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特里克·阿夫纳拉认为，所有的房子都具有他称之为灵魂的东西，具有一个无意识的维度，这也许来自盖房子的人的愿望，也许来自在此居住过的人留下的回忆，也来自当下住户们的欲望，来自他们的和谐相处或来自他们的格格不入。
当新冠疫情要求人们居家隔离时，房子变成了一个避难所。房子所代表的东西，就是一个人居住在房子里的方式和房子萦绕在他身上的方式。它是每个人所特有的，房子里的东西越是能够被分享，生活在房子里才会越容易。对房子的使用和家具的布置，也是对居住本身的体现。不论是理想的房子还是不理想的房子，都影响着我们对家人的理解、对人与自我关系的理解。
帕特里克·阿夫纳拉在他的新作《房子：当无意识在场》里，通过解读名画、著名建筑、文学作品和他的来访者对于房子的呈现和讲述，带我们进入一场精神上的“看房”之旅。下文摘编整理自这本书的部分章节，小标题为摘编者所加。我们每个人都带着自己身上的“房子”，寻找着新的房子，这些造就了房子的灵魂。
《房子：当无意识在场》，[法]帕特里克·阿夫纳拉 著，乔菁、严和来 译，姜余 校，我思｜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8月版。
他出生时的房子曾经是他的整个世界
“他在坐浴盆里拉了粑粑，还用他姐姐的粉扑擦了屁股！”巴雅泽讲述着这一段回忆，他对这句话记得一字不差，他在一次会谈中陷入了童年的回忆，当时他大概在4岁到6岁之间，他确信那是在 7岁之前，因为他记得在7岁的时候，他已经离开了发生这件事情的那栋楼。不过，这件傻事不是他干的，是他那时的一个朋友干的。这个朋友比他大，他几乎天天都去找这个朋友玩。一天，他像以前一样又去找的时候，有人告诉他说，他的这个朋友不能跟他玩了，因为他在接受惩罚。不久以后，有人就告诉了他这个丢脸的秘密，还有他朋友的不良本性。这些话在他那里登录了，这是一个对真实事件的记忆，这个记忆汇集了多个幼儿生活中被压抑的元素，变成了一个屏蔽记忆。因此，当他想起那个时候他心里的疑问时（巴雅泽自己只有一个兄弟，没有姐妹，所以他不知道什么是女孩的粉扑），他重新开始了对两性差异的探索。
然而，出现在巴雅泽的故事里的是一整个世界，是他出生的房子的那个世界。他和他的小伙伴同岁，生日只差几个星期，他们不仅住在同一栋楼（一个 20世纪 30年代建造的豪华建筑）里，他们两家的公寓也一模一样，只是位于不同的楼层。在 20世纪下半叶，巴黎的大部分住宅都是租用的。租户不需要进行什么大的改造，比如挪动厨房的位置或是打掉一面墙。巴雅泽和他的朋友在同样的走廊里奔跑，在同样的浴室里洗澡，连浴室里的洗手池、浴缸和坐浴盆都一模一样。而且他们两人形影不离，包括在幼儿园里也是一样，在那里，他们由两家的这个或那个佣人轮流陪同。他们的父母相互都不熟知，只是客气地维持着邻里间的点头之交，基本不走动，就像人们说的，他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巴雅泽是一个犹太家族的最新一代，1910年左右从欧洲中部移居法国。这个家族完好地挺过了纳粹占领期（是否是说巴雅泽家族是 1910年来巴黎的？而巴雅泽是二战后才出生的？）。后来他了解到，他家的公寓在战争期间被一个德国要员占用了，德国人走后公寓就闲置着。巴黎解放后，不知道是哪个分配委员会又把公寓还给了他们家。
与之相反，他朋友的家族祖祖辈辈都是巴黎人，他认为他们从这栋楼一盖好就住了进来。前者一家是自由职业者或商人，而后者拥有并管理着一个代代相传的公共工程企业。他们两家中，一家开着有点花里胡哨的进口车，另一家却是黑色标致车的忠实用户。一家去做弥撒，另一家哪儿也不去。他们住在相似的地方，但生活方式截然不同。
在这些回忆浮现出来的几次会谈中，巴雅泽发现他从来都不明白他朋友的这一行为。正是这一神秘莫测的部分使得事件变成一段屏蔽记忆，这件事显示出孩子的出生之谜，女孩和男孩的差异之谜，却丝毫没有透露这件奇怪的傻事的起因。
