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意燃气灶头怎么拆（德意天然气灶头内部拆卸图解）

许多学者已经指出，反疫苗运动既无根据又有害，但相关流言仍然被制造和流传，比如香港艺人谢安琪和黎明，就曾经在香港掀起的反疫苗风波。这不禁令人沮丧，我们应该如何揭止这类阴谋论？

艺人黎明反对疫苗

在本文，我将引用社会心理学与哲学研究，勾勒出阴谋论传播的心理与社会机制，以及阴谋论者的认知方式。从这些分析中，我们将了解到为何现时拨乱反正的努力有些成功，有些却失败，从而制定出更为有效的方案对付阴谋论谎言。

谢安琪

最后，我会提出“理性怀疑论”与“阴谋论式怀疑”在知识论上的区别，前者是正确的思考方式，后者却是误用怀疑论精神的认知结果。在理性怀疑论的基础底下，我们拥有一些方法与原则分辨阴谋论的真伪。

2017年，法德意美等国的麻疹个案急剧上升，当时世界卫生组织 (WHO) 更发出警告，麻疹疫苗接种率低于95%的国家，很有机会爆发大规模疫症。其中，美国明尼苏达州更出现近30年最大型的确诊个案，而这州份正是广泛流传“接种麻疹、腮腺炎、风疹三合一疫苗 (MMR Vaccine) 会令你子女患自闭症”的谣言。

在1963年引入疫苗之前，麻疹能夺人命。单是20世纪60年代，每年有数百万个麻疹病例确诊，成千上万人入院治疗，更有约260万人因而死亡。疫苗成效非常显著。根据2016年一份疫苗研究报告，2005-2014年，23种来自不同疾病导致的死亡，本来可以通过接种疫苗预防。2016年世卫也估计，疫苗在2000-2005年间避免了约2,030万宗死亡个案。

接种疫苗非常容易，但许多不接种的人都是自己选择拒绝接种，而非缺乏金钱能力或条件。这类人通常称为“反疫苗者 (anti-vaxxers) ”，他们普遍相信疫苗有害，而且制药公司（及其他部门）掩盖了疫苗的祸害。这些人远比我们想像中多，遍布整个欧美世界，甚至形成具规模的“反疫苗运动 (Anti-vaccination) ”。大家只要上网搜索一下，就能轻易搜出上千百条相关阴谋论。

所以，今次香港出现反疫苗现象，实在不足为奇。虽然许多专家学者、科学社群与政府机构已经迅速反驳反疫苗的所谓证据与言论，但流言仍然无法揭止，反疫苗亦似乎打赢了这场舆论战。这不禁令人深思，我们到底应该怎样对抗有害的阴谋论继续散播下去？

近二十年，不同领域的学者开始对阴谋论产生研究志趣，其中社会心理学家更特别针对阴谋论的心理构成原因进行详细分析。根据最新一项研究报告，人们主要基于以下四种原因不信任疫苗：(1). 本身有很强的阴谋论倾向、(2). 对血液和针头高度厌恶、(3). 有很强烈的个人主义和分级主义的世界观、(4). 有很高的心理抗拒反应 (reactance) 。

研究团体调查了包括美国、阿根廷、印度、中国、日本和德国等 24 个国家，共 5323 人。参与者需要就“孩子接种疫苗是有益的”与“所有为儿童注射的疫苗都可能不安全”按 1 到 5 分作评价。除此之外，参与者还被问及是否相信以下四个阴谋论：戴安娜王妃是被谋杀；美国政府事前便知道 911 袭击，却不阻止；总统约翰．肯尼迪 (John F. Kennedy) 遇刺是精心策划的阴谋，而不是枪手独自所为；一群隐秘的国际精英正在策划新的世界秩序。

研究人员发现，那些具有强烈阴谋论思维的人是最有可能反疫苗（不管他们来自哪个国家、是什么年龄、教育水平如何）。这结果和许多研究阴谋论的心理学结论相同：一个人只要相信某个阴谋论，就会更容易接受其他阴谋论。

不过，这项研究也有相关限制，例如所有参与者都是在网上招募，而且教育水平相对较高。假如参与者包括了教育程度较低的人群，研究结果可能不同。此外，这项研究测量的是对疫苗的态度，而非行为；意即，对疫苗表示怀疑的人可能会，也可能不会遵从他们的信念，拒绝为他们的孩子接种疫苗。

如果我们要拆解疫苗阴谋论，有必要对阴谋论作更全面深入的理解。我们需要了解什么是阴谋论、相信阴谋论的人又错在哪（如果有错的话）？幸庆的是，哲学家与心理学家已经有诸多相关的讨论，能让我们参详。

一般而言，学术界通常把“阴谋论 (Conspiracy theory) ”定义如下：“阴谋论试图用有权势者的密谋来解释某些事情或做法，而这些有权势的人也成功隐藏了他们在其中的角色。”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定义是中性的，它不包含阴谋论必然是有害或假的意思。

事实上，（至少根据这定义）有些阴谋论是真的，例如冷战时期的北森林行动 (Operation Northwoods) 是美国国防部企图嫁祸给古巴的政治行动。另外，也并非所有虚假的阴谋论都有害，例如英国许多父母联合制造“乖小孩会收到圣诞老人礼物”的流言，并隐藏他们的角色 — 这满足了上述阴谋论的定义，却不有害。

