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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家电维修空调更新时间:2022-02-26 19:07:49

九月即将到来。在这个月份,大多数国家、地区都在年复一年闪现新生报道这一幕。那些既成熟又青涩的面孔拖着行李,从天南地北(当然亦有当地学生)赶来,在一个陌生的城市进入他们的大学生活。而在这其中,有这样一类学生——他们在希望与紧张之间,从乘坐的交通工具、穿着、服饰,到语言礼仪、听的音乐等细节可能都会有一些手足无措的迷茫甚至自卑。

在国内某社交网站上曾流传过一个故事:一个小镇男生上大学后第一次约女生逛街,路过一家星巴克,女生提议不如进去坐坐,喝杯咖啡。男生沉默了很久,终于窘迫地问出一句:“我钱包里只有两千块钱,够吗?” 而在更早些时候,网上也流传过农村学生上大学的回忆文章,和城市尤其是大城市的同学对比,“我奋斗了十八年才能和你坐在一起喝咖啡”,“我奋斗了十八年也不能和你坐在一起喝咖啡”。

动画短片《城镇青年》(2014)画面。

在美国大学也有相似的故事。

安东尼·亚伯拉罕·杰克(Anthony Abraham Jack)是美国的一位大学教师,有一天他赶去学校开会,忘记像往常一样戴上耳机,一路上只得忍受汽车刺耳的鸣笛声,不过也正因为没有带耳机,使他偶然听见四名新生的对话。她们都是白人女生,在电梯间谈起大学有多到吓人的作业,不得不经常熬夜赶,咖啡由此成了提神必备品。一位女生正捧着热饮,另一位女生却承认,“这辈子只喝过一次手磨咖啡”。其他三位都惊呆了。这时,另一位女生感叹,“喔噢,你应该跟我一起去意大利!”还有一位女生则发出邀请说,她房间里有原产自阿根廷的咖啡豆,咖啡因的含量高于哥伦比亚的咖啡豆。

手磨咖啡、世界旅行,在其他三位女生的生活中是再正常不过的事,然而当她们发现身边有一位竟然不了解手磨咖啡、没去过意大利的同学时,是震惊的。成为她们中例外者的贫穷学生则是自卑的。

这原本是同学之间比较寻常的对话,当然也正是在这些对话里,安东尼·亚伯拉罕·杰克听出了她们的阶层差距。听出阶层差距其实没有什么难度,因为这实在是一些普遍的故事。安东尼·亚伯拉罕·杰克本人身上就有一个阶层故事,他是黑人穷孩子,通过天赋和努力在求学求职路上走向成功,现执教于哈佛大学。他的《寒门子弟上大学:美国精英大学何以背弃贫困学生?》改写自博士论文,探讨了贫困孩子如何上大学,以及有别于其他孩子的大学经历、感受。受访者告诉他,差距与种族并不重合,贫富不分肤色,黑人的穷孩子在同肤色的群体中也找不到认同,就像刚才的四位白人女生,只喝过一次手磨咖啡的女生时刻都在被提醒,和身边同肤色的同学并不是一类人。家庭所处的阶层决定了他们的差异。这些差异随时随地都可能使他们遭遇“文化冲击”,而这些冲击在开学报道前就已经开始出现。

《寒门子弟上大学:美国精英大学何以背弃贫困学生?》的叙事强于分析。以下内容经出版方授权节选自该书第一章第三部分,内容主要为贫穷学生在大学初期遇到的“文化冲击”。内容有删节,标题为摘编者所起。

原文作者 | [美]安东尼·亚伯拉罕·杰克

摘编者 | 罗东

《寒门子弟上大学:美国精英大学何以背弃贫困学生?》,[美]安东尼·亚伯拉罕·杰克著,田雷、孙竞超译,雅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年08月。

