情感需求与精神需求，打造阿那亚这个项目在房子以外的情感和精神维度。他吸引来的，自然是与自己相似的一群人。
阿那亚项目的早期业主（一期、二期）有着相似的轮廓，他们来自3小时车程以外的北京，且多数生活在文化艺术产业集中的北京东部地区，多出生于65后至75前，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实力，阿那亚的房产是他们的度假居所，并非刚需。更重要的是，他们有着较为相似的精神世界。
1970年出生于北京的凌建为《中国新闻周刊》描绘了他们这代人的特点：对政治运动印象不深，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全部红利，在人生观世界观形成的青少年时期正处于文艺复兴的80年代，是最早一批走出国门去跟世界连接的青年，在他们奋斗成长的时候没有受到高房价等物质打压，因此，他们充满理想主义并拥有独立思考能力。
在凌建眼中，无论是深度参与戏剧节的孟京辉、开了酒馆的许知远、与阿那亚合作“车库音乐”的摩登天空老板沈黎晖，抑或是在阿那亚举办演唱会的老狼和朴树，包括一手开创了阿那亚品牌的马寅，本质上和自己都是同一类人。他们从八九十年代一路走来，感受过胡同中的人情味，也看到了资本碾压后城市的繁荣与疏离，在他们内心深处，还记挂着那个为文学、诗歌、艺术与摇滚所痴迷的年轻时代。
很多人说，“中产”在中国是伪命题。但在社会学家周晓虹看来，凌建描摹出的阿那亚人正是中国中产阶层的典型代表。在西方，中产的成长有一个漫长过程，其中有相当的中产家庭表现出了较高的代际间继承性。但是，在中国，这个阶层是1978年后大规模社会转型的结果，因此现在中国的中产基本上是第一代，他们是改革开放的第一批受益者。
事实上，在英文的表达里，“middle class”，并不必然包含“产”的意思在里面，含义就是中间的阶层。这其中，既包括以私营企业家为代表的老式中产，也包括医生、律师、工程师等专业技术人员为代表的新中产。与西方老式中产和新中产的产生前后相距一个世纪以上不同，1978年后的中国，这两个中产群体基本上接踵而至。同西方相比，中国中产阶层受到全球化的影响，不仅表现出了鲜明的消费主义特征，而且消费更为突出地成为地位模糊的中产阶层建构自我认同和寻求社会认同的主要途径。
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在经济大规模发展的同时，整体的环境为中产阶层留出的行动空间极为有限。另一方面，国家通过市场经济的推进，保证了体制内外中产阶层的经济利益，这在相当程度上缓解了中产阶层通过社会行动达到利益诉求的动机。
周晓虹认为，中国中产凸现出“消费前卫、政治后卫”的双重特征，这直接影响到他们的价值观、生活态度和行为方式的定位。例如，中产的表演人格与他们对自己身份感的关注有直接关系，他们对地位、对身份的焦虑感驱使他们通过各种方式来进行虚饰。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李春玲也分析过，中国中产阶层的成长一直伴随着某种程度的不安全感和焦虑心态。高速的经济增长、剧烈的社会变迁、演变中的文化价值等因素，使这一迅速成长的社会群体，在享受到物质生活水平快速提高的同时，也感受到多方面的压力、困惑和矛盾。
比起老钱“old money”拥有者，新中产需要更“炫”的生活方式来证明自己。而以专业技术人员为主要构成的中国新中产阶层有个很重要的特征，就是文化属性，“换句话说，他们是靠脑袋来吃饭的。”周晓虹说，这一点更决定了中国的新中产阶层在成长过程中，必然在精神的相度上，在生活的意义感上有所追求。
周晓虹认为，这在某种程度上是社会活跃的一种表征，尽管这种活跃经常表现为去政治化，甚至有意地去政治化，但实际上，它和政治背后人们对公共事务的参与需求，密切相连。
（“仲夏夜之梦”主题巡游期间在海边点燃的篝火。）
“遇到同类”
从深层的精神维度上看，阿那亚不是一个流水线产品，也不是市场逻辑的产物，而是感性的、顺应客户需求的结果，这种客户需求是基于对价值观的明确诉求。
由于是用价值观筛选出用户，马寅的角色在业主中间，并不像传统的开发商老板。在一期业主收房时，他建立了微信群给业主投诉用，自己在群里的名字是“村长”。他当时的承诺是，在这社区里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在社群里投诉，只要@村长，保证1个小时内回复，24小时给出解决问题的答案。
