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四川汶川大地震开启了中国民间公益元年。在九年后的今天，“公益”对于大众而言早已不是冷僻的名词。尤其是随着近年来“互联网＋”慈善模式的狂飙突进，公益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2016年度《中国慈善发展报告》显示，截至2015年年底，全国共有社会组织65.8万个，其中包括基金会4871家，社会团体32.6万个，民办非企业单位32.7万个。全国登记注册的志愿者人数超过1亿人，总社会捐赠量达近千亿元。
但是，和经过了上百年公益发展历程的英美等国相比，中国公益行业的发展尚属初级阶段，公众对公益事业的理解也十分有限。人们往往只关注捐赠行为的发生，对于善款、物资如何到达受助者、如何发生作用的过程并不了解。对于网络上发起的一些针对特定个人遭遇进行的捐助而言，筹款的完成或许就意味着目标的达成，但这不是公益事业的全部面貌。
比起新兴的“互联网＋”慈善模式，传统慈善行业有着相对成熟的运作方式，一般由基金会负责筹款、资助并监督当地社会组织执行公益项目。为了帮助弱势群体、推动社会进步，并在这个过程中尽可能保障善款得到恰当的使用，众多公益基金会和一线公益组织付出了长期而艰巨的努力，个中辛苦很少为外界了解，反而存在不少对他们的误解。
公益机构尤其是一线公益组织的从业者大多在最落后的地区做着繁重复杂的工作，而收入仅能维持温饱，很多人却认为做公益就不应该领工资；而当网络上爆出的慈善丑闻令人们群情激愤迁怒整个公益行业，哪怕罪魁祸首事实上与公益并无关联，他们的工作却会因此受到各方压力。在偏远山区，尤其是像大凉山这样贫困成因复杂、满是沉疴痼疾的地区，公益组织的辛勤工作很难看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在负重前行的道路上却还要经受不公正的指摘。
3月初，借着上海联劝公益基金会对其开展八年的“一个鸡蛋”项目进行评估的契机，澎湃新闻记者和基金会工作人员一起走访了四川凉山州会东县、布拖县，宜宾市高县、眉山市青神县的11所幼儿园，在与四家当地公益组织接触的过程中，试图了解公益项目在贫困地区究竟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公益项目如何展开，执行过程中可能遇到哪些问题，以及一线公益人是一个怎样的群体。
四川农村幼儿园探访地图。
“一个鸡蛋”项目由上海联劝公益基金会（下文简称联劝基金会）与国内 9 家民间公益机构于2010年底联合发起，旨在向社会募集资金，让贫困山区的儿童每个上学日都能吃到一个鸡蛋。2011年开始的每个春天，联劝都会在上海组织一场名为“一个鸡蛋的暴走”的公益徒步筹款活动，参与者要在12小时走完50公里，并通过创意的方式利用自身的熟人网络筹集善款。六年来，已有超过15000人参与其中，累计筹款3000余万。2017年1月15日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一个鸡蛋”项目目前覆盖了云南、四川、广西、贵州 4 省份的 79 所学校(含村小与教学点)，2016年秋季学期中13196 名学生及教师从中受益。“一个鸡蛋”项目现在每年需要的资金量约200万元。而从2012年开始，“一个鸡蛋的暴走”筹得款项资助的范围扩展到了“一个鸡蛋”以外的其他儿童相关领域的各类项目。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2010年的一项针对1458名偏远地区农村10-13岁小学生的调查显示，参与体检的农村儿童生长迟缓率近12%，低体重率达到9%，72%的学生上课期间有饥饿感。2011年底，国务院决定启动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也就是“营养午餐计划”，中央每年拨款160多亿元，为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提供营养膳食补助，惠及680个县市的2600万在校学生。此后，鸡蛋项目及时调整了资助学校，纳入了更多不在九年义务教育范围内的幼儿园和民办小学。
