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于/口述
邵峋/撰文
我是老于，1976年出生于北京。我跟老婆新新在很多年前就打定主意要做一对丁克夫妻，工作满15年就离开职场。如今，70后、裸辞、丁克、旅居，成了我俩身上的标签，虽然我们都觉得这只是众多生活方式中的一种。
我父母都是老师。父亲是北京一所大学的校长，母亲是高中老师，我还在我妈班上念过书。
父母对我的教育观念基本就是自由发展，他们真的做到了不干涉。我小时候是北京第一批玩滑板的，一个滑板2000块，买了三块板，一共好几千块。后来大学接触摇滚，骑摩托车，买皮衣，光一件皮衣就6000块。
这些东西在那个年代其实挺贵的。我家收入也不算大富大贵，但因为家里也没别的开销，所以基本只要想法不是特过分，他们从来不打击我对什么东西的向往，不会抹杀我的想法。我后来一直莫名自信，大概就来自于这里。
我从小就不爱学习，个性挺叛逆，谁都不怵，高中甚至还跟体育老师打架。那个年代教师素质参差不齐，我本来也不太服管，所以体育老师更看我不顺眼。那天是他先动了手，占理的我最后还非让他在全校升旗仪式上道了歉。
我舅舅是北京西藏中学的音乐老师，还挺有名。我文化课太差，高二6门会考，不通过不能参加高考，结果我6门都不及格。家里怕我考不上大学，就送我去跟舅舅学钢琴，准备考艺术特长生。
从那开始，我每周末要去学琴，每天要保持至少4小时的指法练习。这是一种纯粹为了应试速成的训练，其实非常辛苦。这段经历给我最大的帮助是，我终于能坐得住了，自学能力得到飞速提升。
我花了一年左右时间考到钢琴全国8级，期间还在北京一个高三学生夏令营里比赛，拿到全国大赛的第三名。
这个全国第三对我特别鼓舞。我又飘了，后来只要班主任不在我就逃学。后来临近会考补考了，我就去大学自习室里自学。早年我爸是教数学的，我妈教化学。他们那个年代的老师基本啥都能教。于是在临补考那两周，这俩人轮番给我补课。等我再补考， 6门都拿了95分以上。
钢琴艺考要考声乐、视唱、练耳，外加一场笔试。我爸想让我考北京师范学院的艺术特长生，结果我没考上。
父母心态很好，高考失利，他们也没有失望或生气，只是觉得我能对自己负责就行。家里建议我学管理类专业，我就去上了个大专，读了北京市工运学院（现在的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旅游酒店管理。
我喜欢摇滚乐，学校里也管得很松，我认识了一帮爱玩的朋友，天天跑三里屯。三里屯分南街和北街，外国人一条街，中国人一条街，街上有很多小酒吧。
后来我认了个师傅学DJ，还认识了一堆留学生，有英国、日本、德国、澳大利亚的……我们组了个DJ团队，叫中国打气工厂（The China Pump Factory），英国队友will给取的名字。团队里七八个人，一半中国人，一半外国人。从此，我开始了到各个酒吧驻场当DJ的生活。
那时候的北京摇滚圈，崔健、唐朝、窦唯，还有很多后来没出名的人，大家每天晚上都在一块，互相都认识。我们是北京第一批在长城做户外三天三夜现场表演的，还在大理做过中国第一个三天三夜的现场，在洱海一个岛上。
大学里我基本是做了两年DJ，在学校也就凑合应付考试。毕业学校给分配，因为学的是旅游酒店管理，安排让我们去宾馆叠被子。我连去都没去，直接走了。
2000年，大连希尔顿的老总找我们谈，希望我们能去做一个跨年演出，我就带着一个徒弟去了大连。那天，在千禧夜3000多人的舞台上，12点气球一放，我突然有了种人生如戏的感觉。
那两年经历了很多事，我就想我是不是一辈子就这样了？我一步跨进了社会，一下子就看到了最阴暗和最美好。我做着自己喜欢的音乐，沉浸其中，但娱乐圈那些明星，酒吧里形形色色的客人，私下醉生梦死的生活方式，我也都见过。