所以，本文只集中讨论那些明显假与有害的阴谋论，而非已证实为真或很可能为真的阴谋论。当然，这可能引入一个疑虑：我们如何区分真假的阴谋论？这也是许多阴谋论者言之凿凿的反问：“既然有真的阴谋论，为何你能一口咬定我信奉的阴谋论是假的？”关于这个问题，我会将在及后解答。

首先，我们要分析阴谋论的重要特征，对它有更深的认识。

哲学家 Karl Popper (1945, 1963) 可能是首个运用“（社会）阴谋论”讨论相关问题的学者。他有一个知名的看法，即阴谋论之所以吸引人，是因为它们把原本无法解释的事件归因成有预谋的结果。

Karl Popper 的社会学观点是，许多社会事件都是由许多人零散的作为和不作为交织而成，其中并没有人有预谋及能力为之。譬如经济大萧条、失业率上升或通货膨胀，它们的出现只是市场压力或自发性秩序 (spontaneous order) 的后果，并非个别人士刻意策划而成。但是，人类普遍却会倾向将事件、效应认定为意图行动的结果。换言之，多数人不愿意接受重大事件只是出于好运或不幸，他们比较偏好那种非随机偶然的、有明确因果关系的叙事结构。

Karl Popper 的这种想法和现今心理学对阴谋论的解释相一致 (Marta Marchlewska, 2017) 。研究阴谋论的知名科学作家 Michael Shermer 便提到，人们相信阴谋论，是因为人们倾向寻找事件潜在的因果关系；只要能从复杂的事件中寻找到可能解释，即使其解释再牵强、证据再薄弱，他们都会倾向接受这种解释。

如果这些事件属于悲剧或某种巨大危机，人们就会更倾向接受阴谋论的解释，例如像 911 袭击、肯尼迪总统遇刺、戴安娜王妃身亡、经济大萧条。人们很难从情感上接受这个事实：这些可怕的事情完全是无任何预谋地胡乱发生。

有研究也表明，只要当一件事对自身构成威胁或脱离自己控制，人便会倾向寻找解释，借此舒缓无力感与焦虑。这种心理现象或许可以从演化心理学得到解释。当人们面对未知的情境与危机而产生不安，便会寻求具体解释，使其能纳入可以预测和控制范围。这种心理倾向确实能提高生存概率，因此便留存下来。

那么，为什么阴谋论的解释特别具吸引力？因为它特别指向人为控制的解释。心理学家 Rob Brotherton (2015) 便指出，当我们发现这个世界是紊乱而无序、自己无法控制时，便会退而求其次，认为事件是由别人所控制。这种心理机制称为“补偿性控制 (compensatory control) ”。

关于补偿性控制，最常见的是寻找强大盟友。譬如，信徒出现重大疾病时，就会相信上帝将会妥善安排；或者在大型纷乱事件出现时，人民就会更倾向政府有能力控制与解决一切。但是，补偿性控制也可能会倾向寻找强大的敌人作为解释与控制事件的对象。这可能因为，人们面对危机与利益收损时，会感到愤怒，需要找出一个具体的谴责对象，以作宣泄。

社会学家 Ted Goertzel (2010) 便提到，面对困境与悲剧，人们需要一个能谴责的具体对象，而不是怪罪到一个非人格或抽象的社会力量上。因此，当孩子不幸患上自闭症，部分家长无接受这是意外与不幸，他们需要对自己处境有控制权，也要讨回公道，于是便直接把原因归咎于疫苗造成，尽管已经很有多证据表明自闭症与疫苗并无关系。

现在，我们认识到阴谋论背后的心理需求：第一，我们渴望世界有明确、能识辨的因果关系，即世界的运作能够被我们理解、描述、解释与预测；第二，我们渴望能够控制外在环境、事件按自己预期出现与发展。

其实，这种心理特征本无不妥，甚至是人类得以理解世界，以及进步的基石。但是，阴谋论者的特点，在于他们会想当然把猜测当成事实，不加思索就接受阴谋论是最佳解释；而且，当他们面对新的证据和原本信念冲突时，更会忽视、排除，甚至篡改真实的资讯，形成封闭的认知系统。

换言之，阴谋论的解释提供了思考捷径给人们，但坏处是产生系统性的认知偏差。当一个人相信阴谋论后，他会形成一组信念；而人会倾向保持信念系统一致与稳定，因此即便那人获得新的资讯后，便也倾向接纳那些与既有信念相一致的讯息，所以相信登月是骗局的人，也较容易相信美国政府事前就知道 911 袭击。这也能解释，为什么心理学研究显示，相信某个阴谋论的人，会较容易接受其他阴谋论。

我们已了解到阴谋论的一般性认知特征，现在我们转向探讨阴谋论如何得以散播，背后有什么社会结构使得它们得以广泛流传。这也将令我们能更有效防御阴谋论。

人们可能不解，为什么缺乏证据的阴谋论能够广泛在社会流传？知名法学家 Cass R. Sunstein (2016) 提供了相当深入而有趣的分析。他引用社会学家 Russell Hardin (2002) 的“残缺知识论 (Crippled Epistemology) ”作解释，即极端主义者往往并非出于非理性，而是因为掌握的资讯太少，才会支持极端主张。

