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摩司·奥兹，以色列希伯来语作家，近年来诺贝尔文学奖呼声最高的人选，2018年12月28日，因癌症去世，终年79岁。
奥兹
1939年5月4日，他出生于英国托管时期耶路撒冷一户东欧犹太人移民家庭，后在胡尔达基布兹居住并务农，他还曾作为以色列国防军士兵参加过六日战争和赎罪日战争。但奥兹从来没有正面写过战争，他的作品有《我的米海尔》《一样的海》《乡村生活图景》等。凭借《爱与黑暗的故事》，奥兹获得2005年的“歌德文化奖”，并于2007年入围“布克国际奖”。2015年，美国演员娜塔莉·波特曼将该书改编后搬上大银幕。
《乡村生活图景》
奥兹生前多次来华，在中国拥有大量热爱他的读者。本文作者曾经对他进行过专访，并专门到以色列探访过他的家乡。
阿摩司·奥兹来过中国多次了。我身逢的那一次，是2007年的夏天，在上海。正值台风天，奥兹步伐缓慢，像是刚刚好不容易熬过了大风似的，但从他开口说话的那一刻起，我就起了一念：要去一次以色列，不为别的，只为看看那些以色列人。
负罪感，挥之不去
不知不觉，那时的我已是奥兹的一个常备读者。《我的米海尔》《鬼使山庄》《爱与黑暗的故事》《莫称之为夜晚》《黑匣子》……读了不少，为了那次访问，我还特地速读了《费玛》《何去何从》。《我的米海尔》并不是我最喜欢的书，可是，作为奥兹的成名作，它却是一本标准的自传体——可以看到奥兹全家的影子。平生第一次，我发现自己那么愿意同一个人说话，因为在见面之前，他已经用一些诗情画意的文字，把自己及父老乡亲的种种事迹心曲，交到我心里了。
他生于1939年，那时以色列还没建国，但奥兹的父母都是犹太复国主义者。他们来到巴勒斯坦地区，为创建犹太人的基布兹而奉献青春和才华。书中主角米海尔的父亲，就是奥兹本人的父亲，他博览群书，研究对象甚至延伸到了古德意志文献，对古往今来每一个民族实现统一、建立国家的经验，他都痴迷不已。
为一个尚不存在的民族国家而奋斗，以它作为自己存在的理由，这样的事业会带给人怎样的成就感呢？更让我着迷的是，生在这样一个家庭里，米海尔拥有的那些性格特点：严肃、自律、自我节制，对事对己都一丝不苟，很少迸发出笑声。他很早就明了了自己这一代人的使命，就是承继父辈的基业，但他又深知，以色列为了建国，占领了阿拉伯原住民的土地和房屋。他们将这块地盘改造得山青水绿，他们的创业者气质很能打动人，可是身外有阿拉伯强敌，心里则长存罪疚。
米海尔的太太汉娜就背上了负罪感。他们生活在基布兹，这是个熟人社会，亲朋街坊虽然都很友善，互助互爱，可是每个人内心隐秘的感情世界也免不了要被侵犯。汉娜要比米海尔更加敏感，每每在熟睡中，记忆追上来纠缠她：关于童年、家庭和个人身世的记忆。汉娜幼年和一对英俊的阿拉伯双胞胎十分要好，但1948年，随着阿拉伯人的离乡背井，他们也杳无音讯了。汉娜时常做噩梦，在梦里，双胞胎拿出刀子追逐汉娜，把她看作一个背叛友谊的人。这是奥兹本人真实的体验。
不安全感，始终担忧“失去家园”
奥兹只能写他自己，当2002年出版《爱与黑暗的故事》的时候，他是把他全部家当都搬出来了，他的祖父祖母、父亲母亲、他自己，三代人早就被他写过好多遍了，而在亲属们都远远离去，他觉得自己重提旧事，脸上能够浮现出微笑，而不是心痛或愠怒的时候，才提起笔来，从头写一部最长的。由于夺土建国的历史污点，以色列人一向习惯“朝前看”，但奥兹这样的左派作家一直保持着一个回望的姿势。汉娜担下了对阿拉伯人的负疚感，再用它来刺痛那些不愿提及过去的男人，以色列的一切文治武功，都会因为汉娜或奥兹们坚持负罪的抉择而失色。