在地下乐团的圈子里，因为作息不一样，我们整天几乎都见不到太阳，只能看得到落日那一瞬间。后来有一天，在五道口做场子，我在一个新建的大桥上买吃的，正好遇到夕阳西下。我看着熙熙攘攘的人群，看着周围大楼里每个窗户都透着家的那种光，在夕阳下显得特别温暖美好。
我当时所处的环境里，这种生活气息是完全感受不到的。
那一刻我大概有点成长。我觉得生活应该像他们一样，骑着自行车赶回家，家里有做好的饭菜，很舒适平静。
夜店DJ的生活太浓缩了，各色人等来来去去，有的伪装，有的空虚，活得像没有灵魂的躯壳。那是一个激情的朋克时代，摇滚时代，现在都已经过去了。
我决定要离开摇滚圈，后来认识了新新。
新新是天津人，我俩是2000年在网易163聊天室里认识的，算比较早期的网恋。新新在学业上比我优秀，那会儿正在南开大学念国际金融。
新新的成长环境跟我不太一样。她家里还有个大12岁的哥哥。因为爸爸和哥哥工作需要，妈妈就带着她往返迁徙于天津和深圳。
从小学到高中，新新经常要转学。深圳当时用的是香港教材，小学一年级就开始学英语，同学们讲粤语，她都需要迅速适应。而等她刚刚跟同学相处好，可能又要回天津了，大家很难有深度交往。她在天津上了三年初中，又在深圳上了三年高中，高考前两个月回到天津备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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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刚相识的那会儿，她也成天到处玩，去夜场。我们一聊，发现怎么你认识的人我都认识。在网上聊了三个月，我们就约着见面了。
见面那天，电视里正在播赵丽蓉的小品《见网友》，演得正好是网上聊得热火朝天，一见面发现完全不是那么回事的桥段。
我妈问我：你干嘛去？我说：见网友。
那是一个下着小雪的冬天，我们约在了北京火车站见面。那时候的网恋没有摄像头，也发不了照片，不知道对方长啥样，大家只能发文字，互相问问你是单眼皮还是双眼皮之类，剩下全靠想象。
见面前感觉非常忐忑，不知道对方是不是心里面想象的样子，也不知道性格怎么样。但我俩一见面就感觉像是见到了很熟悉的老朋友，相处特别轻松，相见恨晚。
父母也会觉得网恋不靠谱，但后来交往久了，大家都互相见了家长，越看越喜欢，也就自然打消了顾虑。
我们挺聊得来。现在回忆起来，大概就是三观非常统一。
新新从高中起就开始接触国外的影视剧，认为生儿育女不是女人的天职。从刚在一起那会儿她就提出要丁克，而我态度其实是无所谓。
我家是教师家庭，所处环境虽然相对比较传统，但父母对我的态度一直很宽松。新新家情况不太一样。她父母思想比较超前，改革开放初期，就大胆选择把家从天津搬家到还是个小渔村的深圳，能把家里空调拆下来用船运过去那种。
新新是小女儿，从小父母长兄都很宠她。教育理念上她家不太一样，相对严格。她高三时很多同学都选择出国留学，她也跟着填了报名表，家里发现后，就跟她讲，咱们的家庭没有钱供你出国读书，你以后可以自己努力赚钱，实现自己的愿望。现在必须要跟着大家一起参加高考才行。
新新考大学时想考考古学，但她父母觉得一个女孩子学考古很辛苦，风餐露宿，建议她考了比较热门的金融。他们的愿望是女儿有一份体面的工作，稳定的收入。
从大学到走上工作岗位，新新走的都不是自己喜欢的路。这也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她后来离开职场的决定——实在不喜欢，也不想再继续下去了。
刚在一起那会儿我正准备参加成人高考。我那会儿喜欢计算机，就决定重新去学计算机。
结果我买了个台式电脑，俩人天天打网游玩龙族，练了俩大号，还弄了个50多人的工会，经常网吧包场。新新过生日，我还给她买了一整套全红色特闪的凤凰的衣服。这是我们第一次接触网购，当时感觉特别好，装备穿上身闪闪发光，她特高兴。但穿了俩星期，她说：我觉得咱俩有点傻。
