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宏网
【编者按】本文完稿于2020年10月，系中宏观察家、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陈文玲为《世界大势：把握新时代变化的脉搏》（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21年6月版）一书撰写的章节。该书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大视野、大思路、大胸怀，洞穿历史、看见未来，设计并提出中国大战略的基本框架、总体布局以及一系列创新理论和战略对策。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第四轮科技革命、第四轮产业革命和第四轮经济全球化第一次交织扑面而来，引发并渐次形成新的经济形态、新的链接方式、新的内化动能，正在并将继续对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产生颠覆性影响，我们将见证一个令人激动而目不暇接的世界。与此同时，我们也处于一个危机四伏的世界，国际环境日趋复杂、大国竞争博弈异常激烈、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如何洞穿历史、看见未来，创造与把握战略机遇期，进行前瞻性、战略性、储备性研究，设计并提出中国大战略，至关重要。
一、世界经济形态和经济格局的颠覆性变革
世界经济正在由渐进式演化转向历史性突变，由量的积累转向质的飞跃，世界经济形态和经济格局将发生颠覆性变革。当前，人类正处于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世界经济形态发生了革命性变革，世界力量对比由于南北关系变化而发生深刻演化，新一轮科技革命、产业革命乃至思想革命正在迅速发展，地缘政治、经济、外交格局正在重塑，经济格局调整与国际治理体系面临重大挑战，昨天的人们写就了今天的历史，今天的选择将决定世界明天的命运。
（一）世界经济形态发生了根本性变革，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成为现代经济的两种基本经济形态，但这两种经济形态一旦严重失衡，便成为泡沫经济或者经济危机的肇始者
当代经济形态演化成两种基本经济形态，即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两者会并驾齐驱，互为表里。这两种经济形态都是合理的存在，是由于数字经济和新一代信息技术引发的经济形态演化，二者交织在一起，但同时又有各自的运行规律。互联网是实体经济还是虚拟经济？线上和线下是实体经济还是虚拟经济？既有实体经济部分，也有虚拟经济部分，这就是两种经济形态的交织并存。但是，这两种经济形态大部分情况下会相对独立运行，商流、物流、信息流、资本流、数据流，各自有独特的流通规律，各自有独立的流通过程和不同的流通内涵。只是在一定的时点上，这些“流”会交织或者交汇，如期货市场到最后一定要实现交割，交割就是商流、物流、信息流、资本流、数据流的交汇点。由于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两种基本经济形态构成了当代经济形态，经济联系方式发生了颠覆性变化，特别是制造业的产业联系，出现若干形式的虚拟链条链接，全球产业格局形成跨国界、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跨意识形态的产业链、供应链、服务链和价值链，这些经济联系并没有任何行政隶属关系，没有任何产权隶属关系，也没有任何人情世故，而由全球化的市场机制发挥决定性作用，使需求侧与供给侧形成相互匹配的链接或者咬合，从而形成强大的产业生态体系。
20世纪30年代，世界贸易总量仅有306亿美元，美国是最大的贸易强国，其贸易总额也仅有52亿美元。目前，世界贸易总量已接近40万亿美元，其中有2/3是中间品，东亚贸易中有4/5是中间品。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服务链和价值链就是其内生原因，也是实体经济运行方式与虚拟经济运行方式的融合表现。从未来看，随着全球虚拟经济形态与虚拟经济技术发展，数据链、创新链、区块链和信用链将进一步与产业链、供应链、服务链、价值链融合，成为一个虽然看不见却实际存在的更强大、更紧密、更相适的产业链接状态或者新的生活场景。这些虚拟链接关系会比以前所有的物化联系，包括产权关系、行政隶属关系、国家或者地区归属关系等更加紧密，相互之间黏性更强，更具有依赖性。2018年4月，中兴通讯受到美国制裁，一个芯片供应环节被打断，便导致整个产业链瘫痪，企业瞬间休克，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形成的链接关系，哪怕一个制造环节断裂，哪怕一个零部件缺失，都会使整个链条断裂，或者产业链条断裂，它摧毁的是企业通过多年努力形成的全球化产业布局。