为了了解每天一个鸡蛋对山区儿童的生长发育是否有显著帮助，联劝基金会邀请了上海纽约大学社会工作系助理教授金敏超主持评估工作，在抽样选出的鸡蛋项目学校和未进行项目的学校中，每校随机选取40名学生，在学期初和学期末测量两次身高体重，在考虑学生的年龄、家庭情况等因素的前提下，进行数据分析后得出结论。具体的测量和数据收集工作则由联劝基金会在各地的伙伴公益机构，也就是“一个鸡蛋”项目的执行机构协助完成。一个鸡蛋项目在四川有三家执行机构，分别是成都高新区萤火公益事业发展中心、宜宾市春苗公益助学中心和青神县乡村妇女儿童合作发展促进会。
“一个鸡蛋”的挑战和意义
从凉山彝族自治州的州府西昌市开车去会东县城需要近5个小时，一路上群山环绕，道路崎岖。从县城到马龙乡，又经过1个多小时的山路颠簸，便在公路一旁见到了“一个鸡蛋”的一所项目点幼儿园。从远处看，这座两层楼的建筑与周围那些散落在农田和大山之间的民居并没有什么不同，下车走近了才能看到院子侧面的大门上方有几个暗淡的金色大字：小宝贝幼儿园。
马龙乡小宝贝幼儿园。本文图片除特别注明外均为澎湃新闻记者朱凡摄。
园长郑开玉告诉记者，当初考幼师证、开办幼儿园的初衷是为了减轻丈夫的负担。郑园长的丈夫在附近的小学教书，家里上有二老，下有二小，那时候一个人的工资要养活六个人，2007年， 夫妻二人借款、贷款近50万元，开办了小宝贝幼儿园，以前马龙乡6个村120多个孩子都在这里上学，去年开始其中两个村设了幼教点，分流了一部分生源。这学期幼儿园有70多个孩子，以汉族为主，也有一些是彝族，一个中班，一个大班。教室在一楼，楼上则用来居住。郑园长说，除了她以外还有一个全职老师，当天正好有事请假没来，她丈夫没课的时候会来搭把手。小班学唱歌、跳舞、画画，认识一到十的数字，大班学一些简单的拼音和汉字。每学期收700元保教费，600元生活费。
三月初凉山的天气还很寒冷，但很多孩子都没穿袜子。西西废摄。
听说测身高体重需要小朋友脱鞋、脱外套，郑园长面露难色，不好意思地说，“那好臭的。上周五的时候我跟小朋友说天晴了要回去洗衣服，如果星期一谁的衣服是脏的不给进幼儿园的，所以今天你们看到的小朋友的衣服已经是比较干净的了。但鞋子很多没换。”测身高体重的时候，小朋友的鞋子的确不干净，还有很多有破洞，有的鞋子比脚大了好几码。三月初的大凉山天气还很冷，但有些孩子没穿袜子，光着的脚也是脏脏的。教室里，7、8个小朋友围着一张桌子坐着，有的在本子上写写画画，有的和同伴嬉笑打闹。幼儿园没有玩具也没有图书，一下课，孩子们就在院子里到处追逐玩耍，或是在水泥地上坐着躺着。
当天的伙食是豆腐干肉末和菜根汤。
郑园长说，当地家庭条件较好的孩子都去县城读书了，留在农村上幼儿园的孩子的家境都不是很好。他们大多数是留守儿童，爸爸妈妈出去打工，爷爷奶奶带着，或者是爸爸出去打工，妈妈带着。打工加上种地的收入，在当地算是经济状况一般。真正条件差的家庭，有的是父母一方亡故，有的是妈妈跑了，爸爸没法出去打工，只能靠种地的微薄收入勉强度日，这些家庭的小朋友衣服裤子穿一个月都没人给洗。幼儿园每天10点上课，下午3点半放学，星期五是2点半。住得远的孩子上学要一个半小时，有的有家长接送，有些跟着在附近上小学的哥哥姐姐一起走路上学、回家。
到了吃午饭的时间，当天的伙食是豆腐干肉末和菜根汤，每个小朋友只能分到一小勺。马龙乡小宝贝幼儿园在2015年9月加入了“一个鸡蛋”项目，鸡蛋在放学时发给孩子。联劝基金会的工作人员和评估小组的志愿者在向小朋友询问时发现，有的孩子说自己不爱吃鸡蛋，还有的孩子说会带回家给奶奶吃，郑园长也确认了这些情况的存在，还提到小朋友如果感冒了就不吃鸡蛋了，因为当地人认为吃鸡蛋会加重感冒症状。