奥兹完全是一个年事已高的米海尔，第二代以色列公民严肃克己的特征，都写在他那张沟壑纵横的脸上，让我想起中国人所说的“哀矜勿喜”。奥兹是爱国的，从来不会主张以色列退还土地，犹太人重新四散他乡。但他说，我们建国是情非得已，我们同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之间貌似势不两立，实际上却是一个创伤的共同体。我们总担心土地得而复失，这种不安全感，是我们因建国而承受的代价。
我记得，奥兹说到“insecurity”（不安全）这个词时，总是把音拖长半拍。这是一种集体命运，以色列人为此而团结，也为此而懂得哀矜勿喜的道理。在我的访问中，他是这样讲的：
“你应该知道，在以色列，几乎每个人都有一种很强的历史感。在流亡的土地上，在频繁的战争中，每一个犹太个体都成了关于‘受害’的历史学家。所以后来以色列的孩子们，每一个年轻人，他们都对历史和政治有所了解，并受其触动。中国可能不同，中华民族历来没有流亡的需要，你们也有艰辛的过去，有内战，有革命，有各种各样的灾难，但始终是个民族整体。中国人不会没有家，不管未来如何，中国仍然是中国。但对我们犹太人来说，我们的未来总是与‘失去家园’这一危险相伴的。这便是区别所在，也是我觉得我的作品应该传播到其他国家的原因：我希望中国人也能理解这种不安全感。”
耶路撒冷，陌生的故乡
在场的其他人，也多有问到不安全感的，然而这个印象无非来自那些国际新闻。只有深入奥兹的故事之中，才能知道那是种怎样的感觉。在他的处女作，短篇小说集《胡狼嗥叫的地方》里，奥兹用这样的景物描写，来叙说这片土地上的人所感受到的威胁：
“海上疾风来袭，将厚重无边的喀新风撕扯出道道口子，冷风伺机而入。几股柔风以略带踌躇的姿态率先登陆，引得柏树枝头轻佻地阵阵战栗，仿佛一股电流自树根直往上蹿，穿过树身，撼动身体。”
他以形形色色的方式书写风的威力，书写草木在风下的战栗，呼应着1960年代，以色列备战备荒、草木皆兵的集体感受。“胡狼嗥叫”这个意象说明了一切：敌人就藏在自然环境里，每一头嗥叫的狼都在提醒他们保卫家园和自己的性命。然而，敌人的存在也分化了以色列人，比如米海尔和汉娜就渐行渐远，因为他们就这个国家、就犹太民族应该成为什么样子的看法发生了不可弥合的分歧。不是什么人都愿意背负罪恶感的，但以色列的特殊之处，就在于有很多人自觉地保护着内心的负罪感，在体验不安全的时候，他们不愤怒，也不仇外，而是一再地内省并悲伤。
汉娜有一个表述，将不安全感和负罪感融合到了一起，那就是“这里不是我的家”。“我不知道有谁会把耶路撒冷当成家园，”她说，“我写下‘我生在耶路撒冷’，却不能写‘耶路撒冷是我的城市’。我不知道在俄罗斯庭院深处，在施耐勒军营的墙后，在埃因凯里姆修道院的隐蔽所在，在恶意山上的高级专员官邸，有何种凶险在恭候着我。”
这里面说到的耶路撒冷的地名，都是奥兹熟悉的。他就在耶城长大。1967年“六日战争”后，以色列夺回了耶路撒冷，可奥兹发出声音说，这个城市令他陌生。他有一个中篇小说《恶意山》，以另一个女性的视角，讲述了这种对家的陌生感的来源：一位受到复国主义感召的犹太人汉斯，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来到耶路撒冷谋求建设家园，而他的妻子却在1947年年底，英国结束托管的前夕，投入了感情大盗瑟阿兰将军的怀抱。她并不是想跟着英国人走，但她实在是不觉得，耶路撒冷这个所有犹太人都心驰神往的圣地是自己的归属。她也不知道自己是否值得向一个八字还没一撇的国家投入如此大的希望和忠诚。而且，她似乎也预感到，生活在这里将没有安宁可言……我说不清这其中混合多少微妙的心理，却记得文字里渲染的气氛。
家的破裂，他最擅长的题材
不安全感发生在真刀真枪的暴力之外，所以破裂的家庭是奥兹最擅长的题材。他从来没有正面描写过战争，甚至自然死亡，都不是他乐意触及的景象。奥兹说过，他曾两度尝试写战争，却两度陷入停滞，把已完成的篇幅废掉了。他坦率地说，这个题目不但不能容纳一点点的虚构和不真诚，而且“我的性格气质不适合写它”。在1973年的赎罪日战争中，他也到过叙以前线的戈兰高地，目睹过死亡，心里做好了没法活着回去的准备，但越是如此，他越是发现自己写不了战争。他对《纽约客》前主编大卫·兰姆尼克说，战争之外的一切，“性、基布兹、欲望、日落、嚎叫的胡狼，我都能写”。