电影《蝴蝶梦》（2020）剧照。
房子就是你想做什么就能做什么的秘密基地
这个年轻男人，在几周内回忆着自己的少年时光，重游着他生命的最初几年住过的那些房屋。他自己是一个比较乖巧的小男孩，他的小伙伴更调皮一些。他们常常在大楼的公共空间里玩耍，那是一个大大的庭院，但其实那里也并不是完全允许孩子们玩耍的。他们有时也会去对方家里玩，不过，在他朋友家，他们要遵守的规矩会严格得多。
他记得在那儿他会体验到一种复杂的感觉，既熟悉——这间房子和他自己的家这么像，又陌生——生活方式却又这么不同。他是个听话的孩子，因此也会服从那些在他家里并不存在的指令。他们只能待在自己的房间里玩，要是他们把小汽车开到了走廊里，或者在厨房里探头探脑地找零食吃，就会受到呵斥。其他的所有房间都是严格禁止进入的，只有在特殊情况下，他们才有可能会被请到客厅里。包括卫生间，他家的卫生间在浴室里，他们不能进去，只能用佣人卫生间，这个卫生间位于供服务人员进出的楼梯间里。
巴雅泽更愿意赶紧爬回自己在三层楼的家里去，但是也有那么一两次他没有控制住，不过一个 4岁孩子的小裤衩里有一点尿在他家里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尽管每当想起这件事的时候，他都有点不好意思，但这事要搁在他的朋友身上，就会被父母猛批一顿。
事实上，巴雅泽家的生活方式和家庭气氛是完全不同的。他家里没有哪个地方是禁止进入或具有指定用途的，房间肯定也不够用。因为他不记得有过自己的房间，他和哥哥住一间卧室，只有一张自己的床，有的时候这间卧室还会住进其他家庭成员，叔叔婶婶、舅舅舅妈或是他父母的堂兄弟、表兄弟，他们常常来这个房子里寻求庇护。孩子们无处不在，又没有真正属于他们的位置。这里的墙壁热情周到，但不属于任何人。于是巴雅泽明白了一句让大人们捧腹大笑的童言童语。在他朋友的公寓里，有一件非常珍贵的家具，里面锁着各种各样的土壤，那是他朋友父亲的车队要运输的各种土壤（terre）。他朋友说，“这是一个秘密”（c’ est un secret）。这张写字台（secrétaire）里藏着尘世（terre）间所有的秘密（secret）！孩子的童言童语，就像是口误，吐露了无意识的欲望。在那个时候，要是他能有一个小小的秘密基地，一扇关上的房门，要是他能够和自己单独待一会儿，那该是多么珍贵啊！
这就是他在朋友家里的所得。就像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3·盖尔芒特家那边》里让·桑德伊住在英格兰酒店里一样，当他走进那个生活习惯与他家如此迥异的屋子，他并不觉得自己是个外人。扶手椅向他张开双臂，只是温暖他的不是壁炉而是暖气；提供给他的，不是一张书桌和一瓶墨水，而是一个玩具箱，里面装着玩具兵、小汽车和农场模型。当他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一个人待在朋友的房间里时，他丝毫不感到慌乱，相反，他非常享受这份安静，这在他家是少有的。让他感到亲切的，并不仅仅是他从出生起就居住的公寓，而是楼里的整片地方：他父母家、他朋友家、楼梯、走廊，以及他跑遍了的每一个角落。在所有的这些地方，他都听到“就当这儿是你自己家”，只是，不是每一次他都听到了后一句“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维米尔，《德尔夫特小景》。
可以重温幼年时不带焦虑地独处的经验
是家与其他我们熟悉场所的区别