事实上，要让孩子们每天多吃一个鸡蛋补充营养并没有看上去那么简单。除了上面提到的状况，要把筹集来的善款变成山区孩子餐桌上的鸡蛋，要经过采购、运输、煮制、分发等一系列环节，每个环节都会产生一定的成本，也都需要监管。按照联劝基金会制定的执行规范，执行机构和学校应经过多方比较，并综合考虑物流、卫生条件等因素来确定鸡蛋供应商，每个鸡蛋支付给学校4分钱煮制费用，并根据学生人数向学校老师发放每月50-150元的小额补贴。执行机构每个月都需要考察因此当地的鸡蛋市场行情，并安排工作人员去项目学校走访，收集整理图片、见闻、收支明细表、财务凭证等信息在网站上进行公示。按照目前的市场情况，均摊到每个鸡蛋的成本（包括所有各项执行费用和机构运营经费）应控制在 8角以内。
凉山地区共有7所“一个鸡蛋”项目点学校，分布在会东县和雷波县下的各个乡镇，当地执行机构是成都萤火公益事业发展中心。负责的项目官员刘云铜是个90后大男孩，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发现了一些问题，但并不是所有的问题都有答案。比如说，尽管8角一个鸡蛋的标准是经过反复调研后制定的，但由于鸡蛋价格的波动，还是存在一定的可操作空间，例如在市场上的鸡蛋价格走低的月份，一些学校上报的采购费用却没有随之下降。为了杜绝学校和供货商串通从项目经费中渔利的可能，鸡蛋项目在眉山市青神县的执行机构乡村妇女儿童合作发展促进会采取的策略是由机构和供货商直接签订供货合同，供货商统一给这一地区的12所项目点学校配送鸡蛋。这种做法的前提是这些学校在地理上比较集中，但凉山地区的学校非常分散，大山里的交通又极为不便。在这种情况下，为了避免高得离谱的运输费用，让学校就近选择采购渠道显然是更为合理的选择。
相比起鸡蛋价格，刘云铜更在意的是学校到底有没有每天给孩子发鸡蛋，民办幼儿园的营利需要让这个问题变得十分复杂。一些学校的老师说小朋友天天吃鸡蛋容易吃腻，所以有时候会做蒸鸡蛋、炒鸡蛋，作为午餐的一道菜品。这样做带来一个问题是很难确认是不是每一个小朋友都吃到了足量的鸡蛋。另一方面，“一个鸡蛋”项目的本意是让山区的孩子在原本的饮食基础上，每天增加一个鸡蛋的摄入。如果公益机构提供的鸡蛋成为学校午餐的一部分，是否意味着公众对孩子的资助变成了民办幼儿园降低成本的手段？抑或只要能给孩子增加营养，形式不那么重要？
堵格镇华阳幼儿园。
距会东县城20公里的堵格镇华阳幼儿园也是一所民办幼儿园，1个中班，2个大班，共135个孩子。除了朱园长之外还有4个老师，都比较年轻。华阳幼儿园的设施较好，教学楼是一栋三层的楼房，院子里还有一个小舞台，教室也精心布置过，有课外图书和少量玩具。但是，这所幼儿园90%的孩子家长都在外打工，孩子大多由爷爷奶奶照顾。朱园长告诉记者，现在幼儿园一学期的费用是800元，其中包含300元伙食费，但在2015年9月加入“一个鸡蛋”项目之前，幼儿园是不提供午餐的，因为很多家长不愿意多交一笔生活费，农村的老人不像城里的爷爷奶奶对孙子孙女百般溺爱，而是认为小孩子就是天养的，少吃一顿没什么要紧。虽然大多数孩子来上学前都在家吃过饭，但家住得远的孩子上学要走近两个小时的山路，10点上课8点不到就要出门，要经过山坡、河边，没有大人送很不安全，下午3点放学，回到家可能很晚才能吃上晚饭。这么长时间不吃东西，小朋友不饿是不可能的。自从开始发鸡蛋以后，家长也渐渐觉得还是应该让孩子多吃一顿，幼儿园从上个学期开始试着搭配一包牛奶或是一个面包。这学期还是尝试开办伙食，除了发面包、牛奶，还会煮稀饭、面条或是蒸包子，有时候发煮鸡蛋，也有的时候也会做成菜。在这里，“一个鸡蛋”带来的改变是让孩子们吃上了午饭，其中的意义要远远大于一个鸡蛋本身。再三权衡之后，刘云铜同意了一些幼儿园将鸡蛋做成菜的做法。
“营养午餐”当天的食谱包括洋葱肉片、炒南瓜片、蘑菇汤、烧土豆和米饭。
不过，“一个鸡蛋”项目在公立幼儿园的实施状况确实要好得多。在那些每天给孩子煮白煮蛋的学校，也并没有出现因为很多孩子不爱吃、吃腻了而无法进行下去的情况。宜宾高县是四川的贫困县，也是“营养午餐计划”试点县之一，小学学生的膳食补助标准为每天每生四元，全部由中央财政承担，每天的伙食包括一荤两素一汤。在我们走访的可久镇红旗小学、高龄小学校和进步小学校，小学里的幼儿班也都加入了营养午餐计划，费用由家长承担，四元一餐，每个学期以100天计收400元，多退少补。除了伙食费，幼儿园每学期的保教费为400元。当日的食谱上有洋葱肉片、炒南瓜片、蘑菇汤、烧土豆和米饭。这些幼儿班都会在上午课间的时候发鸡蛋。
