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三姐扛着行李，匆匆赶往十六铺码头，坐船去宁波乡下。避开那些不断上门催我们去边疆插队落户的男男女女。那个村是母亲的出生地，有舅舅舅妈、表哥表嫂一大家子在。
推开老宅的木门，院子里平静的生活被我们搅乱了。
日子不长，七姨八姑，见我们姐弟俩呆在家里无活可干，又看三姐长得漂亮，便上门对舅妈嘀咕：找人嫁了吧，让她自立门户，省得在家吃闲饭。村里哪个门户，谁家的儿子，说得有板有眼。
我一直懵懂无知。这些，都是很多年之后才知道的。
初春二月，早晨，穿过田埂，到三桥镇去。刺寒的风中，我看见三姐的表情沉闷而忧虑。三座桥的两侧和河边廊檐下，摆满菜摊。不少菜摊是男女组合。男的是年轻农民，边吆喝边称重；女的是城里知青，管收款，表情呆滞。不知是已成夫妻，还是尚在恋爱。三姐路过摊位前，跟我说：这些女的挺倒霉的，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啊。看她们时，眼光里满是怜惜。
我们离开了舅舅家。我曾经陪母亲回乡养病，三姐却从此没有再回村里一步。乡愁，在她的记忆里，浮现着菜摊旁女知青忧郁的目光。
我与三姐选择去了大兴安岭。我们要在几千公里外荒漠原始的森林里，一起相依生活。知青专列启动了，站台上、车厢里一片哭声。唯有三姐不哭。不知道她心里是否有逃脱了那场婚姻的庆幸。或是在弟弟面前，要表现出当姐姐的呵护。父亲沿着站台，一边奔跑，一边大声嘶喊：阿明，坚强些！三姐使劲向父亲挥手：阿爹，放心！别跑了！父亲心里一定记得，几年前被“抄家”，只有这个女儿，在一片吵嚷声中，手指着“造反派”论理。
绿皮火车“咣当、咣当”向北行进。三姐疲惫地趴在了小桌上，我迷糊着想起与三姐儿时的往事。
有几天，母亲出去办事，交代三姐买菜、做饭。一天早上，三姐对我和小弟说：我们一起去吃大饼油条吧。我和小弟高兴极了，这是我们想吃而吃不起的早点啊！记得有一次，母亲买了一根油条回来，把粘连处撕开，一根油条成了两根，再把两根油条剪成寸段，佐餐泡饭。我蘸酱油后，小口咬一段，就把一碗泡饭送下了肚。
我问三姐，你哪来的钱？
她说，从母亲定额的菜金里省下的。
三姐比我大一岁，那年，也就十三四岁。
卖烧饼油条的摊头，在离家不远的一条窄巷口。炸好的油条挺立在铁筐里，刚出炉的烧饼散发着葱和芝麻的香味。我对着三姐傻笑。
三姐买了三根油条、三个烧饼，没想到又买了三碗咸豆浆。烧饼三分，油条四分，咸豆浆要五分一碗，最贵。这是一个完整标配了。找桌子坐下，姐弟三人围着，享受平生最隆重的早饭。
回到家，还在幸运地回味烧饼上怎么有那么多的芝麻，小弟突然呕吐了，接着又捂住肚子要拉。我和三姐也吐了起来。
三姐转身就去找摊主。回来说，是豆浆没煮透，也有别人吃了吐的。
寒冬，我与一帮男人踩着近膝深的积雪上山伐木，三姐跟随着去砍打枝杈。她不安的眼光瞟过我的锯把，看着一棵又一棵大树在我们蛮力吼叫的“顺山倒”中，缓缓地倒向山坡，撒落下一树雪花。那天半夜，木刻楞宿舍突然着火，我要冲进宿舍抢出父亲送我的皮包，皮包里有冯老师借我的鲁迅先生的《两地书》，我答应探亲回家要还给她的。三姐一把拉住我：火势太猛，来不及了！瞬间，大火冲天而上，染红了暗黑的树林和大半个夜空。
慌乱了一夜，躺在临时搭建的帐篷里，遥远的家，如幻影，环绕着我的孤寒。
我可以回到离家很近的城市，却要与三姐分别了。我们俩已在大庆油田工作。她成了大庆油田研究院流体力学研究室的一名科研人员。在家属区的小屋里，有了一对双胞胎儿子。夜晚，在摇篮边的灯光下苦读英语。
研究院冰雪覆盖的小路两边，高大的杨树护卫着一幢幢白雪盖顶的红砖房，四周一片宁静。这是一个透着神秘的地方，聚集了一批我国优秀的石油科技专家。三姐从故乡的田埂小路“逃离”出来，到了这个神秘之地，她要将多少闲暇时间花在读书和思考上，才能和这些专家在红砖房里对话？在静谧的小楼前走过，想到这里的人对三姐的接纳，让我生出了一种惜别之情。
从此，我生活的日常里不会再有三姐的身影了。
多年后，传来三姐的双胞胎儿子考入大学的消息。老大被清华录取，老二被家乡的同济录取。此事让很多人感到新奇。记者问她，你这个当妈妈的有什么教子经验与读者分享？三姐说，哪有什么经验，我有的只是在这个时代中的经历。
这时，我年少时的三姐从很远的场景中走了过来。三姐当年的经历，能演化为对两个孩子的教育方法吗？（宁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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