当然，如果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严重失衡，其引发的矛盾和全球性问题，比以实体经济为主体的时代更为可怕，2008年美国次贷风波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就是一次演练。一般情况下，实体经济是虚拟经济产生的基础，而虚拟经济是实体经济产生的增量或者变量。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不存在谁优谁劣的问题，也不存在应该有谁、不应该有谁的问题，两者必须同时存在且不能失衡。当前最突出的问题是，全球性经济“脱实向虚”并没有得到有效遏制，一些国家过度服务化和制造业空心化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而一些后发国家正在效仿并将其作为经济结构调整的目标；一些国家过度金融化和衍生化，由此导致的金融危机还没有真正过去，新的金融泡沫和经济泡沫又在加快堆积；一些国家房地产过度投机化，脱离价值、使用价值，这种经济循环绑架了政府政策。当虚拟经济超过实体经济、过度膨胀的时候，虚拟经济的大厦就会坍塌。现在虚拟资本市场上流动的货币，是实体经济的几十倍、几百倍，甚至几千倍，每天国际资本市场资本交易额高达6.6万亿美元，一周内的交易额就相当于全球一年的货物贸易量。马克思所说的资本的流通过程，即资本经过商业资本然后到生产资本再到增值的资本，这样从资本到增值资本的过程，已经被挤压殆尽，货币必须充当其中的媒介，完成实体经济运行的过程也一去不复返。而现在的货币特别是虚拟货币和金融衍生品，大部分不再需要经过商业资本、生产资本和社会再生产的生产过程，金融市场的主体成为从货币到货币的交易场。按照IMF的数据，全球每天外汇市场日均交易额高达6.6万亿美元。按照当前外汇交易的方式，已经是从货币到货币的交易，市场1天的外汇交易额等于两个多月的实物贸易额。最极端的情况是在一些国家盛行的空气币，与实物和作为媒介的货币已经没有任何联系。比特币炒得最高的2021年2月，1比特币相当于5.8万美元，一些人用区块链技术创造虚拟的比特币，这是没有根基的大厦，最后一定会坍塌。
原来的全球经济联系，可能更多地取决于国家意志，或者人为设计与推动，未来的世界，只要和平发展、合作发展的大环境没有改变，市场机制的决定性作用就会放大为靠这种机制形成全球性经济关联关系，特别形成全球化的产业链、供应链、服务链和价值链，绝不是哪一个国家政客想打断就能打断的。因为产业链一旦被打断，就像切割一条巨大的蟒蛇一样，不论是身体受伤，还是头部受伤，这条蟒蛇都会死掉，即使尾部受伤暂时不会死掉，但是也会相当痛苦。在一定意义上，所谓产业链、供应链、服务链和价值链，就是世界经济运行中若干个企业的命运共同体，就是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相互交织的经济形态。以美国苹果公司为例，其每年销售的2亿部手机中90%以上在中国生产，但从芯片到操作系统，到最新的产品规划和设计图纸，全部在位于加州的苹果公司总部完成。这就形成中美制造业的特殊现象：论产业链体量、就业人数，美国的企业远远落后于中国，但在产品终端，苹果公司的净利润相当于A股最大的12家苹果概念股利润之和的20倍。远在大洋彼岸，库克只需一通电话，就能够让十几万名中国的流水线工人连夜为苹果公司的万亿市值增砖添瓦。而每当他们在富士康的工厂里组装好一部最新的iPhone，库比蒂诺小镇苹果公司总部里库克的电脑上不断跳跃着的数据就会再一次刷新。
以智能感知、智能控制、自动化、柔性化生产为特征的智能工厂大量涌现，3D、4D打印技术快速发展，先进机器人、工业互联网技术广泛应用于制造业，个性化定制、柔性化生产、制造业服务化等交织在一起，成为新趋势。比如，德国西门子安贝格电子制造工厂被称为全球最接近工业4.0的工厂，生产过程实现了从产品到制造全价值链的数字化，一条生产线一天可进行350次切换，能生产1000多种不同的产品，且产品的合格率高达99.9989%。这种新型制造业业态和全球化产业链、供应链、服务链、价值链叠加，成为联系越来越紧密的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融为一体的制造业业态。国际贸易则随之改变着结构，改变着贸易形态，国际贸易已经成为以围绕着产业形态为主的中间品贸易，最终产品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小。世界经济联系越来越紧密，即使以此为基础的经济全球化在一段时间内受阻甚至遭到人为破坏，但是人类再也回不到互不关联的旧石器时代，也回不到以实体经济为主的国家之间比较优势交换最终产品的时代，现代经济形态决定了未来一定会形成新型经济全球化，而且将比前三轮经济全球化具有更强大、更顽强的生命力。
（二）国际力量对比已经发生并将持续加快演化，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板块整体崛起，南北关系不断发生深刻而重大的调整，南北对峙与东升西降是历史大趋势和可见的未来