在红旗小学，幼儿班的孩子拿到鸡蛋都很高兴。
在红旗小学，记者见到了幼儿班发鸡蛋的场景。当一桶煮好的鸡蛋出现教室前面，小朋友们都兴奋极了。老师让大家在自己的座位上坐好，然后叫几个孩子上前给其他同学分发鸡蛋，等每个孩子都拿到了鸡蛋，老师说可以开始剥了，桌子上便传出一阵此起彼伏的敲击声。每张桌子上都铺了一张报纸，孩子们会把蛋壳都剥在上面，剥好后就开始津津有味地吃起来。老师会给孩子们倒开水，防止他们噎到。在交流的过程中，这几所学校的老师都表示大多数孩子都很爱吃鸡蛋，只是有少数不爱吃蛋黄或者蛋白，因为过敏等原因完全不吃鸡蛋的是极个别现象。
根据向各个学校老师了解到的情况，在农村地区，民办幼儿园和公办幼儿园的孩子的家庭经济情况是差不多的，家长一般都会选择送孩子去离家最近的幼儿园。对于经济条件较差的家庭而言，幼儿园的费用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因为教育部门规定必须上过学前班才能上小学，很多家长直到孩子该上小学前的一个学期才把孩子送去幼儿园。有时是因为家离学校太远，家长会等孩子年龄大一些能自己认路了再把孩子送去上幼儿园。此外，农村家长的教育观念普遍比较落后，认为交了学费幼儿园就应该教孩子算数、拼音、写字这些对上小学有帮助的知识，无法接受孩子上学只是唱歌、跳舞、画画、玩游戏，导致农村幼儿园普遍存在教育小学化的问题。
在公办幼儿园数量不足的情况下，民办幼儿园是必要和有益的补充，普及学前教育是我国当前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重要任务之一，在教育资源匮乏的偏远贫困地区尤其如此。中国发展基金会的一项研究表明，2010年幼儿园在城市得到了广泛普及，但在南方农村地区3年制学前教育注册登记率仅为30.1% 。2015年9月，凉山州政府决定实施“一村一幼”三年计划，在每个行政村和人口集中的自然村设立幼儿教学点。在会东县，“一村一幼”正在逐步推进。据马龙乡小宝贝幼儿园的郑园长介绍，马龙乡下面的6个村有两个已经开办了幼教点，从2016年11月开始，小宝贝幼儿园也被纳入“一村一幼”计划，收到了政府发放的每月2000元的教师工资，2017年的部分还未发放，也不清楚对于自建校舍的民办幼儿园是否有其它补贴，但这学期开始不允许再收保教费，只收每学期600元的伙食费。“一村一幼”是主要针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优惠政策，在彝族聚居的布拖县，一村一幼已经全面铺开，这一过程中，在当地幼儿教育领域深耕多年的公益组织“互满爱人与人中国”成为了当地政府的合作伙伴。
“一村一幼”和凉山彝族
三月初，从西昌到布拖的公路旁的树上还结满了冰霜。
布拖县位于凉山州东南部，县城海拔2385米，高寒山区半农半牧县，彝族人口占94％。从西昌到布托县的路上，最高处海拔有2800多米，虽然已经是三月，道路两旁的树上还结满了冰霜，土地一片荒芜。街边的很多民居门口都生着火，人们三五成群裹着彝族传统的羊毛披毡席地而坐。在布拖，一年中有一半时间气温寒冷，恶劣的气候环境造成当地作物单一，且一年只能种一季。少数民族地区可以生三个孩子，布拖农村地区的普遍情况是一家由四、五个孩子。根据官方数据，凉山州大约三分之一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也就是一年人均纯收入低于2300元，其余村民平均每天的生活开支也低于7元。
虽然布拖县没有鸡蛋项目学校，但联劝基金会“一个鸡蛋的暴走”在2013-2014年度和2014-2015年度分别资助过互满爱人与人中国（以下简称互满爱）在当地的“未来希望幼儿班”项目和儿童营养健康综合发展项目，因此记者和联劝基金会的工作人员一起探访了两个当地的幼儿园和一个农村社区。互满爱是一个关注农村发展的公益组织，隶属于瑞士“互满爱人与人国际运动联合会”，2005年来到中国，2010年开始在凉山州布拖县开展项目。除了儿童领域的项目之外，互满爱在当地还致力于“农村可持续性产业扶贫、社区发展”和“传染病全面控制”领域的工作。