阴谋论的形成似乎也有这类特征。考虑一下，一个阴谋论如何在某个团体中散播。这通常是由对证据要求门槛较低、对事件没有深入认识的人开始。假设此人是该团体里第一个相信阴谋论的人，并在团体里发言。如果接收讯息的第二个人没有太多资讯，本身又不知道事件的来龙去脉，他就很可能受到第一个人影响，而同意这是阴谋的产物。在这时候，第三个人纵然本来倾向阴谋论可能是错的，也会因为自己所知有限，最终也转向相信头两人的说法。最后，群体内其余的人，或是基于羊群心理，或是因为当时身边的人都开始相信，怕遭排斥，即使有怀疑也不太可能出声，最后渐渐被同化成相信阴谋论（这其实就很像 whatsapp group 内广讯传播的运作方式）。

Cass R. Sunstein 指出，在关系紧密或孤立封闭的社会网络之中，这种传播方式特别容易奏效。这是因为人们通常都是依赖他人而建立知识，而当讯息在封闭弧立的社会网络出现，团体内的个人很难获得来自其他团体的资讯再作判断，也要承受团体内共同判断的压力；当群体压力强到某个程度，许多人便会接受明明匪夷所思、证据薄弱的阴谋论。

因此，孤立封闭的社会网络绝对是阴谋论滋生的温床。对此，特别令人担忧的是，现今许多公共争论往往都会走向两极化，人们在争论后期会开始自我选择离去或进入特定立场的团体。在这个过程中，个别成员会对自身团体所拥抱的信念会变得更为狂热与忠诚，并自绝于其他团体之外。

据此，如果打击阴谋论的知识分子是有心要导正大众，可能需要更大耐性，持续和大众与怀疑论者解说阴谋论的错误与问题，而不应该远离这些人。按照 Cass R. Sunstein 的建议，我们甚至应该对阴谋论团体实施渗透工作，扮演普通人混进团体内，并循循善诱他们离开阴谋论。

除了孤立封闭的社会网络会令阴谋论更易流传外，非自由开放的公民社会也容易成为阴谋论滋生的温床。毕竟，如果在凡事都要严密审查，思想市场运作不彰、知识生产体制扭曲、缺乏新闻自由的社会里，人们实情有更大且合理的理由怀疑官方的说法 (Cass R. Sunstein, 2016) 。

因此，如果一个社会愈不开放自由，人们自然会降低对政府或相关机构的信心，怀疑官方权威解释。回想今次香港的反疫苗事件，一些怀疑疫苗成效者的言论，便是指责香港政府的回应根本不可信。

然而，我们必须注意到，关于疫苗的益处、有效性与无害性，除了香港政府外，还有大量其他可信的权威机构，如世卫、科学团队、其他自由民主国家的知名学者都支持疫苗接种，批评反疫苗完全是阴谋论。因此，纵使有人不信任香港政府的言论，也应该考量其他领域的机构与权威学者为何仍然支持疫苗。

当然，如果一个政府要更有效打击阴谋论，应该提供公民权和公民自由，并且建立开放的社会，包括媒体的多样性、新闻与信息自由，以及民间组织和知识生产机构的独立性等；这将能加强人民对官方解释的信心。

在此，我们已经了解到阴谋论的社会机制与认知模式。问题是，我们应该如何对抗它呢？

对于许多人而言，阴谋论盛行实在令人灰心。最令人无奈的是，即便拿出了能够推翻阴谋论的铁证，仍然有许多人拥抱阴谋论。为什么呢？因为阴谋论者有一个特殊的认知特征：他们会相信那些明显的反证，也是阴谋本身的产物。

这是阴谋论最奇妙的地方，试图直接破除阴谋论的言论或行动，反而会被纳入这个理论中，被当成密谋者掩盖自身行径的又一诡计。哲学家 Brian L. Keeley (1999) 甚至打趣道，阴谋论是唯一的理论，会把对它们的不利证据转化成对它们有利的证据。正正是这种阴谋论的思维模式，使得它极难导正，难以透过政府官员与权威机构直接否认或反驳言论修正。

研究阴谋论的心理学家 Matthew Hornsey (2018) 便道：“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提供接种疫苗是科学共识的官方信息会令人放心；但是，对于那些有着阴谋世界观的人来说，这些相同要素却可以被颠倒为一个阴谋的证据。”他更指出，有许多研究表明，对那些持强硬反疫苗观点的人来说，陈述事实的证据非但无效，甚至会适得其反。

因此，单纯重复推翻阴谋论铁证的说服工程可能远远不够，我们需要更灵活与柔性的对抗策略。这就是为什么我上面长篇大论分析阴谋论的认知心理模式和社会机制的缘故。因为我们需要找出人们排斥疫苗的潜在因素，并让反阴谋论的传播和人们的潜在恐惧、意识形态和身份相一致，从而降低人们拒绝反阴谋论言论的动机，令他们更可能接受相关证据。