凌建说，马寅确实做到了。当时凌建所在的业主三群，只要有人@村长，“马寅马上就‘蹦’出来，立刻回复，他好像无时无刻不蹲守在群里。”谁都没想到的是，原先处理投诉的微信群后来迅速发展，约饭、约活动……最后变成了大大小小几十个分群，主题和话题五花八门。业主们因爱好成为朋友，结成社群水到渠成。
田硕不讳言，作为阿那亚的开发商，花钱大力补贴业主的各种社群，有商业营销考量。因为阿那亚从不花一分钱去打广告，而是希望通过共同的价值观和生活主张找到相应的人群。所以，阿那亚的所有营销费都用来补贴业主社群，举办读书会、文学节、音乐节、时尚节、戏剧节、电影节……创造生活中的仪式感，“因为聚集在阿那亚的是一群难以被复制的人，他们有知识、有审美、有品位，乐于创造，乐于分享，是阿那亚价值观的最好代言人”。
根据第三方机构统计，从2015年开始，阿那亚的房产销售90％以上都是老业主带新业主，通过社群推荐转化而来。高秀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自己就是亲戚推荐才在阿那亚买房，之后她又介绍了自己朋友成为业主。“遇到同类”的相惜之感，使阿那亚人重新找回小时候邻里之间的美好联系。有一次，高秀梅到邻居家串门，邻居在电话中对她说：“你自己先进去吧，门没锁。”不锁门这事，在早期的阿那亚一点不稀奇，邻居们彼此信任，有了难事一起想办法。曾经有位业主的钻戒丢在了沙滩，邻居们知道后，纷纷自发到沙滩上帮忙寻找，用了几个小时，居然在沙子里找到了这枚小小的钻戒。
有人说今日的阿那亚，是中国最具公共精神的社区。2015年，业主们就共同讨论出了第一版《阿那亚业主公约》，这是他们彼此约定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他们在群里讨论公共话题，在群里遇见志同道合者，又从线上走到线下，从社群里的身份代码变成熟识的面孔，成就了大城市缺失已久的“熟人社会”。
“现代管理学之父”彼得·德鲁克曾有个预言——未来的社会是“自由人的自由联合”，马寅相信这个预言，他理解的自由不是政治哲学意义上的自由，不是为所欲为，而是个体生命意义上的自由，是一种不被主流价值观所裹挟，可以重新定义自己想要的生活。他在阿那亚的内刊卷首语中写过：我们最有责任，也最有能力为中国社会的文明发育创造全新的样本。
在这样的语境下，阿那亚打破了原有的社会圈层。田硕说，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人们的圈子多半以年龄、职业或是银行存款多少、开什么样的车等物质符号来划分，但阿那亚更多是通过对同样事物的审美偏好。
打开自己的手机通讯录，凌建感慨地说：“现阶段最亲密的朋友，几乎都是这几年在阿那亚认识的。”
Mat尽管只是戏剧节期间在阿那亚住了几天，但他结交了一群“同好”，不分年龄和职业，甚至他所住民宿的房东，比30岁的Mat年长二十几岁，他们之间也没有代沟，两人可以像同龄朋友那样聊天，谈论正在上演的戏剧。
Mat将自己形容为理工技术男，平日的工作在远离市区的油气净化厂，面对的是各种电脑仪表，每天操控、巡检仪器、处理突发问题，需要24小时看守的设备不能出任何差错。从早上9点工作到晚上9点、上班半个月休息半个月的日子犹如钟摆般规律又枯燥，和同组同事们吃住一起的生活也很少有个人空间。
住在阿那亚的那几天，他觉得自己的性格都变了，“和平时的我不太一样，更大方开朗，类似一种喝酒上头的感觉”。阿那亚之行还激发了他这个技术男的文学创作灵感，他开始创作一个以阿那亚为蓝本的反乌托邦小说。这让他觉得阿那亚是个带有魔幻色彩的地方，它似乎把平日里自己不曾展露在社会生活中的特质放大，或者也可以说，它让Mat有机会单纯地做几天自己。
“人生可以更美”——这是阿那亚立在大门口的“slogan”。但这样的阿那亚并非马寅一个人的作品，而是一群城市新中产们依据自己的内在需求一起催生出的产物。而今，阿那亚已经开发到第十期，伴随着远播的声名一起而来的，是不可避免的商业化和成为网红打卡地后的热闹与嘈杂，它的业主也早已从早期的60、70后，拓展到了80、90后。但阿那亚的核心还在，作为阿那亚支柱的那批老业主已经把阿那亚的气质和价值观树立了起来。
在阿那亚起步伊始的2014年，村长马寅曾向当时所有的业主赠送过一本书，名为《80年代访谈录》。凌建觉得，他们这批人不能用简单的中产二字来概括，更准确地说，他们是中国第一代文青，今天，长大了的第一代文青为自己寻回了一方天地，已经逝去的80年代精神和北京精神，在阿那亚复活了。
（实习生杨璐熙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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