校园生活尚未开始,两个世界已经在碰撞

在英杰大学(化名),双重贫困生(作者指那些来自隔离社区和隔离学校的穷孩子)感觉自己就像是局外人,无论是面对他们的新同学,还是更大的学校社群,他们都表现得格格不入。这种疏离和差异感,通常早在学生初至校园之前便已有之。甚至可以说,在他们放下行李箱,安顿好宿舍,找到去往不同建筑的近道,结识并熟悉他们的同学之后,这种感觉也不一定会消失,甚至都不会有所减弱。对于很多学生而言,疏离感甚至是有增无减。在我和他们的交谈中,双重贫困生会强调自己与同学之间的差异——既有文化和种族的,也有社会经济的。英杰大学或许提供了一张通往经济地位流动的入场券,但在双重贫困生的情形中,这张入场券是有代价的。而对其中许多学生而言,这代价甚至是不可承受之高。

《动物屋》(Animal House 1978)剧照。

有时候,甚至在踏足校园之前,双重贫困生就要经历那种痛苦的格格不入。乔舒亚(DD,B)给我讲了他的亲身体验,当时他和家人一起挤进自家不靠谱的那辆车里,前去参加为录取新生举办的一场招待会,地点距离他家的住所不过数英里而已。仿佛是接下来一切的征兆,车上那台破旧的导航仪把一家人带到了不熟悉的街区,尽管这家人已经在这一区域生活了十五年。乔舒亚马上意识到,“招待会是在城市宜居的那边,我从来没去过的地方”。在他和家人跨过东道主家里华美大门的那一刻,乔舒亚当即发觉,英杰大学“方方面面都会是文化冲击”。招待会上的那些事放大了他的恐惧。他向我这样描述了那个场景:

太滑稽了;那是我第一次体验文化冲击。我就那样闯进去了。每个人都身着高档的Polo衫,盛装出席。我穿着牛仔裤、匡威鞋、松垮的美国鹰牌衬衫,还反戴了一顶帽子,刚一进门,我就赶紧把帽子从头上一把抓下来。那场景我想我一定会毕生难忘。它传达了太多的意义。能一下子见到许多事业有成的人物,这感觉很棒,但同时,这也是我第一次见识到什么叫体制。他们中间没人就读过我的中学。他们上的是私立中学、优秀的公立中学、特许中学……都是那些传说中美好的学校。在那里,我也没有见到来自我们县的其他学生。就只有我一人。

在乔舒亚的眼前,他的两个世界正在发生碰撞,一个是他来自的世界,另一个是他将要进入的世界。招待会开始前的一个小时,他还在“家里”穿衣打扮——在因无力支付抵押贷款而被驱逐出自家住所后,这处临时居所也就成了他们口里的“家”。而现在,他站在一座富丽堂皇的豪宅里,面积之大,足以容纳50位谈笑风生的客人。这种反差,一方面彰显了他的新同学是何其富有,另一方面也在提醒自己有多么卑微。仿佛场地的宣示还不够,还不足以提醒英杰大学是一个如何不同的地方,有些一道被录取的新同学还表达了他们的惊讶:他“英语讲得真不错啊”。其中一位解释了惊讶的原因,原来,乔舒亚所在的社区,一直因那里人们“懒散的英语”而广为人知。