20世纪以来，世界存在严重的南北失衡和南北矛盾，即大多数地处南半球的发展中国家和大多数地处北半球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失衡与矛盾。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般把发达国家称为“北”，把发展中国家称为“南”。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南方国家大部分是北方国家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受北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奴役、殖民和剥削。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发达国家GDP曾占全球经济总量的70%左右，主导建立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三大国际机构的也是发达国家，所形成的国际机构、国际秩序、国际规则整体上代表和维护的也基本是发达国家的利益，发展中国家几乎没有发言权。
20世纪后几十年的民族解放运动，使150多个原来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成为独立国家。近几十年以来，南北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持续快速发展，经济体量越来越大。影响南北关系的最大变量是中国和平崛起。按照英国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的计算，在公元元年，中国GDP占世界经济总量的26.2%，1500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1820年中国GDP占世界经济总量的32.9%，远高于欧洲国家的总和。1840年之后，中国开始走向衰败，中国GDP下降到1870年的17.2%、1913年的8.9%，从1950年到1980年一直在4.5%左右。新中国成立70多年、改革开放40多年，中国已经和平崛起。2020年中国实现GDP15万亿美元，占全球经济总量的17%，占美国GDP的70%，2025年将会达到美国的85%以上。英国、日本研究机构预测，中国经济总量将在2028年超过美国。全球近几十年陆续出现了“金砖五国”“灵猫六国”和“E11国”等一批新兴经济体，他们在联合国、WTO、IMF等国际组织中的地位和话语权不断提升，在G20、金砖国家会晤机制、上合组织等机制或组织中起着决定性作用。经合组织(以下简称OECD)统计，从1991年到2017年，发达国家GDP占全球经济总量的比重从78.7%下降到50%以下。发达国家G7包括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加拿大、日本七个工业化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的GDP占全球经济总量的80%，现在则下降到30%以下。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GDP占全球经济总量的比重从1990年的19%上升到2018年的58.5%，特别是2008年以后，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对世界经济增量的贡献在80%以上。2008年以后，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量的贡献年均在30%左右。
到2035年，原来意义上的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会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其GDP将占到全球经济总量的70%左右。2019年世界银行和美国普华永道分别发布了对2050年世界经济的预测，届时排在世界前10位的经济体，世界银行预测，其中7个是现在的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中国第一，美国第二，印度第三；美国普华永道预测，其中有6个是现在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中国第一，印度第二，美国第三。从目前看，不论在哪个研究机构或国际组织对未来30年的预测中，进入世界前10位的经济体，或者说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都是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日本等原来的发达国家将排到全球第10位以后。