布拖县约有3-6岁儿童15000名，在2012年9月互满爱开展社区幼儿班项目之前，只有不到3000名儿童接受学前教育。据“未来希望幼儿班”项目主管罗如靖介绍，自2015年11月“一村一幼”计划以来，布拖县陆续在170个点开办了270个幼儿班，惠及14500儿童，而互满爱此前在布拖建立的21个幼儿班也被纳入其中。2016年4月，互满爱和布拖县科教局签署了合作协议，目前互满爱协助管理的幼儿班数量扩展到了40个。
由于在彝族地区开展工作需要用彝语和当地地人沟通，除了罗如靖以外，互满爱在布拖的项目人员基本都是当地人。罗如靖是云南人，已经在布拖工作了四年，此前还在云南做过一年多的幼儿班。在他看来，政府在幼儿教育方面的投入能够解决主要问题，包括校舍、设备设施、教师工资，但由于涉及面广，在日常管理、教师培训和教学等细节上还是存在不少问题。例如，一村一幼在所有行政村、自然村大面积铺开，但政府尚未明确监管方，当地的学校和村委会都不愿意承担监管责任，尤其是在一些没有项目的幼教点，部分老师只是为了每月2000元的工资才加入一村一幼项目，教学的时间和质量都无法保障。政府在幼教点每班配了两个老师，但两个老师轮流一人上一天的情况并不少见。
在互满爱负责运作的幼儿班，这些细节都得到了很好的处理。布拖县地处偏远，条件艰苦，教师待遇又低，外地来的老师很难长期在这里工作，因此幼儿园的老师都是当地人，但普遍学历不高，幼儿保育知识和儿童教育理念都比较薄弱。互满爱对教师培训非常重视，新招募的教师要接受一个月的岗前培训，每个假期有两次为期5天的培训，每个月还有一次一天的培训。
布拖县补尔乡的拉保作幼教点的校舍和操场。
大班的彝族孩子在学习汉字。
小班的老师用彝汉双语给孩子讲故事。
布拖县补尔乡的拉保作幼教点是互满爱的项目点之一，这里过去是一所村小，撤点并校之后作为幼儿园投入使用。在大班里，老师正在教8个彝族小朋友认汉字。每个小朋友轮流走到老师跟前，读出桌上的便条上写的词语，再用彝语说一遍。在小班，十多个孩子围坐成一个半圆，老师坐在对面拿着绘本给孩子讲故事，一边用普通话读，一边用彝语讲解，时不时还会提出问题让孩子回答。罗如靖介绍说，这名老师是互满爱培训中心的培训师专门指导培养的，传统的上课方式互动性太少了，希望能够带动其他班级也采用互动性更高的教学方式。这个班的孩子虽然年纪小，但普通话要比大班的孩子更好。
语言问题是彝族孩子受教育的一大障碍，一般来说当地的孩子要到小学三四年级才能完全听懂普通话，这对他们的学习影响很大，成绩不好也是辍学率高的一个重要原因。布拖县拖觉镇亚河幼儿园一名年轻的彝族老师告诉记者，她和另外几个老师都是本地的，小时候没有跟汉族接触过，也没有上过学前班，上了小学老师也还是彝族，所以学普通话的时候比较困难，现在幼儿班的这些孩子比那时候要好一点了，现在已经可以说一些日常的普通话了。她还提到，正是因为幼儿园通过公益项目得到了很多的捐助，会给孩子们发衣服、玩具和刷牙洗脸的卫生用品，现在来上学的孩子变多了，“我们农村就是这样，发一点东西给他们，他们就愿意把孩子送来了。”
显然，互满爱幼儿班在当地的成功不仅得益于在幼教领域丰富的经验和成熟的教育模式，在很大程度上也和公益项目能够筹集到的物资分不开。罗如靖说，一村一幼刚开始实施的时候，政府曾经计划承担营养午餐的全部费用，也就是每人每天3-4块钱，但很快发现这是一笔庞大的开支，最后还是决定由家长自行承担。因此，在一些没有项目的幼教点，由于家长不愿负担每学期三四百元的伙食费，幼儿园10点上学12点就放学了。而在互满爱负责管理运作的40个幼儿班，营养午餐的费用都由互满爱向基金会申请项目资金来解决，再加上不需要交学费，家长不需要承担任何的费用，基本上都愿意把孩子送来读书。
为了改变彝族儿童的卫生习惯，幼儿班老师每天都会带着孩子刷牙洗脸。