诸如此类的欢迎招待会,也包括录取前的面试,之所以在富豪校友家里或者大学俱乐部内举行,初心是为了表达对所有学生的欢迎,但结果却可能事与愿违。

为了参加英杰的招生面试,曼纽尔(DD,L)闯入了一处陌生的地方。他在高速公路上开了45分钟,才从他家奔到了“这个又白、又富、又安全的社区”。“我当时心想:‘天哪,我从来不知道还能有这样的地方!’这里就好像我在电视里看到的那样。”那种发自内心的不适感,并不局限在承办此类活动的地点。一旦走进去,许多穷学生,也包括他们的父母,就会立马感觉到,在里面能同他们扯上关系的只有举着食物托盘进进出出的服务员,要么就是在宾客将要离开时才现身的清洁人员。对于黑人和拉丁裔的学生来说,这种冲击来得最强烈,因为在整间屋子里,除了他们以及家人之外,剩下的有色族裔也就只有端着餐前冷盘的侍者了。在与我交流时,双重贫困生会告诉我,接受侍者的服务,让他们感到非常不舒服。不仅因为在有钱白人充斥的房间里,他们要接受来自相同肤色之侍者的服务,还因为他们搞不清楚自己是否懂得恰当的礼仪。一位学生告诉我,当时她全家兴冲冲地开车穿城而过,赶到两位校友的家里去参加欢迎招待会,但当他们看到那家的宅院,看着款步进入的宾客,她的父母说什么都不愿意下车了。父亲告诉她,快要离开时给他打电话,这样他就开车回来,把她接走。由此类活动导致的差异感,往往很长时间都徘徊不去。乔舒亚对此也感同身受。

乔斯(DD,L)已经是大四学生了,他有些不修边幅,像快要退役的足球运动员,聊起天来就没完没了。他的家乡在洛杉矶,成长在一个主要由拉丁裔人口构成的穷人社区,生活在那里,成为受害者的危险无时不在,可能是走在街头被飞来的流弹击中,也可能是路上遭遇黑帮团伙的入会仪式。即便是到附近的摊贩那里买点香蕉或墨西哥玉米饼——他不禁感叹道——一路上,“你都会看到拉皮条的、帮会活动和穷鬼。你看到的那些人,他们别无选择,也没有其他机会。你会看到受苦的人在挣扎过活”。有时候,哪怕只是完成妈妈交办的跑腿差事,他也难免要碰上麻烦。“我还没有遇到过正面的单挑,一对一的状况;不过我被偷袭了太多回了。”即便如此,那里依然是家,是他所熟悉的家。他在那里感到轻松自在。与此同时,乔斯也因被英杰大学录取而喜不自胜,期待踏上新的冒险之旅。

《正义的慈悲》(Just Mercy 2019)剧照。

“天下黑人不是一家亲”,比种族影响更大的是阶层

然而,当反思在英杰大学的生活时,乔斯却陷入了低落,原来在家的经历压根没有帮他做好准备,让他顺利融入校园生活。“我在大学的过渡期过得尤其艰难。”乔斯告诉我。还记得卡萝尔(UI,B)吧,进入英杰后,那女孩欣喜地发现在这里遇见的人其实就是她在家里熟悉的那类人,但乔斯的感觉却迥异于她,他在这里找寻不到“像我这样的人”,那种冲击让他真正体会到孤独,一种刻骨铭心的格格不入:

英杰大学是一个巨大的文化冲击。我开始意识到,种族和阶级并不总是交叠在一起。我原本以为,英杰的少数族裔学生会同我相关,但当他们开口讨论钱的时候,我马上就感受到了距离……搬进宿舍那天,我们那一层的房间门口都贴着我们的故乡。我看到了墨西哥城。我心想:“还有一个墨西哥人吗?我们是老乡耶!”我当时特别激动。但他是从墨西哥来的权贵子弟。他对我说:“达拉斯牛仔,他们是我最喜欢的球队了。每次主场比赛,我老爸都会带我飞过去看。”有没有搞错!机票、球票,还有宾馆!你是在开玩笑吗?那真是一棒子打下来的冲击,我第一次领略到英杰大学里存在的巨大差异。还是那一位同学,在大一那年快结束时,手里拿着一件漂亮的拉夫·劳伦牌的天鹅绒浴袍。他就像在说,“我不想把这件行李打包了”。他正准备把它扔了,但我接了过来。“这是拉夫·劳伦的啊。”我不知道拉夫·劳伦有多好,但我知道它很贵。它摸起来真的很舒服。

在英杰,乔斯学到了一条古老的真理:“天下黑人不是一家亲。”有些同学只不过是看起来肤色一样,但彼此的世界却遥不可及,乔斯于是苦苦挣扎,想要同这种差异和解。来英杰读大学,颠覆了他的世界。