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整体崛起，推动原来的南北关系发生深刻变化，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国际社会和世界经济发展中的话语权、主导权、规则制定权的竞争和博弈，在某种程度上、在一定的时点会非常激烈。全球南北关系原来是北强南弱，现在是南北势均力敌，未来将是南强北弱，世界经济格局将由此发生根本性变化，不仅将带来对世界治理体系的挑战，还将在东西方文化、文明交融的同时交错和交锋。虽然全球市场是开放的，世界经济联系日益紧密，但支撑西方世界的发达经济体、代表“北”的势力、话语权和所谓“价值观”影响与日俱减，而代表具有勃勃生机的新发展力量的理论、理念和文化、文明的影响力则与日俱增。这是近代西方统治世界500年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的人类生产力大解放和思想大解放。西方文化统治的意识形态和主流价值观虽然目前仍占统治地位，但受到了空前的挑战。这就是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最大的变局，几百年一直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着全球秩序与全球规则，这样的历史将随着南北关系的重大调整渐次结束。
南北关系的深刻调整将带来东西之变，随着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与崛起，以西方文化价值观为主体的世界将吸收东方文化的营养和精髓，形成文明互鉴和多元文化的融合。以前世界以西方话语体系、西方思想体系、西方民主制度为主导，柏林墙被推倒以后，西方甚至认为西方民主制度将替代所有的制度，历史将定格在西方发达经济体所倡导的制度和模式中。而现在历史正在走向新的终结，法国总统马克龙说，西方的民主到了历史终结之日，北约已经进入“脑死亡”。过去几百年是西风东渐，未来东风西渐的可能性加大，在话语权表达、在形成全球认知和公约等方面会出现东升西降，但既不是西风压倒东风，也不是东风压倒西风，而是在广阔的太平洋形成回旋的暖湿流，交汇、交融、交流，形成滋润和灌溉世界的雨露。目前在全球价值观、安全观、治理观等方面，在人类道德道义制高点上，中国已经先行了一步。中国领导人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提出了全球发展观、全球安全观、全球治理观、全球价值观，提出共商共建共享等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提出建设开放型世界等一系列的理念和主张，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在世界上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共鸣。这说明，当今世界是一个缺少思想的世界，缺少能够凝聚人类共识的核心理念，缺少跨越宗教、文化、发展阶段、不同国家历史关系，使人类社会、各个国家能够产生共鸣的思想，人类发展最迫切需要的正是这种思想。在把握发展大势的同时，也必须直面挑战和问题，使人类社会向着更加光明、公平、和谐、文明的方向前行。
在这样的历史演化中，一方面，南北关系的调整仍在深化；另一方面，世界还没有真正解决人类社会贫富差距问题。在世界经济发展中，有的国家如某些西方发达国家用经济霸权、经济武器一轮又一轮地“剪”发展中国家的“羊毛”；有的国家利用天赐资源，可以轻易地收获财富；有的国家依靠正确的战略选择、道路选择，依靠人民的智慧和努力付出，获得快速发展。总体来看，富国越来越富，穷国越来越穷。加入联合国的近200个国家中，排在前10位的国家创造的GDP占全球经济总量的80%；排在第11位到第20位的国家创造的GDP，占全球经济总量的10%；剩下的170多个国家创造的GDP，总共占全球经济总量的10%。全球排在前20位的国家GDP占全球经济总量的90%，世界经济的增量和财富量越来越向发达国家和后来快速发展的国家集中。据瑞士信贷研究所发布的2017年财富报告，全球财富已经达到280万亿美元，比10年前增长了27万亿美元，其中50%来自美国。富人与穷人的差距也越来越大，英国《卫报》2018年4月7日报道，到2030年，世界最富有的1%的人，将掌握2/3的财富；2008年以来，世界最富有的1%的人的财富以每年6%的增速增长，预计到2030年持有的财富将从目前的140万亿美元增长到305万亿美元，占世界财富总量的64%。根据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等人推动的World Inequality Data base项目所调查的数据，各国最富有的1%的人口持有的财富占社会总财富的比重都在20%以上，俄罗斯超过了40%，美国高达39%，印度达到31%，中国为30%。前10%的居民持有的财富占比都在50%以上，最低的是法国，达到55%，俄罗斯、美国都在70%以上，韩国、印度也都在60%以上，中国为67%。