以反疫苗为例。既然部分人抗拒疫苗是因为他们对针头和血夜高度厌恶与恐惧，那么我们应该多点说明打针的后果（譬如打针并不痛，也不会流多少血）。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反过来显示不打针的后果将会更为可怕，最好是透过故事叙述麻疹儿童的疾病过程，甚至显示可能令人不安的图像，令公众对不打疫苗的恐惧大于打疫苗的恐惧。风险的具体叙述就像一个引爆器，会吸引公众的高度注目。事实上，阴谋论家常常透过相同机制散播其观点，以戏剧性的故事叙述（阴谋家策动整个行动）与散播风险恐惧（打疫苗会有自闭症）来掳获人心。

阴谋论

除此之外，研究报告指持有很强的个人主义和分级主义世界观的人特别容易反疫苗。这是为什么？根据文化认知理论，文化上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会影响人们对风险、证据和科学共识的评估。例如，个人主义者和分级主义者（反平均主义）会倾向相信商业和自由企业，而认为“大政府”是问题；信奉平均主义和社群主义者则倾向怀疑“大企业”。事实上，这些意识形态已被证明与一些“反科学”信念（例如，气候阴谋论）有着牢固的关系。

在反疫苗的讨论之中，平均主义者可能会特别怀疑大型制药公司、个人主义和分级主义者可能会怀疑政府吹捧疫苗的成效。要抵制意识形态影响人们的判断确实很难，但至少可以让我们重新审视疫苗接种的障碍是什么。我们可以更自我警惕是否受意识形态框架而倾向某个立场，加以慎防；除此之外，研究团队 Matthew Hornsey (2018) 建议，对于那些特别重视个人自由主义的人，可以暗示反疫苗运动团体是具高度顺从与高压力的组织，个人自由在其中不受欢迎，而降低那些个人自由主义者的加入动机。

除了上述的柔性策略外，我们也要特别小心把倾向相信（中性定义下的）阴谋论的人视为无知、愚蠢与非理性。事实上，这种观念是错误的。有哲学家已经指出，相信某些阴谋论是具有理性的基础 (Matthew R. X. Dentith, 2014; David Coady, 2006)。最新研究反疫苗的报告同样指出，在教育良好的人群之中，这些人的教育水平差异对他们对疫苗的态度没有什么影响。

如果我们在说服过程中暗示或明示相信假阴谋论的人都是愚蠢无知，就很容易引起他们的对立意识与反弹。上述研究报告也显示，反疫苗的人通常有很强烈的“心理抗拒 (Reactance) ”，意即，如果人们感到某人或某事正在限制他们的选择时，就会产生抗拒心态。套进疫苗争论上，假如人们特别重视自由选择，并反复接收“应该接触疫苗”的宣传，反而更容易激起他们的对抗心理。研究人员指出，心理抗拒很高的人，很可能会拒绝“疫苗是安全和必要”这个医学界共识，因为它妨碍了他们身为“不遵循常规者”的自我形象。

心理学家 Sara E. Gorman & Jack M. Gorman (2016) 也指出贬低信奉阴谋论的人，只会有害无益。两人指出，自卑、无力感重、信任感低的人是最容易成为阴谋论者利用的对象。因此，在说服过程之中，我们必须将这点铭记于心：相信阴谋论的人不是愚蠢无知，我们的语气应该尽量平和，避免说如“你是反科学”、“你对科学一无所知”、“你真蠢，这种低质的阴谋论也相信”这类具攻击性的说话，也不要让对方觉得我们的言论只是表达“你直接相信我们就对了”的态度。

在《哲学深析阴谋论（上）》上篇中，我分析了相信和散播阴谋论的心理与社会机制，并指出我们应该制定出更柔性的回应策略。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到，阴谋论能够流传的成因往往错综复杂，不同人相信阴谋论的原因会有差异，不同阴谋论也会有不同的传播机制。因此，我们没有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法，只有见招拆招，因时制宜作出更具弹性的方案。

在此，提出辨别阴谋论真伪的方法是有益的，这也是分析哲学擅长的工夫。正如前述提到，有些阴谋论可以是真的，相信阴谋论也不代表没有理性基础。阴谋论者往往都会提出官方说法为何可疑的理由，并提供其他解释。从这点上，怀疑论者和阴谋论者的思维方式是有相似之处。

考虑一下部分反疫苗人士的思路：他们不相信疫苗有效，是因为认为药商、政府和科学社群有着千丝万缕的利益关连。因此，他们会去发掘疫苗医学发展与生产的过程。这种思维确实有哲学家 Michel Foucault “知识－社会结构”的分析影子，即从社会文化经济政治等相关因素，说明知识生产的由来。

这种分析方法本无不妥，实际上也是社会学的典型研究进路。但阴谋论者的谬误就在于，他们从这些社会因素直接跳到“这些知识、技术不可靠”的结论。一个严谨的社会学研究和阴谋论的分野就在此：前者讲求深入的实证调查，再行判断；后者只是从猜测直接跳到结论。事实上， Foucault 本人对当时精神医学的分析，也是有相关历史考察的。

当然，有时权力结构确实会影响相关知识的客观性、可靠性；问题是，真正理性的怀疑论者应该怎样处理这种可能性？最恰当的做法是：把怀疑的地方当成未经检验的假设，再作调查与检证。譬如，现在假设疫苗和药商可能有关，因此疫苗其实无效甚至有害。好了，我们有这假设；问题是，事实是什么？反疫苗人士往往就停留在这假设上，便理所当然、不详加检验就认定疫苗不可靠。但理性怀疑论者会怀疑回自己的猜测，努力客观地追求真相。