除了营养午餐，互满爱还在培养孩子的卫生习惯方面下了大量的功夫。过去，由于气候寒冷、高山地区取水困难等因素，凉山彝族的卫生状况很不理想，年深日久形成的习惯改变起来非常困难，同时，缺乏卫生设备、取暖设施的情况仍然普遍存在。幼儿班希望能够从改变儿童的卫生习惯开始，带动一些家长，从而影响到社区中的成年居民。在幼儿班，老师每天都会带着小朋友刷牙洗脸，帮助他们养成勤洗手的习惯。幼儿班项目的资助方还给每个孩子发了5件衣服，3件带回家，要求家长每个星期给孩子洗澡、洗衣服，2件放在学校，在学校配备了洗衣机，由老师带着孩子一起洗。这些努力并非无用之举，孩子的卫生习惯有了很大改变，互满爱的项目人员还了解到有的孩子在家还会因为大人不帮他洗手而跟他们生气。
罗如靖清楚地知道，绝大多数家长把孩子送来上学主要是为了解决吃饭穿衣的问题，并没有意识要培养孩子的行为习惯，对孩子上课学了什么也毫不在意。这在很大程度上和当地的价值导向有关。由于教育基础薄弱，很多孩子读完小学或者初中就出去打工了，整个布拖县每年考上本科的最多4、5个人，在当地人眼里，读书这条路并没有出什么人才，家长基本看不到希望也不抱希望。上世纪90年代，凉山地区的毒品泛滥和随之而来的艾滋病传播一度非常严重，近年来虽然有很大好转，但是布拖县的绝大多数有钱人都是靠贩毒发家的，这样的现实让人们相信读书无法改变命运和贫穷。
火洛觉村的彝族民居。西西废摄。
拉保作和亚河幼儿园都有政府配备的课桌椅和电视等设施，对于农村学校而言硬件条件还算不错，学校里的彝族孩子都穿着整齐，在课堂上和老师互动井然有序，也很有礼貌。直到来到实施儿童营养健康综合发展项目（以下简称儿童营养健康项目）的村庄之一火洛觉村，见到当地彝族农民生活的场景，才恍然发现这片土地的贫困是那样沉重，那些触目惊心的新闻图片不过是这里的日常景象。
还在学校上课时间，但村庄附近有很多闲逛的孩子。西西废摄。
带着三个孩子的彝族农妇。西西废摄。
披着毛毡坐在路边里晒太阳的老人。西西废摄。
走在火洛觉村里的泥土路上，两旁都是低矮破落的房屋，有很多身上脸上都是泥巴的小孩子在路边玩耍，也有看上去六七岁的小女孩背上背着两三岁的孩子，有背着比人还高的一大捆柴行色匆匆的妇女，还有披着毛毡坐在路边里晒太阳的老人。
儿童营养健康项目希望通过对儿童家长进行全方位的培训来改善社区中儿童的生活质量。互满爱从幼儿班学生家长中选出了120户农户，每户发放19只蛋鸡鸡苗和多种蔬菜种子，并开展养殖和家庭菜园种植培训，希望孩子能够吃到鸡蛋和多种多样的蔬菜来补充营养，同时也让农户多一个增加收入的可能性。此前，当地农作物种类十分单一，主要是土豆、荞麦。除了种地之外，农户也会养牛、羊、猪，也会养鸡，但当地的土鸡产蛋量低、产蛋周期短。尽管项目已经结束了一年多，但仍然能看到这些措施在当地带来的改变，项目发放的黄褐色的蛋鸡和灰黑色的土鸡区别很大， 在田间地头一眼就能分辨出来。项目刚结束时，蛋鸡的成活率在75%左右，现在每户大多只剩下六、七只。 除此之外，项目还会对家长进行儿童营养、健康和卫生方面的培训，并对项目点的儿童进行健康体检。
参加儿童营养健康项目的彝族老奶奶。西西废摄。
一个参加项目的彝族老奶奶家里现在还有6只下蛋的母鸡和一小片菜地。老奶奶说，她的丈夫原本就是个残疾人，前几年生病去世了，儿子在外地打工、读书，她一个人在家带四个孙子孙女，每天早上起来给他们刷牙、洗脸，然后煮几个鸡蛋让他们带去学校吃，每天晚上给他们做饭。
彝族老奶奶家一角堆满了圆根萝卜，营养健康项目发的蛋鸡也在屋内四处走动。
屋内的土灶、柜子、床和杂物。西西废摄。
老奶奶家中是当地典型的彝族民居，院子里养了几头黑猪，堆满了柴火，房子是一大间土屋，没有窗户，地上堆着土豆和圆根萝卜，一侧靠墙的地方放着床和破旧的柜子，上面堆满了杂物，地上有一口土灶，还有一个洗碗洗菜的水池，没有卫生间。大多数彝族人上厕所还是在田间或灌木丛解决。走访的另外两户农户家中也是类似的情况。项目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火洛觉村在当地农村当中已经算是条件比较好的，因为离布拖县城比较近，每家每户都有自来水和电，那些住在高山上的彝族农民生活条件更加艰苦。