应该说，贫富矛盾是当前一些国家和地区产生民粹主义的重要根源。如何站在人类和世界的角度思考和处理问题，推动解决这些世界性难题，具有几千年历史的东方思想、东方文明以及世界多元文明正在兴起并发挥作用。这些变局刚刚开始，未来随着中国国家综合国力的提高，随着中国2035年以后将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真正成为全球性经济合作行动，成为全球新型公共产品并且取得预期的效果，中国很可能会成为世界和平发展的“领头羊”，不仅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而且有可能成为思想的引领者。
（三）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信息革命、数字革命、量子革命等突破性创新，对经济重要领域甚至人类社会都将产生颠覆性影响
从历史上看，往往是思想革命先于科技革命，科技革命先于产业革命，产业革命先于经济全球化。思想革命上百年甚至几百年爆发一次，科技革命大部分是60-80年爆发一次，产业革命是40-50年爆发一次，经济全球化则是30-40年一轮更迭。当今世界，新的思想革命、新的科技革命、新的产业革命和新一轮经济全球化正在同步发展，完全交织在一起，这在人类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信息革命、数字革命、量子革命形成的数字经济，形成的互联网、物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云服务、量子计算等新的变革，使整个世界的经济形态、经济联系、经济结构和经济动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这些东西交织在一起。哪个属于思想革命？哪个属于科技革命？哪个属于产业革命？哪个属于经济全球化？它们之间是什么关系？有没有清晰的边界？没有，已经完全交织在一起了。它们从根本上打破了人类以往的思维方式，以往的更迭方式、改变流程或技术革命。对于任何一个高度发达的工业大国来说，这些突破性创新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对于那些发展中国家和贫困国家来说，如果不能分享人类创新的成果，将对以往的市场领导者及其地理位置产生极大颠覆性，并且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造成巨大的扭曲。
16-17世纪世界开始了现代科学革命，科学理论和思想的革命使人类认知产生了飞跃。第一次科学革命的主导学科是力学，始于哥白尼创立太阳中心说，发展到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出版；第二次科学革命以化学原子论、生物进化论和电磁理论等的认知变革为特征；第三次科学革命以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出现为标志；当前的第四次科学革命包括对物质结构的认识、对宇宙演化的认识、对生命起源的认识、对意识本质的认识，这些重大科学问题都有原创性的突破。随后，发生了几次重大科技革命。18世纪以英国为代表的蒸汽机革命推动了机械化，19世纪以美国为代表的电的发明推动了电气化，20世纪美国发明了互联网，推动了信息化。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袭来，世界科技发展处于快速进步之中，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融合发展，新技术、新业态、新产业变革加快，颠覆性技术、新兴技术不断突破，促进新经济、新动能的产生，旧的经济形态、旧的产业业态和旧的发展动能正在被新经济、新动能、新技术、新业态、新商业模式所替代。数字技术爆发式发展，成为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的主角，全球互联网、物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云服务、计算机超算、机器人、3D打印等数字技术创新，实际上是具有颠覆性的革命，不仅颠覆了人们的生产方式，还颠覆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乃至生命方式。
人工智能的应用，代表了自蒸汽机发明以来最大的突破性创新，各种应用通过智能化机器学习不断优化，创新成果平等地延伸到所有经济领域、私人空间和社会生活。人工智能将由对人的体力替代转向对人的脑力替代，其对科技、产业和社会变革的巨大潜力得到更多国家认同，美国、中国、德国、日本、韩国、俄罗斯等16个国家发布了国家人工智能发展战略，18个国家正在研究制订人工智能发展计划。人工智能引发超级计算能力快速发展，据Cisco的统计数据，2019年全球超大型数据中心约447个，未来几年会出现爆发式增长。数字化基础设施成为人类更高水平互联互通的新基础设施，与人工智能、超级计算能力等叠加，将出现人们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认知革命、业态变革与生活场景。中国从2G跟随、3G追赶、4G并跑到5G领先，在一些领域成为科技创新的前沿部队。中国到2020年底已建成71.8万个5G基站，2025年将实现中国境内全覆盖。未来的世界，5G 强大算力，或者6G 量子计算，将构成巨大的不受边界限制的无垠网络空间。