成人高考第一年我也没考上。当时我还没有彻底跟摇滚圈做切割，跟那帮人断断续续也有联系。那个圈子烟抽得特凶，酒也喝得特凶。后来我发现，如果你生活真的想要有改变，不仅是你思想要转变，生活上也要做切割。人心都是肉长的，只有忍痛把过去斩断了，才能有新的生活。
我决定重新开始：戒烟戒酒，整天都在家学习。第二次考试，分数线超了9分，考上北京市工业机械学院。备考期间，我还一鼓作气地考下了微软的4个国际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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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毕业后，凭这4个国际证书傍身，我进了招商局旗下一家做涂料的公司，做电子信息自动化。而新新2003年毕业后进了一家瑞士公司，做国际货运。从此我们开始定居深圳。
因为本身年纪比周围人都大，还有过一段大家不会有的生活阅历，所以过上朝九晚五的生活后，我的生活变得非常规律。我俩都基本没有无效社交，也不去夜店，不去卡拉OK，把工作之余的所有自由时光都留给了家人，全力以赴地过起了曾经向往的小日子。
新新的工作比较紧张，每天处理大量订单，需要有足够的耐心和国内外客户沟通。公司也曾多次给她升职，但后来她拒绝了，因为她知道得到的越多，意味着失去的也不少，尤其是八小时以外的时光。
而我喜欢干活，觉得干活就像玩游戏一样。我俩三观非常一致，对职场往上爬的游戏都没什么兴趣，都很爱自由。在工作了两三年之后，我们就决定等到社保交够了15年就辞职——我们想过更自由、更有意义的生活，不希望到40多岁还在朝九晚五，背着包跟90后00后挤电梯。一想到在办公室里数着年月等退休，就觉得太可怕了。
2006年，我们在相识第7年结了婚。那时候她又重复了一遍，说她希望婚后丁克。那一刻我印象特别深，因为我们最终真的决定要丁克了。倒不是说我俩不喜欢孩子，或者怕养不好孩子，就是单纯地认为丁克的生活方式会更轻松自由，能留出更多时间关注自己和伴侣，以及年迈的父母。
丁克这件事，我父母一开始也是不理解的。他们担心我们老了没人照顾。但我一直很坚决，也慢慢给他们做思想工作。现在他们不仅引以为傲，出去吹得比我们还狠。甚至我俩回北京还得提前半年预约，因为可能回去发现二老自己出去玩了。
新新的父母刚开始也很担忧，怕亲戚朋友问起。后来时间长了，就觉得既然孩子已经成年，也结了婚有独立家庭，那自己能对自己将来负责就行。
很多人担心，如果父母或伴侣离世，丁克夫妻就只剩下孤单一个人了怎么办？其实每个人都是独自来到世界上的，最后的离开也必将是孤独的。我俩平时都会尽量让自己学会享受一个人的时光，也尽量做到独立思考，不去依赖任何人。
我们为以后的生活做了很多规划，比如要在几年内存够钱买房，几年内开始全世界旅游，几年内不再工作，薪水如何安排，如何做理财投资，每年给父母多少钱……
2008年，新新的母亲去世了，去世的时候才65岁。这件事对我们影响也非常大。那时我俩到处想办法跑医院，然后发现，真到了最后时刻，陪在你身边的可能是你伴侣，可能是你父母，但很少有儿女。
儿女都需要工作，可能也有家庭有孩子，自顾不暇。当时我俩也一样要上班，在休光了假期之后，也只能周末去看看。医院的单子都1万多一天，你要是辞职陪父母，父母觉得因为他们得病让你失去了工作和生活，会更受不了。
2012年，我们第一次出国旅游，选择了马尔代夫。从此一发不可收拾，越玩越上瘾。我俩每年带薪假期就15天，只能攒攒年假出国游，平时节假日再攒攒事假国内游。
前几年我们也有过移民的计划。我们去美国实地考察，觉得美国你作为旅游者去玩玩还行，但去那做个二等公民还是差很多。我们还考虑过新西兰，但考察之后觉得投资移民状态也不太好。后来也考虑过澳洲，当时政局稳定，澳洲跟中国关系非常好。但这几年，两国关系就发生了变化。