这才是正确的科学思维：大胆假设，但更要小心求证。真正的理性怀疑论者不但会怀疑官方权威，也会质疑自身信念，怀疑回反疫苗的言论，最后根据证据去判别真伪。

理性怀疑论者应该小心求证，但具体实践上，又该怎样判别阴谋论的真伪？这确实不易。以下，我将会提供几个思考原则，让人们能够作出更客观的判断。

哲学家 Brian L. Keeley (1999) 在他的名篇分析了阴谋论的一个特点。他指出阴谋论往往会引用一些被官方权威忽略、琐碎的数据或证据，提出比官方更完美统一的解释。譬如，在 911 袭击中，阴谋论者指出当时原来有美军战机十分靠近坠毁现场；如果真有其事，那么更合理的解释是美国政府早就知道此事。

又譬如，在疫苗争论中，阴谋论者往往执著疫苗成效的数据（像今次香港一些人指疫苗只有 50% 的成效），指出科学家并没有面对这问题。然后，他们会开始寻找更多疫苗的“大问题”，譬如引用科学社群已视为错误的“疫苗接种与自闭症相关”报告，从而质疑整个疫苗医学从一开始就是一场阴谋。知名科学作家 Michael Shermer 便提到，阴谋论总是先扯一些有可能是真的小事，然后再扯出一些大问题，但那些大问题往往并非事实。

虽然阴谋论解释通常看起来很完美，但完美性却最终会成为它本身的致命点。Brian L. Keeley 指出，当理论无法解释所有数据与证据时，我们不应该过分困扰。第一，并非所有数据与证据都是真实。第二，一个理论不应该适用于所有数据与证据，否则它很可能缺乏可证伪性 (falsifiability) 。因此，我们要理解到，即使是最好的理论也难以解释所有可用的证据，但假的阴谋论却往往宣称它能做出完美解释。

我们不应该高估人类理解世界的能力。事实上，任何历史学家、社会学家、科学家都会知道自己研究方法的限制，理解到理论解释能力总有限度、有些地方仍是未解释完善，需要进一步研究。但阴谋论却宣称自己能把所有涉事的现象与数据都提出完美统一的解释，并且为事件结案陈词：“这不过是阴谋家所策划的行动。”这显然不合理。

所以，如果一个阴谋论宣称自己已经毫无疑问的把握了真相的全貌，并自认为绝无错误与缺漏，这个阴谋论就特别可疑。

有一个观点和上面原则相关：我们难以提出完美统一的解释，其中一个主因是许多社会事件的发生往往涉及某种随机巧合的因素，或者是错综复杂地偶发而成，所以根本没有明确统一的因果线。

前文也提到，人类的心理深层恐惧无序荒谬、无法控制的世界，而这会加强我们相信阴谋论的倾向。试想一下，一个悲剧发生若然完全出于意外，也就代表无法预测与阻止，这将令人不安。在这意义下，哲学家 Brian L. Keeley (1999) 指出，阴谋论为有序世界提供了最后的思维防线。阴谋论提供了剧戏一样的目的论解释图象，指出悲剧的出现其实是一些人所策动与控制，所以特别吸引人。

绿色和平组织——世界上最大的阴谋论组织

Brian L. Keeley 认为，要避免被阴谋论吸引，就需要有心理准备接受世界具有某种任意巧合的荒谬性。当然，拒绝阴谋论并不意味着承认世界完全随机，只是社会事件往往没有绝对明确的发生轨迹和目的性。譬如，大屠杀可能只是众多人在非理性的情况下交织而成的偶发结果、股市大跌很可能只是当初众人愚蠢疯狂地投机以致泡沫爆破，并非个别阴谋家策动的行动，正如“汉隆剃刀 (Hanlon's razor) ”所揭示一样：“用愚蠢足以解释的情况下，请不要用恶意推测别人。”

这种接受“重大事件可能是偶发”的思维，将令我们能够抵御阴谋论的潜在魅力。当我们面对愈复杂的事件，就愈需要紧记这点。因为，原则上，一个事件内含的元素愈复杂，它就愈难被人为控制，像大规模的经济萧条就不太可能是由少数人就能操控而成。

人类的行为总是充满漏洞，很容易犯错，没有我们所设想的那样强大。巨大阴谋极可能会失败，因为它需要几近超人的力量。因此，如果一个阴谋论所宣称的阴谋范围越广泛，例如控制整个国家、整个经济命脉，或是整个政治结局，甚至是要幕后操控整个世界，那么它很可能是假的。

复杂事件往往难以受人控制，具有偶发性的事实，也指向另一个判别阴谋论真伪的原则：如果一个阴谋论所宣称的阴谋，其参与人数愈多，就愈不可能为真。

这是因为参与阴谋的人越多，就越难以保密及维持。阴谋论者的盲点在于高估人类的控制能力。以政府为例。实际上有大量证据显示，在拥有新闻自由、有权力分立和制衡的开放社会中，政府的行动通常无法保密太久 (Cass R. Sunstein, 2016)。试想一个自由民主政府要在本地策划恐怖袭击并诿过于他国，必须费极多工夫才能掩饰自己的角色，它必须拢络所有反对派、新闻传媒，或是不被它们发现。这几近是不可能的任务。