罗如靖说，现在彝族人出门打工的也多了，根据政府统计的数据劳动力中有40%在外地打工，经济收入有一定的提高。但之所以难以摆脱贫困跟当地的习俗有很大的关系。彝族农村结婚要给女方身价钱，身价钱的多少跟女孩的学历、工作有关。一直在农村没怎么读过书的女孩子身价钱也要近10万，在一村一幼工作的老师每个月工资2000元，算是一般，身价钱可以达到二三十万，如果是大学生又有好的工作三四十万也不足为奇，往往娶个媳妇一家人要苦个好几年甚至十多年才能把欠下的债还清。而且彝族的民族文化重家支、重面子。据说在过去一个大户人家给过世的老人办丧事要杀一百头牛，如今普通农村家庭办事也要杀三五头牛，四五只猪，五六只羊，都是靠同一个家支的亲戚你一头我一头拉过来的。平时有朋友到访，也一定要杀一头小猪招待。普通农户家养的牲畜，自家吃都不够，却还要应付社会应酬的沉重负担。
大凉山在新中国建立直接从奴隶社会跃入现代社会，因为历史文化、地理区位、适应性等因素落后整个社会的发展速度，导致了毒品、艾滋病、贫困等一系列长期的社会问题。但是，像互满爱这样在当地长期、扎实地做项目的公益机构确确实实在改变彝族人的生活，尤其是给彝族儿童带来了希望。只是文化、习俗、观念都不是能够在短时间内扭转的，在各方面的努力下，也许需要几代人的时间，才能看到改变发生。但那种认为凉山之所以长期贫穷是因为太多的政府和公益组织的扶助让彝族人习惯了不劳而获的观点，无疑是本末倒置和不负责任的。
本土公益机构如何艰难成长
互满爱这样隶属于国外非营利组织的机构将一些成熟的公益模式带到了中国，除此之外，还有很多民间自发产生的本土公益机构经过艰难的摸索找到了一条自己的公益道路。“一个鸡蛋”项目在宜宾市的执行机构春苗公益助学中心（以下简称春苗）就是其中的一个典范。
春苗的发起人罗耀奎是四川宜宾五粮液集团的一名退休职工，从2002年开始从事爱心助学活动。15年来，通过春苗获得资助的贫困学生人数超过5000人，在春苗助学网注册的志愿者人数超过9万，全国各地都有春苗的志愿者小组，3次获得全国性表彰，在当地乃至全国公益界都享有盛誉。除了结对资助，春苗还开展爱心图书计划、物资捐赠、乡村童园、短期支教和重建危校等公益项目。
春苗如今已经有了相当的规模和影响力，但创立却十分偶然，十多年来也有不少跌宕起伏，甚至一度面临关张的危险。罗耀奎告诉记者，他年轻时当过知青，退休后去当年的生产队看望老友，发现几十年过去了农村还是很贫困，朋友的孩子要读书竟交不起学费。罗耀奎给孩子留下100元学费，回来之后在论坛上看到南昌春蕾助学网的信息，和网站沟通后向他们推荐了两名需要资助的学生，成为了志愿者。之后又在宜宾当地的论坛发帖，召集了七八个志愿者一起贫困农村调查学生情况，找到需要资助的学生后将信息上传到网站，很快就得到了资助。慢慢地，周围的人都知道可以找他资助学生，参与进来的志愿者也越来越多，后来成立了春苗助学网，靠着做事靠谱、高效一步步走到了今天。春苗秉承的三大原则是：所有学生资料由志愿者亲自走访核实，确保真实性；公开所有财务细节，报送教育部、民政部，接受社会监督；志愿者自愿参与春苗工作，资助人自愿选择受助学生，捐款人自愿支配善款流向。
2005年，春苗一度因为没有正式注册被叫停。社会组织中确实有一些存在财务不透明的问题，尤其是打着公益旗号招摇撞骗的恶行一旦经过媒体曝光，往往会引起众怒，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而由于公众对公益行业内部情况不了解，往往将其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导致踏实靠谱的公益组织也会被巨大的不信任感波及。例如2016年11月，直播平台“快手”的主播“杰哥”在凉山给村民发现金直播结束后收回的“假慈善”事件曝光后引起广泛关注，当地政府在压力之下一度叫停所有公益活动，使得众多长年在当地开展工作的公益组织无辜受累，举步维艰。春苗在当时的遭遇也是如此。面对流言蜚语，罗耀奎激愤之下带着春苗得到帮助的贫困学生名单，厚厚一叠给学生的汇款单，接受捐赠的清单，上千封学生的感谢信，找到有关部门，请求核对审查，自证清白。市领导了解到有关情况后，立即作出批示：“春苗助学是特殊的教育公益事业，请有关部门给予支持。” 2006年8月，春苗正式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成为当时四川省唯一一家有合法身份的民间公益助学组织。