奥兹是踏着母亲足迹前进的人。他自己从15岁开始（其母在他12岁时自杀）生活在一个名叫胡尔达的基布兹里，一直到40岁之后，才因为幼子患有哮喘病，必须换一个环境生活，才搬到了沙漠小城阿拉德。但他经常回去，见见老邻居、老熟人。他说自己从不写真人真事，然而，别人都不这么认为。他有个老邻居，每次路过他家的窗前，都会先把头发梳理整齐，为的是万一被奥兹看见，写入小说里，自己的形象可以好看些。说真的，我不记得奥兹写过的哪个人，无论外貌还是性格，属于邋里邋遢的讨厌鬼之类，他似乎对自己的人物持有最基本的善意，这种善意，在他这里，正是“哀矜勿喜”的一部分。
他现在也归葬于胡尔达了。他的太太妮丽，在他落葬的时候放了一本书，又播了一支曲子。我当然记得她，那天，妮丽像个孩子一样地对一众记者说，她和奥兹有多么热爱契诃夫，热爱契诃夫的那篇《罗特希尔德的小提琴》，它写了一个老棺材匠，给自己去世的妻子打了一口棺材……
他的老乡们喜欢这个大作家吗？
以色列作家到了各种场合，被问得最多的还是战争与和平这样的大问题。有心思读完奥兹的书，并谈论故事情节的人毕竟很稀罕。而对我来说，只有去亲眼看一看以色列人，才算是真正完成了2007年夏天我对他的那一场专访。那一次我只有十个问题可问，可是，奥兹的样子和声音却与我伴随了太久。我不想用那些被人反复使用的形容词，什么“睿智”“渊博”来形容他了，不如说，我很想做他那样的人。
我真的去了以色列。我住在一位比奥兹更老的老人的家里。他叫泽埃夫，1950年代，他住在以色列北方靠近黎巴嫩边境的地方，和其他的社员在那里建立了一个基布兹。他就是一个十分严肃，几乎从来不笑的人，可他的骄傲穿透了严肃的外壳，如芒刺一般根根直立。他为自己能够常年保家卫国而骄傲，他说，这个基布兹为以色列拓展了北方边境，而戍守在那里并代代生息的人，毫无疑问都是勇者。
可他不喜欢奥兹，我同他谈论奥兹，他脸上甚至有了怒意，他说，奥兹是一个“心存幻想”的人。有不安全感是必需的，但何必负罪？何必念念不忘那些被我们赶走了的人？泽埃夫是一个典型的右派，相信现实高于一切，这个现实就是，以色列人如果不能保卫自己的地盘，则国家不存，还谈什么和平。向后看，活在记忆之中的人，都免不了“妇人之仁”吧。奥兹是主张分治的，即一地两国，给那些巴勒斯坦人一块地方住。为此，在以色列，有多少人支持他的善意，就有多少人嘲笑他的幼稚。
我在两类人中都走了一大圈。然而，我发现即使是嘲骂他的人，也不否认奥兹是个好作家，一个能够代表以色列形象的爱国者。以色列人是明事理的，他们善于识别和肯定一个人的真诚。《爱与黑暗的故事》，这部为奥兹赢得巨大声誉的自传体小说，最受以色列读者肯定的，不是情节、文笔这类技术问题，而是创作的勇气。虽然奥兹多次说过，小说都是虚构，书中的故事都是“加工”的产品，但我所遇到的以色列人还是一再地说，奥兹能够开挖内心最柔软、最痛苦的记忆，这太了不起了。
奥兹所写的种种不幸家庭，基本的原型都是他自己的父母：他的母亲是自杀的，因为她发现，在血与火中问世的这个宝贵的国家，并不是她理想中的样子，而她和自己丈夫之间更是“道不同”。她的自杀，至少以奥兹动人的表述来看，是一种殉教，她为基布兹理想遭到了现实的背叛而死。我发现，奥兹的读者都相信，这些记述乃是奥兹从自己的记忆里活生生撕下来的。
文| 云也退
本文刊载于2019年01月18日 星期五 《北京青年报》C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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