《美丽心灵》(A Beautiful Mind 2001)剧照。

乔斯还分享了另一个他经过摔打后学到的经验:“面对微侵犯”——面对那些“微小”的轻蔑却造成深深的伤口,一定要“学得没皮没脸”。然而当他分享经验时,我听到他的声音都变了,这有点吓人了。骄傲变成了愤怒,而愤怒又很快转为羞耻:

我们必须一路过关斩将才来到这里。我们是战士。我们是战无不胜的。这大概就是我们的想法。手无半点资源,但却暴露在这个恶劣的环境中,彻底改变了我们。当我刚到这里时,我是所向披靡的战士。可随着时间一点点地过去,我的心态开始崩了。如果我当时去上另一所大学,一所能让我感到自在的学校,我很可能会成为那里的学生头儿。但自从来到英杰后,我变得沉默寡言,更加敏感,尤其在课堂上更是如此。在一个社交场所,我会跟你聊天。但在班级里,我就会闭嘴。要是班级里能有更多的有色种族同学,更多与我有关的学生,我会感觉到轻松自在。然而,在英杰,问题就在于,待在一个有色种族学生的班级里是不可能发生的。

托尼:为什么你说英杰大学是一个恶劣的环境?

乔斯:讲个故事吧。我在这里有一位朋友,他不得不休学。他嘴上说“给自己放个假”,我不知道那意味着什么,也不懂为什么这要被打上耻辱的印记。我的反应是,“你为啥非要休学一段时间呢?”我永远也不会忘记他的回答。他说道:“我在这里喘不过气来。这地方非要完全把我毁掉不可。”我心想:“哦,我的天啊!”等到这种经历发生在我自己身上,我就开始理解他了。当我们刚到英杰时,意气风发,对未来充满期待。但现在,这个地方把人搞得很郁闷。他当时好像说过,他再待下去就要死在这里了。我不认为我们俩有相同的反应,或者连程度都一模一样,但我们确实有类似的反应。因此,回应你刚才提出的恶劣环境问题,答案是“孤立”。你感觉到无法融入。你感觉到你就是孤单一个人,好像你和任何同学都说不上话。

“微侵犯”这个词,是乔斯在大学学到的。他用这个词来形容英杰生活中的某些时刻。有些时候,同学非要拉着他一起下馆子,认为他有钱支付当地餐馆的账单,或者他们会质疑,为什么要把奖学金投资给“不那么优异的学生”,而他们的父母却必须支付全部费用。时间越久,这种令人丧气的遭遇就越多,也就打击了那种不屈不挠的感觉,想当初,正是这种感觉激励乔斯克服家里的困境,成功地来到英杰。虽然英杰大学在增进多样性上确实下了大功夫,但乔斯所在的大部分课堂里仍充斥着富家子弟,而他们恰恰是最经常做出上述评论的同学。

进入大学,发现新的禁锢

对于双重贫困生来说,进入大学更多的不是拥抱新的机遇,反而是发现新的禁锢。这并不是说,这些学生要等到上大学后才发现自己是穷人。他们一早就知道自己与金钱无缘。然而,在抵达大学时,尤其是置身于一个有钱人的校园环境,却凸显了一种鲜明的反差:一边是富家子同学的各种特权,另一边则是他们在经济和社会条件上的困窘。这种状况不仅规定着他们能做什么,又不能做什么,还包括他们能否做得轻松自如。以埃莉斯(DD,W)为例,这个女孩的家庭被驱逐过不下六次。因为多次辗转于肯塔基州和弗吉尼亚州,要在不同的白人贫民窟搬来搬去,她的生活中就没有过安定这个词。眼神带着疲惫,埃莉斯挑选了一个平日没怎么吃过的玛芬蛋糕,小心翼翼地放在膝盖上,开始讲述她在英杰大学的局促现实。她对贫困的自觉意识,只能再次确认她的局外人身份。埃莉斯解释说:

当你来到英杰这样的地方,同时你还是个穷人,你就会发现,能在这里并不是一种权利,而是一种幸运。能在英杰这样的地方上学,这种运气也能被轻易拿走。你在这里能做的每一件事,都来自他人的施舍。你之所以能在这里,要仰赖他人的允许,你能在这里上课,也是因为得到他人的许可,而不是你有钱,能承担起这一切。这就是他们的特权。如果他们来不了英杰,他们还能去别的什么大学。而对于低收入的穷学生来说,根本就无所谓其他选择。就是这种感觉。你要靠人施舍,而正好又有个人可怜你没有钱。我认识一位同学,她家里四代都读过英杰;这简直太疯狂了。对他们来说,这不过是生活的一个部分。这就是一个决定性的时刻……我能来到这里,是破天荒的大事。而对于一些同学来说,这不过是合理的期待。真是让人抓狂。

托尼:现在差不多四个学期过去了,你还有那种感觉吗?

埃莉斯:是啊。我总是觉得能来这里实属幸运。我总是觉得自己并不属于这里。也许我应该反转一下思路。我应该觉得我就属于这里,因为我被录取了,没有借助任何关系,没有任何家庭的帮助,没有任何祖上校友的捐赠。或许我应该觉得,英杰大学更像是我的,而不是他们的。我是凭借着自己的成绩挤进来的。但问题就是,我很难像其他同学那样,觉得这些都是我应得的,我选择做什么,只能在他人恩典的范围内。我选择做什么,只能在我被允许选择的范围之内。而他们却不需要背负这些限制条件。

《乡下人的悲歌》(Hillbilly Elegy 2020)剧照。

说起身边的同学们,他们的各种举动也丝毫未能减轻埃莉斯的怀疑,反而让她更为确信,金钱能带来自由(以及保护伞)。还在大一的新生入学培训期间,苏珊娜,一位有钱的国际学生,住在埃莉斯的隔壁,就开始在宿舍房间里喝酒。凌晨两点的时候,她走不动路了,开始呕吐。宿舍里的两名同学恐怕她会窒息,打电话叫来救护车。按学校的规定,大一学生不得在宿舍内饮酒,但埃莉斯还是谅解了苏珊娜公然罔顾校规的放肆——由于自己不喝酒,埃莉斯其实打心里支持学校的禁酒政策。然而,到了第二天,苏珊娜返回宿舍,却若无其事地开着玩笑,调侃美国的急诊救护收费要比自己国家高出太多了,埃莉斯就没法保持冷静了。可苏珊娜还在夸夸其谈,无所谓标价多少,她爸妈都能轻松买单。更令埃莉斯感到愤怒的是,接下来一周,苏珊娜故技重演,又一次被救护车送进了医院,一路上,警报声长鸣,救护车灯闪烁。

“这些人的生活都太不真实了!”埃莉斯大声说道,同时在空气中挥舞着她的双手。同学们的特权以及对生活的无知,让埃莉斯感到“很沮丧,因为他们就是没有钱的概念……他们就是不明白,为了交上这学期的注册费,还有92美元的杂费,我必须干完手上所有的工作。那是很大的一笔钱啊!他们就是无法理解,为什么这么一丁点的事会影响这么大,为什么20美元对他们来说只是零头,但在另一位同学看来却是好大一笔钱。‘咱们别在食堂吃饭了,不如出去吃晚餐吧。’唉!最严重也最令人崩溃的是,这一切从来就没有过一丝改变”。