不断形成的网络空间，是人类基于信息技术而开拓的一种新型空间，作为信息技术设施和规则的集合体，它不仅为人类提供了一种先进的信息传输手段和开放式的信息交往交流交互交融平台，而且提供了一种独特的社会人文生活空间和全新的经济发展方式，它将倒逼全球重塑既有的或者过时的社会规则与制度，并把规则、制度本身演进带入一个全新的阶段。伴随着网络空间的发展，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活动与网络连接成密不可分的生命共同体，网络空间成为继陆、海、空、天之后的第五维空间，不仅是拓展实体市场空间的虚拟市场，可以不受投资边际效应递减规律影响，而且成为维护国家战略利益、国家战略安全的新疆域。随着移动互联网发展、高性能计算能力突破和5G、云服务等数字化基础设施的建设，数据将成为最强大的要素资源。目前，数字经济的增长速度是普通经济的3.5倍，数字经济投资回报率更是非数字经济的6.7倍，数字经济越来越广泛地影响其他经济领域。一个以计算能力为基础，万物感知、万物互联、万物智能的智能化数字经济世界，正在加速到来。数据产生、存储、处理、使用和交易，将突破传统物理空间限制，数据流动不仅可以实现全球同步，几乎没有时间延滞，而且在网络空间中数据的创造者、接收者和使用者，未来一定会主张对己方有利的数据主权，这将会造成数据主权的交互重叠甚至冲突，数据跨境流动与现行的法律存在空白或冲突，迫切需要国际上的协调合作，共同制定数据跨境流动的相关规则，避免数据流动与管控的无序状态。
迄今为止人类历史最伟大的事件，就是科技革命与工业革命。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在工业革命之前，人类发明几乎无一例外是靠长期的经验积累，有时候需要花费几代人的时间。如造纸术，公元1世纪中国的蔡伦发明了造纸术，但直到8世纪才传到阿拉伯国家，通过阿拉伯传到了大马士革和巴格达，后来进入非洲的摩洛哥，在十一二世纪又经过西班牙和意大利进入欧洲。到1150年，距离蔡伦发明造纸术约1000年后，西班牙出现第一个造纸作坊；又约100年之后，意大利出现第一个造纸厂；再约100年后法国出现第一个造纸厂。可见，工业革命之前，科学技术传播路径非常狭窄，传播周期极其漫长。近代工业革命之后，科技革命、工业革命、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实现了从线性发展到指数级、爆发式增长。从历史维度看，欧美工业革命两个世纪的发展速度远超过前面的2000多年。而在中国，新中国成立后开始工业化，改革开放使中国进入现代商业文明，目前正在赶超欧美在两个世纪的发展中创造的科学革命、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成果，与发达国家并肩进入新一轮经济全球化。中国在少数领域开始“领跑”世界，在一些领域开始与西方发达国家“并跑”，在更多领域还处于“跟跑”地位。中国已经办成了历史上2000多年办不成的事情，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中国迸发出巨大的创新能量。IDC最新发布的《IDC全球大数据支出指南》预测，2020年全球大数据相关硬件、软件、服务市场整体收益将达1878.4亿美元，同比增长3.1%。2020年中国大数据相关市场的总体收益将达104.2亿美元，同比增长16%，增幅将领跑全球大数据市场。IDC认为，在2020-2024年预测期间，全球大数据技术与服务相关收益将实现9.6%的CAGR(复合年均增长率)，预计2024年将达到2877.7亿美元。
2019年，全球服务业、工业、农业数字经济渗透率分别为39.4%、23.5%、7.5%。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全球数字经济新图景(2020年)-——大变局下的可持续发展新动能》测算，2019年全球47个经济体数字经济规模，总值达到31.8万亿美元，同比名义增长5.4%，高于同期全球GDP名义增速3.1个百分点。未来10年，全球数字经济渗透率将超过30%，未来30年，数字经济将替代当前两种基本经济形态——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形成高渗透率的数字经济生态体系，物化的物质生产与虚拟链接、运行、存在的关联方式将再一次发生颠覆性革命。
（四）突然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给世界经济带来了难以评估的重创，其影响程度和烈度都超过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呈现“四负”“四高”的特征