以前觉得这些跟我们都没关系，我们只是去生活。后来发现并不是，这是会直接影响到老百姓生活的。尤其是疫情发生之后，我们看到中国还是更靠谱的。
2020年疫情暴发。新新认为疫情还很严重、公司并不具备复工的条件的情况下，就让大家回去上班，特别不靠谱。我们曾经规划过交十五年社保就不再朝九晚五，因为职场惯性，其实我们已经工作16年了，所以也没什么留恋。我们就辞职了。
我俩手头有些积蓄，也会做一些理财，完全能满足日常生活需要，何况父母年龄也越来越大了，随时需要儿女在身边。2020年3月，新新先提了辞职。随后8月份，我也辞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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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职之后，我们决定先旅居一年。2020年10月底，我们从深圳自驾抵达大理。用了一个月时间看房子，11月28日正式搬进大理的新家，租约一年。
大理的包容性很强，你喜欢田园风它有，你喜欢城市的便利它也有。有很多一线城市来大理旅居的人，因为这里生活方便，开销上相比深圳会低一些。我们自己会做理财，自媒体也有一些收入——这倒是意料之外的，因为一开始做视频的初衷，其实只是想记录一下我们当下的生活。
我们父母的年龄和身体状况都还可以坐飞机，也不需要我们特别照顾，就想把他们都接到大理，一起生活一段时间。
但后来发现这个设想还是有点太理想化了。大理医疗条件有限，老人有了慢性病以后就离不开医院了，你让他长期去外地住，操作起来就不太现实。也没想到疫情会拖这么久，因此我们也不敢折腾老人了，怕到时候万一回不去了怎么办。
等这一年旅居结束，我们可能也会改变方式。一方面是我们俩也没到养老的年纪，在一个地方其实根本待不住；另一方面还是老人的需要，原本想要一起生活，但发现并不好实现。
明年如果疫情好转，我们计划在深圳住3个月，北京住3个月，花半年时间陪老人，也认真考虑自己接下来想去的地方。
对于未来，我们规划是去做一些精神层面的、更有意义的事——比如公益，具体方向我们也还在寻找。
做公益其实是我们多年来养成的习惯。十年前我们第一次去西藏，走的是常规旅游路线，那边生活条件还不错。后来第二年我们去了阿里无人区，会经过一些交通不便物资匮乏的高原牧场。当时带了一些零食和文具，准备给当地的孩子当礼物。去了之后发现，他们真的特别缺物资。
而且去那边你千万不能给他们钱，因为拿到钱他们就去买羊或者赌博了，一分钱也花不到孩子身上。
如果是有学校的地方，可以给孩子们带些文具；如果条件特别恶劣，连支教老师都没有的地方，可以给他们带一些衣服。我们每年都会组织同事朋友，把自己的旧衣服打包送给他们。
后来有一年，我觉得网上的一些清仓的衣服其实很便宜。那年我们就买了一批新衣服过去。孩子们拿到新衣服是不会拆标签的，他们要留到藏历新年才穿。
如今我们身边基本都是2娃家庭，也有一些大龄未婚，但没有其他丁克家庭。不生孩子可以把有限的时光留给自己，我们也确实不太喜欢有小孩子的嘈杂生活，所以我们不羡慕别人有娃，更不会后悔自己的决定。我们至今都没有动摇过，反而觉得按我俩的性格和对生活的追求，挺庆幸自己的这个选择。
我们在2006年在深圳买了第一套房，2009年买了第一辆代步车，2012年开始出国旅行。后来我们一直把俩人的公积金当旅游经费，一人工资用于生活开销和房贷，另一人工资做定投理财慢慢存钱。到2020年，我俩裸辞开始旅居。一路走来，基本按照规划完成了当初的设想。
裸辞后，我们终于开始了人生下半场的追寻，很多东西都还在摸索中尝试。我们希望去看看更多向往的地方，拥有更多不同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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