《录取通知》(Accepted 2006)剧照。

威廉(DD,W)来自国家产粮地区的一个农业小镇,在与我的谈话中,他也表达了埃莉斯的那种失望。他没有拐弯抹角。“这儿的人很有钱。但我没钱。”威廉从没有无视他家里的贫穷。“我从来没有感到过穷,但我们确实一直都很穷。”很久以前,他就意识到家里的经济状况多么岌岌可危,当时,他的父母都要开始打第二份工甚至第三份工,才能勉强维持家里开销。但是,贫穷从来没有让他觉得自己是个局外人,直到他进入英杰大学,情况发生了变化。威廉告诉我,自从他入校以来:

我从不去外面吃饭,也不出门买东西。但(对另一些同学来说)那似乎是一种每周一次的活动,甚至天天都有。他们总在说:“我讨厌在食堂吃午餐。我去城里点了一只龙虾,你猜怎么着,才花了30美元,真不敢相信。在我家那里,要吃上龙虾怎么也得80美元。这儿可真便宜。”我没办法去别处吃饭,因为我在食堂的套餐计划已经付过钱了,而且吃得很不错。对我来说,有近似免费的东西却不吃,听起来就太荒诞了。你只需要走到食堂去。为什么我还要花钱买吃的呢?

如何应对这些令人沮丧的时刻,威廉的方法是“一笑而过”,因为在他看来,“感到被冒犯,是一种最没用的情绪”。然而,他也并非每次都能从容待之。坐在我面前时,威廉在努力克制他的情绪。但是,在回忆起同学们把30美元的龙虾餐归为“便宜”,且愚蠢地邀请他也一起加入时,愤怒还是从威廉的脸上闪过。威廉相信,同“这些人”混在一起,会扭曲同学们的道德和伦理观,因为这种生活会鼓励学生去追逐自私自利的目标,尤其是那些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学生,更容易受到影响。他告诉我,在英杰读书,“最大的挑战”要数“成为他们中一员的压力”。威廉指出:

当你来到这里的时候,你就变成了精英中的一分子。有人会说:“太厉害了,英杰教育!你将来毕业后肯定能赚很多钱。”他们的期待就是,所有这一切的目标就是赚钱,就是成为上流阶层的一员。人们忘记了他们的根。只要在英杰生活四个月,他们就不愿意回家,忘记了家的意义。然后呢,四年过去了,他们就不再回家。他们都去了纽约。他们其实是被消费了!毕业之后,40%的毕业生都进入了咨询行业。但这40%的学生在刚到英杰时,脑子里可没有想着“咨询”。人们在这里被改造了。人们只是想当然地认为,一个社会阶级天生就优于另一个阶级,也更令人心向往之。

威廉是对的。精英院校的毕业生确实会涌到地位高、收入高的行业,比如投资银行。在毕业后,贝恩资本、美国银行或高盛投资这样的公司,将会是威廉的同学们的首选。至于到底有多少同学走上大公司的精英之路,威廉的估算有些偏高,但也只是高出一点点:无论是在英杰大学,还是这一档的其他院校,大四学生在毕业后进入金融和管理咨询行业的,其比例在三分之一上下,大大超过了流入其他行业的毕业生。无论是富家子弟在英杰大学纸醉金迷的生活,还是同学们在毕业后一门心思要钻进去的赚钱行业,威廉都是敬而远之。

难以绕开一段复杂的心路历程

瓦莱里娅(DD,L)的经历展示了,在融入大学时,双重贫困生有时要走过一段复杂的心路历程。一方面,读书以来头一次,她感受到学业上的挑战,也能自由探索表达自我的新课题和新方式。但另一方面,她也发觉英杰大学存在着社会束缚,缺乏多样性,具体而言,就是太多的同学来自有钱的家庭。瓦莱里娅承认,她曾经期待自己会爱上英杰大学。虽然平时看起来元气满满,但当她谈起高中和大学的差异时,她还是显得有些丧气。

瓦莱里娅:英杰大学的学术要求要更严格。在这里,即便是选课,也是很不一样的。我学会了如何思考。读高中时,全部任务就是做习题。但在这里,我的教授读完我的文章后会说:“你只是在概括大意而已,你得提出自己的观点。”到了大一快结束时,我才明白教授这句话的意思。要做到很难,但也真的很有收获。在英杰,社会意义上的多样性却要少很多。40%的学生压根不需要任何经济资助。这太疯狂了!学校总是会说:“60%的学生拿到了经济资助,让我们为之庆祝吧!”这听起来就太错乱了!我从来就没有见到过那么多的财富。即便我不去想,我也是被一群有钱人包围着。

托尼:与你的高中相比,英杰大学的多样性是多还是少?