突然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和大封锁，成为当前影响世界变局最大变量。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导致百年不遇的全球大封锁，受疫情影响的主要经济体，连续数月经济处于停顿状态。全球性生命危机、公共卫生危机、经济危机、社交危机、信仰危机、信任危机、政治危机和全球治理危机相互交织，从来没有如此多的危机同时发生并交织在一起。在经济危机中，债务危机、金融危机、产业链“断链”危机、大宗商品价格危机、粮食危机、难民危机等又交织在一起。
疫情导致了传统认知的世界观、价值观、生命观的大分野，西方的价值观进一步受到质疑。20世纪90年代，弗朗西斯·福山写了《历史的终结》一书，结论是社会主义已经终结于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制。但在疫情中他多次指出“新自由主义已死”“美国重返法西斯主义”。这场新冠肺炎疫情让世界看到，一些国家不负责任导致了新冠病毒肆虐，个别政客利益绑架了国家利益，西方所谓“价值观”绑架了人的生命价值。一些所谓发达国家反智主义空前严重，西方社会民众对于自由价值和生命价值产生的认识冲突在疫情期间表现得淋漓尽致。美国的社会大撕裂，在疫情中达到了一个历史高点。2020年3月，美国前助理国务卿坎贝尔说，这场疫情会成为美国的“苏伊士运河时刻”——苏伊士运河时刻在1956年发生，是结束英国霸权地位的标志性事件。这次全球疫情的大流行，引发了一系列深刻变化，使人们再次反思，世界到底向何处去？人的生命终极价值是什么？哪种国家治理和社会制度更具有维护社会安全稳定的优势？2020年4月3日基辛格在《华尔街日报》发表文章--《新冠病毒大流行将永远改变世界秩序》，说新冠病毒对人类健康的攻击可能是短暂的，但其引发的政治和经济动荡可能会持续几代人。疫情暴发之前，基辛格曾反复指出，中美两国对抗的后果将比引发欧洲危机的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更为严重。毫无疑问，这次全球疫情比中美经贸摩擦对世界的影响和后果要更为严重。基辛格最近表示，如果美国失败了，谁都不会好过，尤其是中国！中国一定要救美国。福山现在谈得最多的是“新自由主义已死”“法西斯卷土重来，最大的变数是美国”。
从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看，世界经济总体上将呈现“四负”“四高”特征，并且以此作为基数上下变动，衡量世界经济发展和各国发展的常规性经济周期、经济同比数据、发钞刺激的股指数据，都将失去其原有的含义。当前世界经济总体上呈现出“四负”。
一是负增长。2020年以来，IMF、世界银行、OECD都作出了预测，共同判断就是全球经济进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严重的大衰退，90%以上甚至95%以上的经济体进入负增长。2020年4月14日IMF预测：印度经济增长1.9%，中国经济增长1.2%；2020年6月24日IMF调整了预期：中国经济增长1%，印度经济增长-3.2%；2020年10月13日IMF再次调整了预期：全球经济增长-4.4%，除中国之外基本上没有实现正增长的国家。世界银行预测，全球170个国家收入会下降3.6%。世界经济2021年即使出现反弹，增长的基础也非常脆弱。
二是负利率。2020年3月13日美国实行无限量宽松货币政策，美元利率首次降为0以后，当月就有35个国家跟进，实行宽松货币政策，汇率成为零利率或者负利率，目前全球实行零利率、负利率的国家已超过40个。日本、欧洲等国家和地区的央行早在疫情之前就实行了负利率，日本学者分析，日本未来会进入“深负利率”。美国联邦储备局三任前主席艾伦·格林斯潘、经济学家斯蒂芬·罗奇2020年多次指出，2021年美元将会出现负利率。货币长期负利率，已经违背了金融的基本规律，是经济景气萧条的重要标志性表现。
三是负收益率。一些国家的10年期国债、30年期国债已经出现负收益率。美国2019年出现了3次10年期国债、30年期国债和2个月、3个月国债倒挂。全球2019年国债负收益总额达到17万亿美元，2020年一些国家的长期国债继续保持负收益率，全球负收益率的中长期国债达到18万亿美元，占全球政府债的比重高达25%。如10年期国债，日本是-0.1%，欧元区是-0.48%，美国2020年为0.4%-0.6%，2021年1月回升到1%。虽然还有可能上升，但近几年总体上会降低收益率，不排除负收益率。德国首次发行30年期零息国债，瑞典整条国债收益率曲线“沉没”到零水平下方。
四是负能量。所谓负能量，就是说一些国家和政客释放了太多的负面东西，影响到世界经济的复苏，影响到一些国家抗击疫情和救助经济。如一些国家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极端的保守主义、民粹主义甚至法西斯主义，在疫情中没有收敛，而是继续地发展或者放大。负能量还表现为国际社会出现的有害重大社会思潮，一些国家民粹主义、反智主义的程度也超出了人们的认知，在一些国家竟然变成了堂而皇之的群体行动。即使一些荒唐的政客退出历史舞台，但这种极为愚昧的民粹主义、反智主义、麦卡锡主义的幽灵仍然游荡在这些国家的上空。值得重视的是，某种思想观点一旦形成群体意识或者共识，其具有的强大影响力、号召力、凝聚力，有时可能使具有同样特质的群体受到影响，当人们被一种错误思潮所迷惑、所裹挟时，就会形成方向性的错误认识，就有可能产生严重的社会破坏。