这就是家和其他我们所熟悉的场所的区别：对于巴雅泽，这就是他家的公寓，这个他出生时的房子和大楼的其他部分的区别。当一个人来美术馆参观，在 17世纪弗拉芒画派大师的展厅里欣赏的时候，他感觉他处在一个自己熟悉的地方，但这不是说他想象着生活在画中的房间里，里面还有一个女人，穿着款式早已被遗忘的裙子，弹奏着名字都叫不出的乐器，而是说，面对着这幅描绘家庭场景的画作时，他可以重温幼年时不带焦虑地独处的经验，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不过这一假设是很重要的：他不是在自己家里，就像让·桑德伊是在英格兰酒店，而巴雅泽是在朋友家。住在一个备感亲切的地方，不一定是指住在自己家里，但他先得能够在自己家里独处，这样才能在其他的地方再次找到这种亲切感。
“自我理想的形成［……］来自［……］父母评价之声的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中又掺杂了教育者、学校老师和不计其数的、难以识别的所有周围环境中的其他人（同伴、舆论）的影响。”不是所有人都有一个像巴雅泽出生时那样的房子，但通常情况下，一个小人儿降生的最初一段时间是在一个确定的地点度过的，这里是他最先熟悉的地方，在这里他与父母或是发挥父母功能的人一起生活。
在这里他们的声音被听到了，这正是指引着孩子一言一行的理想自我的来源。这声音在房子的四壁之间回荡，生活方式、家具摆设、作息时间、门是敞开还是关上、东西是收拾得井井有条还是杂乱无章，等等，这些都是体现着它的各种各样的标志。出生的房子，自己的家，承载着自我理想，而自我理想决定了“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这句话的内涵。
因为，不论我们是否承认，不论是在意识层面还是无意识层面，自我理想这个弗洛伊德认为的超我的部分，指引着我们的欲望。我欲望着它准许的东西，或是它禁止的东西。我通过我的行为和实践来表达我的同意或反对。而若要使之能被听到，我的行为得被如其所是地看清楚，得被赋予意义。
每一间出生时的房子都多多少少地施加着自己的印记，施加着自己的生活方式，特别是由父母、祖先的声音建构起来的生活方式。孩子们往往很晚才发现存在着其他的规则，比如别的孩子可以走出他们的房间，可以迟到5分钟，或者可以把花瓶挪动几厘米还不会被狠狠责备。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周围环境中的其他人会减弱父母的批评的影响，给超我的命令带来变通……不过这样的事情不是在精神分析家那里发生的，因为精神分析家的工作室应该具有足够的亲切感，这样才能使得自由联想的规则具体体现这一建议：“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就当这儿是你自己家。”
家也是一个考验我们是否能够分享他人理想的地方
家是一个考验我们是否能够分享他人理想的地方。不过，这里的理想不应理解为一个高不可攀的绝对完美的存在。这里的关键，用弗洛伊德的术语来讲，是自我理想。这是传承自父母，承载于教育，由每个人一生中所遇到的那些榜样加以丰富，且在他那里得到整合的东西。它决定了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行为举止。它涉及生活中无数的、往往未被察觉的小动作。当有一个人以不同的方式行事时，我们会感到惊讶，甚至予以谴责。几十年前，当到中国旅行的欧洲人总是听到人们清嗓子以及把痰吐在地上或是痰盂里的声音时，他们感到吃惊，还有点恶心，但这肯定不会对弗洛伊德造成困扰。
今天，也有日本人抱怨说，有人劝他们喝汤的时候不要发出声音，因为这种稀里呼噜的声音会打扰到在他们的餐厅里用餐的外国人，而这个声音要是放在一两个世纪之前，是不会让哪个法国客人感到不适的。