物理学家 David Grimes 也开发了一种算法，证明参与掩饰的人越多，密谋也会暴露得越快。 所以，如果一个阴谋论需要很多人参与其中，这阴谋自然会显露出许多破绽漏洞；但如果该阴谋论能给出的证据却只有很少，就很可能是假的。

不合理的阴谋论式思维与理性怀疑论的一个根本差别，是对待证据的态度。理性怀疑论者会恰当地按照证据来判别该相信什么，又该接受到什么程度。

因此，我们可以从知识论上提出一些对待证据的合理准则，并以此区别不合理的阴谋论思维：

1. 理性怀疑论者一定会详加搜集正反双方的理据。如果阴谋论者只是大肆搜寻只对他有利的证据，而无视对他不利的证据，那么这种思维是错谬的，所得出的所谓事实也很可能是错的。

2. 一个解释越能具体地说明其因果过程就越可信，但假的阴谋论所能给出的因果解释往往模糊不清。因此，如果一个阴谋论除了提出指控官方解释的证据外，自身的解释却没法叙述出清楚明确的来龙去脉，那么就越不可信。（例如指控疫苗是有害，却无法具体说明疫苗在过程中如何避开众多知识机构、有良心的学者的检查）

3. 假如一个阴谋论提出证据支持自己主张，但这证据却能够与官方知识权威（后来）提出的解释一致，那么这个证据就不能作为支持阴谋论的初步理据，因为官方知识权威的解释具有优先的合理性（关于这点，下述将会有更详细说明）。

4. 阴谋论者对官方权威的举证要求愈来愈多时，就越不合理。哲学家 Brian L. Keeley 提到阴谋论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他认为不合理的阴谋论最大问题不在于自身理论的不可证伪性，而是对官方权威的证据提出愈来愈高的举证要求。当官方权威提出了相关反驳及证据，不合理的阴谋论者往往都会要求官方权威提出更多证据，以证明刚才提出的证据是真的；而且这种举证要求会不断重复与加强。这种不断升级、几近虚无主义的怀疑论，自然不是合理的认知方式。讽刺的是，阴谋论者往往对自己的证据要求却不合理地低门槛。

正确对待证据的方式是通向事实真相的唯一合理途径。如果一个阴谋论对待证据的方式越不符合上述的认知原则，那么它就越不可信（或者说，我们没有理由相信它）。

在上述，我提到官方知识权威的解释具有优先的合理性。为什么它是恰当的？以下将会详情证明这点，并从而建立出另一个判别阴谋论真伪的原则。

最近一些主张“社会认识论 (Social epistemology) ”的哲学家，认为知识是高度社会化的产物 (Schmitt 1994; Goldman 2015) 。他们大多认为，知识是社会性的，由社会的知识机构生产；个人生产知识的能力实情非常有限，譬如个人没有时间检验每一项知识主张，或者必须重头慢慢学习才能获得专业知识，所以人们必须诉诸专家权威才能建立知识。然而，哲学家 Neil Levy (2007) 认为，知识生产依赖于社会性的真实情况，却远比上述表达的更为深刻。

Neil Levy 认为，现今人们所拥有的知识，几乎都来自于政府和社会所创造的知识生产体制所累积的成果（想像一下我们学习到的科学、数学、经济学、社会学知识）；而且，我们的知识还有更深层的社会面向：我们的思想与认知方式很大程度是由这些社会体制所嵌入而成。因此，如果我们不信任这个社会知识生产网络，将会变成极端怀疑论者；而这明显是不合理的。

Neil Levy 是如何论证这点？我们不妨理解一下现代知识生产的基本面貌。现代知识生产源自于高度的社会性分工，不同知识机构的研究者在各自很小部分的领域里从事知识建立的工作。虽然这样会使得研究范围变得很窄，却能够生产专业知识；而且这些不同领域的知识机构会互相联系研究成果，建立出庞大而坚实的知识系统，例如现代药物知识是由生物学界、化学界、医学界、药物科学等不同领域的研究成果所联系、评审、支持而建构成。
在这知识生产体制底下，我们拥有的知识是社会性整体论的 (holistic)，意思是，每一个知识主张都是由社会上不同领域的知识机构互相联系、支持与评审而成，是整个社会知识网络的一部分。因此，如果一个人质疑某个范围的知识机构的任一共识主张（譬如疫苗是无害的），将变相等同质疑该知识网络体制的可信度（例如医学界、科学界不可信）。但如果一个人这样做，将会无可避免地与自己原有的知识资源几乎完全切割开来，因为我们多数的知识信念都是源自于这个知识生产体制的研究成果。然而，这将会变成彻底的怀疑论者。

法学家 Cass R. Sunstein (2016) 也指出了这点。他问道：如果我们怀疑整个知识生产体制，我们还可以相信什么？“例如，要相信美国政府摧毁了世贸大楼并在事后掩盖了自己的行径，就需要一个不断扩大的阴谋论，指称九一一委员会、国会领袖、联邦调查局和媒体要不是直接参与了这场阴谋，就是被愚弄的对象。但任何相信真有其事的人，他的其他许多信念的基础就会受到削弱，因为这些信念能够成立，完全出自于对政府和社会所创造的知识生产体制的信任。”Cass R. Sunstein 总结道，相信（不合理的）阴谋论的人之所以不合理，是因为他们“对于所有生产知识体制有某种普遍的不信任，以至于他们根本很难相信任何事。”