瓦莱里娅:要更少,但这么说也不尽然。英杰有着我不曾想过的多样性。英杰大学是多样的,只不过意义并不相同。我也搞不清楚了,但我知道我在高中时感觉更自在。在我看来,多样性就是生活得舒适自在。

托尼:为什么你认为,同英杰大学相比,你在高中时感到更自在呢?

瓦莱里娅:因为更多的同学能够感受到我所感受的。我并不需要去解释自己。有些事情是大家心知肚明的。如果我说:“我的天哪,这太贵了!”每个人都会同意。事实上,从来也不会有人提议要去什么贵的地方,因为我们兜里的钱都差不多。如果要去跳舞,就绝不能超过7美元。同学们会说:“没有人会花10块钱的。那太贵了。”但到了英杰,我必须对自己说:“为跳舞花这么多钱太贵了。”然而其他同学却认为,“不,这价格很合理啊”。太令人震惊了。我们实际上是很不一样的,不过我来英杰之前不用管这个问题。我不清楚这是不是人之天性,不必时时刻刻解释自己,让我感到很自在。但在英杰,懂我的人太少了。

在瓦莱里娅的叙述中,她的求学之路虽然艰辛,但却值得,对此她心怀感恩。然而,事实证明,她在英杰的社交生活却更加险恶。如同前述的乔斯,瓦莱里娅也把多样性等同于舒适感甚至安全感,根据她的定义,多样性就是能同相似阶级背景的人们待在一起,但在英杰,她却发现这种感觉是可遇不可求的。

《正常人》(Normal People 2020)剧照。

“这就是文化冲击吧!”

有人可能会争辩说,学生在大学所学的,不只是课堂上的知识,接触到不同的人、不同的风俗、不同的生活方式,也是同样重要的——大学的目的就是要扩展你们的世界观。但问题是,后一种学习过程往往徒有其表,变成了穷学生必须为他们的决定进行辩解——为什么他们决定参加某些活动,或者拒绝参加某些活动。不是每个学生都要站出来,为他们的决定做解释:穷学生总是要回答,为什么他们不和大家出去吃饭,或者去夜店玩;但是从来没有人向富家子弟提出要求,解释一下你们为何能花30美元吃龙虾。

正是这种一边倒的不均衡,让双重贫困生心神不安。新同学司空见惯的,在瓦莱里娅那里却是极大的震撼。当同学们问瓦莱里娅,她认为自己可接受的消费在哪个区间,这看起来就好像是同学在拷问她的生活方式。于是,关于她的出身,瓦莱里娅不仅要进行辩护,还开始自我封闭,处处设防。因为随时要解释自己,她已经变得不胜其烦。

当然,也不是所有的双重贫困生都会退出校园生活。有些学生也在努力地融入共同体。瑞安(DD,W)是一位语言和历史学的爱好者,从阿帕拉契亚农村的塌陷地带来到英杰大学读书。在上大学之前,他生活的世界只有乡下的煤矿区。他与寡居的母亲以及两个妹妹住在一起,在瑞安的生活中,所有的男人都因为尘肺病而早早过世,因为长期接触煤炭粉尘,这是当地男工的常见病。他妈妈要做两份工,有时甚至是三份,才能维持瑞安和他两个妹妹的基本生活。当瑞安来到英杰校园时,他期盼着崭新的人生旅途。很快我们就看到,瑞安申请加入某个组织最为严密的校园兄弟会。然而,他的入会经历也显示了入伙的社会成本,尤其对那些不懂得精英场所之规矩和礼仪的学生来说,代价也属实过高了:

我们被带到了一家盛大的餐饮俱乐部。一个餐饮俱乐部——我压根不知道还有这种组织的存在——一个就是吃吃喝喝的俱乐部。我心想:“这啥玩意?”那里的人——你一眼就能看出——都是那种贵族范儿。他们是真正的上流阶层,从头到脚都精致。我们坐下来吃晚餐,那是一顿丰盛的大餐。在家里时,晚餐如果多做了几道菜,都会放回冰箱,接下来的一天就吃剩饭剩菜。他们安排了各种不同的食物,最后一道菜,是甜品。这时,他们端上来这种碗,里面盛着温水。我搞不清楚,水里可能有草药或什么其他的。我实在搞不明白那是个什么东西。我心想,这一定是甜品了,某种我此前从未见过的高级甜品,某一种你应当喝下去的糖水儿。这时,我端起来正要喝。我的一位好兄弟赶紧说:“别!别喝下去!”万幸我没有喝。是啊,来到英杰后,我能说出生活中有很多大事与从前不同了。但就是在这些小玩意上,身边的人却视为当然。一个装水的碗,是让你用来洗手的。搞不懂这玩意。完全没概念,就这样。

《风雨哈佛路》(Homeless to Harvard 2003)剧照。

瑞安和我一同大笑起来。当我们绞尽脑汁,想找个合适的词来称呼那个“水碗”,它带来的幽默感也愈发强烈。最终,谷歌提供了答案:洗手盅(fingerbowl)。我也从来没见过那玩意;说实话,我敢说大多数人都没见过吧。对瑞安来说,谈论那次晚宴并不轻松,更不必说拿它来自嘲了。当时,他既感到难堪,又觉得受辱。在这家餐饮俱乐部,不懂社交生活的规则,似乎成了他的又一个标志,连同他的口音,还有他心情郁闷时就想用烟斗抽烟,都彰显着他的差异。毕竟,如瑞安在打趣时所言,在他的同学中间,没有多少可以将血统寻根溯源至哈特菲尔德家族或者是麦考伊家族,但他却可以。这些“小玩意”,在这里是甜点之前用的洗手盅,确实让他当众出了丑。自此后,瑞安就再也没去过那家俱乐部。诸如此类的时刻越多,瑞安这样的学生就越会躲开校园里的此类社团,其中许多也变成了有钱学生的俱乐部,无法代表全体学生。

对于双重贫困生来说,英杰大学为他们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乔舒亚显得有些懊恼,因为他怎么都想不出一种方法来描述这种经验,于是只能告诉我,在他的故乡和英杰之间,“我觉得我连一个相似之处都说不上来”。

他接着又说:“真的,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说明白。这就是文化冲击吧!”来英杰读大学,一方面锐化了贫穷生活的旧现实,另一方面也凸显了新的社会禁锢,后者只会进一步剥夺穷学生的归属感。在英杰与同学们日常处在一起,只会提醒寒门子弟这地方尚且不能称之为家,让他们感到自己如异乡之客。在许多双重贫困生眼中,这些校园生活中的遭遇,都构成对其生活方式的冒犯,让他们体会到社交隔离、情感疲惫,有时甚至是愤怒。穷学生的社交和情绪状态也因此压力重重。那些在有钱同学那里不言自明的一整套社会规范,对他们而言却是闻所未闻,于是他们也在挣扎中去努力破译。但生活的真相却让他们厌恶,在他们破解了这套社会规范的密码后,即便他们曾经想过要遵从它们,但最终结果还是一再被生活提醒,他们怎么都不配。生活中所有这些关于差异的日常提醒,日积月累就形成了严重的疏离。

原文作者 | [美]安东尼·亚伯拉罕·杰克

摘编 | 罗东

导语部分校对 | 柳宝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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