当我们看到在一屋之内发生的事情和在这个世界上发生的事情没有什么两样时，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对于年轻夫妻来说，从单身到同居往往那么困难了。有时，搬进同一所房子还会导致分手。同居意味着改变或者接受。埃米尔会照着妻子的习惯，走进房间时把灯打开，走出房间时把灯关上，而她也接受了他雪茄的烟味儿。但是，他一进浴缸就透不过气来，所以更喜欢淋浴，他也受不了羽毛床垫和大鸭绒被，所以带来了自己的床，而她拒绝开着窗户睡觉。倒垃圾和劈柴无可争议地是男人干的活，不过，他们两人都会用吸尘器除灰、擦洗瓷砖、给地板打蜡。他们就这样过起了同居的日子。他会喝点红酒，而她会喝一小杯甜酒，合上的钢琴追忆着她过世的丈夫，家里的花销在马格利特的坚持下，由两人均摊。乔治·西默农在小说《猫》中描述的是一对夫妻的日常生活，也就是说，每个人对于伴侣的生活方式，都有接受的部分和不接受的部分。
有些人拒绝同居，有时是以自由的名义，就像他们上世纪的前人，比如，西蒙娜·德·波伏娃和让-保罗·萨特；有时是因为他们都不想辞职但工作地点相互又离得太远。这些 LAT，“living apart together”的缩写，即分开的共同生活，在这个被有些人标记为个人主义的年代似乎越来越多，毕竟在埃米尔和马格利特之间打响的争夺电视频道选择权的小战役已经有了解决之法，那就是各看各的屏幕。
另一种通常涉及单身人士的居住方式，就是共享空间（coliving），而不再是合租。它不再是指几个人决定共同承租一栋房子或是一套公寓，而是指整栋楼本就是为了这种居住形式而布局的。在建造或是改造的时候，私人房间和公共房间就已经被规划好了。它通常面向的是年轻人不太长期的居住需求。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住宅的开发商凭借一套算法，会计划着按照不同住户的喜好、习惯、个性来对他们进行分类，把相似的人安排在一起，希望以此避免冲突。这是自恋的胜利……但也是纸上谈兵，因为我毫不怀疑随着关系的建立，计划肯定赶不上变化。这就像是在西默农的主人公们所住的房屋里，特别是在他最著名的作品（探长马格雷的犯罪调查系列）中的那些房屋里那样，时间是静止的，这也是侦探小说的必要条件。杀人的动机和作者的探寻随着故事主角间的秘密关系（隐藏的而不是无意识的关系）的暴露而得到推理。为了写作需要，房子的灵魂被冻结了，就像共享空间里的灵魂，似乎被一套算法挟制，以满足这种新型住房的推销需要一样。
然而，房子是随时间变化的。只有固步自封于自恋，住户才会认为它们不会改变，他们试图拒绝岁月的流逝。但为了照明，煤气替代了蜡烛，电能又替代了煤气。电话出现了，然后是信息化的连接方式。人们养成了新的习惯，孩子出生了，长大了，父母衰老了。房子保存着住户们的痕迹。木地板没有再度流行起来之前，如果地板还没被撬掉的话，上面会被铺上地毯，过去陶制的开关，现在也变成塑料的了，新搬来的人因为之前的住户拆掉了大理石壁炉而感到遗憾。同居代表着要和他人分享自己的理想，有时还要因他人的理想放弃自己的。而这些理想，也会在孩子们那里得到传承和发展。
不过，在一栋房子里同居，也是和房子一起生活。让我们重温一下弗洛伊德的名言。一方面，我们为了和他人共同生活而服从于自我理想，正如前文指出的，自我理想先是来自父母的影响，稍晚些则来自教育者、学校老师以及同伴等众多人的影响。可是超我并不建立在父母的模式之上，而是建立在父母的超我之上。它承载着经受时间考验的、永远代代相传的价值观，并且只会非常缓慢地被当下影响或改变。自我理想是属于住户的，而超我是体现在房子里的。共同生活在一栋房子里，意味着房中住户们的自我理想要在承载着超我价值观的房屋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原作者 | 帕特里克·阿夫纳拉
摘编、编辑 | 申婵
导语校对 | 卢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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