Neil Levy 对此甚至主张，拒绝相信知识生产体制，将可能令我们连如何认知事物的方式也丧失。因为，不同领域的知识生产机构各自依赖自己学科的方法论进行研究；对这些知识生产机制的普遍怀疑，无可避免地要怀疑它们研究的方法；那么，这个人还可以依据什么方法重新建立起知识？

诚然， Neil Levy 在此的主张可能过强了。我们需要考虑阴谋论者质疑的官方权威知识是什么，这些知识又与整体知识生产体制的关联是什么，而且这些涉事的知识生产机构又有多可靠，才能判断阴谋论者的怀疑将会破坏自身的知识到什么程度。不过，考虑像部分反疫苗的人士，他们甚至对整个西方医学界与科学界的研究表示不信任，而选择相信其他不科学的、超自然、灵性的世界观及治疗方法；从这点来看，Neil Levy 的看法确实具有洞见。

无论如何， Neil Levy 与 Cass R. Sunstein 的观点大致是正确的。我们一直低估了自己的知识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些社会知识权威网络。我们一边怀疑整个知识生产体制，一边拥抱这个知识生产体制所提供的知识与技术（例如科学与科技），将会陷入不一致。因此，如果我们拒绝相信官方知识权威的某个共识主张，这很可能会令我们陷入不合理的、虚无主义式的怀疑论。

当然，这不表示我们不可以怀疑官方知识权威，只是我们需要更谨慎严肃地对待自己的怀疑。如果社会知识生产体制一般来说是值得信赖的，那么我们要质疑它就需要承担沉重的举证责任。严谨的知识生产体制一般具有以下特征：知识生产的方法和结果是公开可用的；知识生产体制内部的社群成员会分享各自的研究成果，并检验、评审、批评其他社群成员的研究；有良好的评审与奖罚机制，审查并鼓励严谨有用的研究成果，找出并惩罚不严谨或坏的研究。在现代，自然科学社群算是这知识生产体制里最严谨的部门，要质疑它的共识知识，就需要非比寻常的证据才行。

事实上，有心理学研究表明，人们系统地高估自己理解事物的能力，以为个人能够充分解释复杂的日常事物和自然现象 (Leonid Rozenblit & Frank Keil, 2002)。 Neil Levy 便援引更多相关研究，指出我们一直高估了自己的认知能力，完全低估了自己在社会权威网络中的认知位置，因此人们常常以为自己能够从官方知识权威中发现缺陷与破绽，却不知道它们多数在知识生产体制里经过非常严谨的的同僚审批。

总结而言，以下是一些准则判别对官方知识权威的怀疑是否合理：

1. 如果一个阴谋论质疑了某个领域的知识，但质疑者本身不是相关领域的知识权威，或者不具备相关专业知识，这种质疑初步看起来不可信。

2. 现今自然科学社群已经建立了非常严谨的同僚审批机制，如果一个阴谋论怀疑的知识是整个自然科学社群的共识知识，那么这种质疑初步而言并不成理（除非质疑者是相关领域的研究者）

3. 如果某个阴谋论越令人普遍怀疑整个知识生产体制，就越加可疑。

4. 如果阴谋论者对所有的政府机构或者社会团体都不加区别地表示怀疑，这说明他根本无力分辨真实和虚假的阴谋之间的微妙差异；这些阴谋论者的说法并不可信。

阴谋论者有时特别令人困惑的是，他们为何不相信知识生产体制提供的判断，却相信其他明显可疑的阴谋论？譬如，最近出现的地平论阴谋论与否认纳粹大屠杀阴谋论，已经去到匪夷所思的地步，但仍然有不少阴谋论爱好者追随。

哲学家 Robert Anton Wilson 甚至语带讽刺道：“如果一个阴谋可以欺骗我们相信600万人的死亡，那它也可以暪骗我们相信任何事情，因此纳粹大屠杀的否认者必须怀抱着像信仰一般的信念，才能相信第二次世界大战确实发生、罗斯福确实在1933至1945年担任总统，而玛丽莲梦露比金刚或是唐老鸭更为‘真实’。（引自 Brian L. Keeley,1999) ”

阴谋论的不一致也经常体现在它们的“知识 — 权力”的解释之中。阴谋论者喜爱指出官方权威的说法背后有庞大的利益关系，因此是不可信的。但是，如果用相同标准看待阴谋论，阴谋论本身也很可疑，因为实际上不少阴谋论的制造者或推波助澜者，都从散播阴谋论中直接或间接获利。譬如，法国作家 Thierry Meyssan 写的《 9/11: The Big Lie 》便成为非常卖钱的畅销书。

又以疫苗阴谋论为例。只要认真追踪和调查就很容易发现，许多反疫苗的中坚份子，都是一边反疫苗，一边提倡一些完全没有科学根据、不知成效如何的医治方法、养生方法、开班教学、售卖相关产品，而且这些收费通常都很昂贵。譬如，外国知名的伪科学新闻网站 Natural News 就贩卖大量所谓自然的产品。对于这些反疫苗者背后的利益关系、产业链，倾向相信阴谋论的人又为何不加以深度怀疑？（有趣的是，疫苗厂商可能没我们想像中那么好赚）