以上的四个“负”，有可能持续到2023年，如果疫苗可以解救人类于隔离状态之中、链接世界经济联系于自然熔断之中，如果全球可以形成抗击疫情、复苏经济的合作局面，世界经济2023年之后将会由“四负”转向复苏或者反弹。2021年尽管数字必须为正增长，但是这种增长速度是基于2020年低谷中的反弹，这种反弹仅仅表现为一种数字变化，只能对比新冠肺炎疫情经济大衰退的谷底状态，而非常规意义下数据比较的含义。短暂的数字反弹之后，世界经济将进入“四低”的新常态，即低增长、低利率、低收益、低就业率，具有准国际货币、靠印钞可以转嫁危机优势的个别国家，可能还将保持低通胀。世界经济受到重创而引发的经济低迷，持续的时间或将长于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的恢复期。
除了“四负”之外，世界经济还将呈现“四高”。
一是高债务。国际金融协会(以下简称IIF)的数据显示，2020年全球债务达到创纪录的281万亿美元，占全球GDP的365%以上。新冠肺炎疫情令全球债务增加了24万亿美元，其中，有约12万亿美元来自政府公共债务的增加，企业债务增加5.4万亿美元，银行债务增加3.9万亿美元，家庭负债增加2.6万亿美元。IIF指出，全球债务市场短期内还难以趋于稳定，预计2021年许多国家和领域的债务水平仍将持续高于疫情之前的水平，尤其是在当前低利率环境下。2018年同期，全球总债务是188万亿美元，占全球GDP的226%。新兴市场债务负担沉重，占GDP的250%。据IMF估计，从2020年到2021年底，新兴市场借款人必须偿还约7万亿美元债务。美国国债已抵近30万亿美元，美联储和美国财政部官方公布的数据显示，从2020年3月份到之后42周时间里，美国释放了21万亿美元流动性。美联储和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从2009年到2020年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增加了612%。2020年德意志银行表示，按照目前的速度印钞，到2028年，美联储资产负债表将扩张至20万亿美元，目前为7.41万亿美元，相较2020年初增长了近1倍。
二是高杠杆。按照有关国际组织发布的数字，全球杠杆率已经接近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水平，市场零售外汇的最高杠杆，美国现在已达到了1∶50，澳大利亚为1∶20，以色列为1∶100，日本为1∶25，中国香港为1∶20，新加坡为1∶20，马来西亚为1∶100，波兰为1∶100，塞浦路斯为1∶30，英国为1∶50，欧盟为1∶30。
三是高强度政策刺激。IMF2020年10月13日数据显示，全球主要国家用财政政策刺激经济和纾困，已投放了12万亿美元。货币政策已无空间，财政政策也没有太大的空间。高强度的财政刺激政策和货币刺激政策，比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时刺激力度要大得多，但效能小得多。美国2008年以来四轮宽松货币政策，加起来3万多亿美元，在2020年3月之后38周内，美国已向市场投放超19万亿美元的基础货币流动性。拜登2021年1月18日尚未正式执政，就提出了1.9万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不排除还会继续扩大经济刺激方案，来弥补系统的脆弱性。2020年以来，美国已经印了3万多亿美元，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达到7.41万亿美元。这种高强度的经济政策，实质上是基于国家信用的一种印钞行为。财政政策是国家真实的财力，但如果财政政策货币化，就成为用印钞转化为政府财政债务的无底洞，风险将无法锁定。
四是高风险。世界经济在疫情中又产生一个非常大的变量，释放了更多的风险。包括公共卫生的风险，即人的生命风险；包括金融风险，很多国家都在印钞，加大宽松货币政策力度，美国无底线无限量宽松，日本央行加快印钞，欧洲央行也在加快印钞，流动性的泛滥将是金融风险最大的风险点；包括债务风险，一旦债台垮塌，一些国家经济就会垮塌，美国GDP占全球经济总量的24%，如果其经济断崖式下行，将对世界经济复苏产生重大冲击；包括粮食风险，联合国粮农组织多次警告，2020年、2021年会出现粮食危机，大约有6.59亿人会陷入饥饿之中；包括产业链、供应链、服务链、价值链“断链”的风险，人为脱钩加上新冠肺炎疫情“断链”两种力量叠加；包括欧洲变局风险，如英国“脱欧”经历三年最终达成了协议，“脱欧”以后将对英国、欧盟和世界产生什么影响？当然，也包括战争风险，一些局部战争已给世界带来了创伤，几千万难民漂泊在无处可去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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