获得合法身份以后，春苗在2008年爆发了一次严重危机。当时春苗资助学生的人数已经达到1600人，但由于缺乏资金，没有办公室和专职人员，还是一个家庭作坊式的公益组织。从扫描信件、给资助人回信、在论坛发帖，到组织志愿者、协调活动，事无巨细都是罗耀奎一个人负责。那段时间，罗耀奎的爱人和父亲同时重病，住在两个不同的医院，他两头作战，无法保证上网的时间。一个资助人打款后在网上多次催问无果后告到了民政局，说春苗是骗子网站，钱打过去就石沉大海了，尽管经过协调最终澄清了误会，但罗耀奎感觉到春苗如果要继续走下去，靠他一个人是不可能的。
他把这番感慨发在网络上，被成都商报的记者看到后以“奥运志愿者培训师遭遇爱心困惑”为题进行了报道，引起了社会的关注。于是，罗耀奎在一个小茶馆召开了一个春苗骨干志愿者会议，讨论春苗今后的出路。如果要继续做，那么必须找办公室、有全职工作人员，而费用只能由志愿者分摊；或者维持原状缩小规模，资助的学生不再新增，毕业一个算一个；第三种方案就是倒闭散伙。当时，很多爱心人士跑到现场自发捐款，希望春苗一定要办下去。北京西部阳光基金会工作人员来春苗考察后，提出资助三名工作人员一年的工资，每月1000元，春苗终于得以生存下来。
直到现在，资金问题仍然是春苗经常要面对的难题，而这也是众多草根公益机构共同的难题。对于民间公益机构而言，主要的资金来源就是从各个基金会申请到的公益项目经费中的项目管理费用部分，一般占到项目经费的5%－10%，很难维持机构的日常支出。春苗现在的运转除了需要罗耀奎以外还需要6名全职和两名兼职，尽管工资还是只有1500元，但一年的费用也要20多万。2016年，春苗通过联劝基金会发起“万人接力助春苗”活动，筹集到了12万元机构运营资金。随着春苗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当地一些政府部门表达了合作意向，今后或许可以通过与政府合作的方式解决经费问题。
公益机构工作人员工作强度大、收入低是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罗耀奎说，春苗的人员流动性大是没有办法的事。因为退休工资可以维持生活，他觉得自己做的事情跟有的人退休后喝茶打麻将斗地主没什么两样，做公益带来的成就感让他很满足，但他也很清楚，机构里的年轻人和他不一样，他们需要谋生。好在春苗的事业还是能吸引到一些刚从大学毕业需要积累工作经验的年轻人，虽然很难长久，但至少总是有人来做。青神县乡村妇女儿童合作发展促进会会长丁占勇也告诉记者，每月2000元的工资在当地仅能维持自己的生活，根本不可能养家糊口，现在机构包括他在内的三名全职工作人员都是当地人，之所以能够坚持做这份工作完全是因为家人的支持和希望为家乡父老做点事的愿望。
成都萤火公益的刘云铜在家乡经历512大地震后接触到了很多前来救援的公益组织，高中时开始做一些志愿工作，大学毕业后参加“为中国而教”公益项目在贵州支教两年，之后便回到自己的家乡四川继续做公益。除了“一个鸡蛋”项目，他同时还负责执行改善农村学前班教育的“乡村童园”项目和给西北地区乡村女童上生理卫生课的“春蕾计划”。由于机构在成都而项目地在凉山，刘云铜经常连续出差20多天，每天一个人早出晚归在山里奔波，虽然辛苦，但因为相信这些公益项目能帮到贫困山区的孩子们，所以仍然愿意去做。至于收入问题，他觉得自己暂时没有结婚生子的打算，生活压力不大，但身边的很多同龄人确实非常焦虑。
诚然，并非所有的公益机构都能做到无可指摘，对公益行业的监管有待规范，但也应该看到，确实有很多公益组织为扶危济贫、改善社会公平而做着不懈的努力。在一线公益人中不乏高风亮节的道德楷模，但也有很多在公益理想和现实压力之间艰难前行的年轻人，如果他们在为公益事业燃烧青春的同时因为生活的窘迫而消磨了理想，这显然是不合情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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