理性怀疑论与阴谋论的分别就在于此，前者会怀疑回阴谋论本身。正如前述所言，知识生产确实有可能受到权力关系或利益集团影响而有扭曲真相之虞，但现今的社会知识生产体制有成熟严谨的同僚机制把关评审，出现此情况的机会不高；相反，许多阴谋论背后的利益集团却完全没有任何机制把关，即使他们乱扯一通赚到尽也难以揭穿。

反阴谋论者或许可以对公众特别提醒这点，让人们注意到这个常常被忽略的事实。研究阴谋论的心理学家 Matthew Hornsey (2018) 便建议，反阴谋论者不妨大方承认疫苗产业的确可能（嗯，仅仅是“可能”）有利益关系在里头，但要强调另一方（阴谋论）也是既得利益者，譬如，疫苗阴谋论的动机是模糊接种疫苗的好处并夸大其危险，从中贩卖“自然”产品而获利，绝对走不出可疑范围。

诚然，有些阴谋论确实是真的，但不代表所有阴谋论都可信。要判断阴谋论的真伪并不容易，我们需要更合理谨慎的思考原则。理性怀疑论是区别阴谋论真伪的最好方式，其基本精神体现在科学家 Carl Sagan 的一句名言：“非凡的宣称需要非凡的证据。”我们需要更谨慎地对待证据，严肃地审视阴谋论，避免陷入幼稚的阴谋论式思维。

阴谋论的广泛散播绝对值得公共知识分子留意。诚然，有些阴谋论者只是贪好玩，对奇谈怪说特别有兴趣。但是，有些阴谋论确实会带来切实的祸害，譬如疫苗阴谋论会破坏预防疫症的措施，例如令可怕的麻疹疫症重现人间；又譬如，全球暖化阴谋论也会令地球环境陷入更严重恶劣，甚至无可挽回的局面；错误而极具煽动力的政治阴谋论也可能催生极端的恐怖主义。

即使（假的）阴谋论本身无害也好，阴谋论式思维本身也是必须提防的。相信某个阴谋论的人，就很容易相信其他阴谋论。譬如，相信纳粹大屠杀是假的阴谋论者即使大多不是死硬派，却会被围绕肯尼迪被暗杀、 911 恐怖袭击、阿波罗登月等事件的种种阴谋论所吸引。最后变成广泛的阴谋论者。阴谋论式思维的祸害，就在于它具有病毒式的感染力，而且会深深腐蚀大众理解事情的认知方式。

要说服阴谋论者，我们需要理解更多阴谋论传播的心理与社会机制，以及阴谋论者的认知方式，从而制定出更具弹性而有效的回应策略。要抵御阴谋论式思维，就需要理性怀疑论，提供正确的思考原则分辨阴谋论的真伪。在本文里，我已经深入地剖析这两个重要元素，望能为对抗（假的）阴谋论出一分绵力。

MJ Hornsey (2018). The Psychological Roots of Anti-Vaccination Attitudes: A 24-Nation Investigation

Karl Popper (1945). 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

Karl Popper (1963). Conjectures and Refutations: The Growth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M Marchlewska (2017). Addicted to answers: Need for cognitive closure and the endorsement of conspiracy beliefs

Whitson JA, Galinsky AD (2008). Lacking control increases illusory pattern perception

Rob Brotherton (2015). Suspicious Minds: Why We Believe Conspiracy Theories

Ted Goertzel (2010). Conspiracy theories in science

Cass R. Sunstein (2016). Conspiracy Theories and Other Dangerous Ideas

Brian L. Keeley (1999). Of conspiracy theories

Matthew Hornsey (2018). Belief in Conspiracy Theories Associated with Vaccine Skepticism

Gilles E. Gignac, Klaus Oberauer (2013). The Role of Conspiracist Ideation and Worldviews in Predicting Rejection of Science

David Coady (2006). Conspiracy Theories: The Philosophical Debate

Matthew R. X. Dentith (2014). The Philosophy of Conspiracy Theories

Sara E. Gorman & Jack M. Gorman (2016). Denying to the Grave. Why We Ignore the Facts That Will Save Us

Melissa Hogenboom (2018). The enduring appeal of conspiracy theories

Alvin Goldman (2015). Social Epistemology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Frederick F. Schmitt (ed.) (1994). Socializing Epistemology: The Social Dimensions of Knowledge

C Pigden (1995). Popper Revisited, or What is Wrong with Conspiracy Theories?

Neil Levy (2007). Radically Socialized Knowledge and Conspiracy Theories

Leonid Rozenblit & Frank Keil (2002). The misunderstood limits of folk science: an illusion of explanatory depth

来源：立场新闻

作者：彭捷

附录：

节选：

阴谋，汉语指“暗中策划，秘密计议”（《汉典》），通常用于干坏事；英文相对应的词是Conspiracy，是“阴谋，共谋，阴谋集团”（《有道词典》），一般至少两个人合伙做一件非法的、或者不道德的、或者篡党夺权的计议或策划——总之都不是好事——所以才有阴谋论这种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