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闻实习生 彭思宇
旅舍的位置并不难找。可我走错了路，跟着百度地图在隔壁大楼里绕了好几圈，最后还是抓住一个外卖小哥问了问，才看到派出所旁边“夜宿晓行”的招牌。只见几个男孩坐在楼道外，借着招牌的白光，一边抽烟一边侃大山。
2021年4月，深夜在旅馆门口抽烟的住客。本文图片均为 澎湃新闻记者周平浪 图
这里就是传说中50块钱能住一晚的地方。来到上海找工作的人，从上海站出来，过人行横道，再过天桥，沿恒丰路走二十分钟，就能到这儿住下；早上出门面试，不必起太早，不到百米就是汉中路地铁站。
我爬上二楼，迎面是放满了外卖的架子，散发辛辣油腻的气息。旅舍的玻璃门需要刷房卡才能开。听到我说要办理入住。前台的小姐姐过来开门。除了被来往的人反复打量之外，一切都还顺利。我抱着前台给我的三件套——被子、枕头和床单，顺着混杂着人声、水声、手机声的走廊，找到了自己住的房间。
我要和这些来往的人，同住在一个屋檐下了。
刚入住的年轻人。
一、羞耻
刷房卡才能进门。我所住的是个六人间。与走廊的明亮相反，门里是暗的。我借着门外的光往里看，三个下铺都挂着床帘，是有人住的。
我把被子放在靠近门口的上铺。又打开了灯。隔壁下铺一阵响动，一个女孩从床帘后钻出来，与我四目相对。我来不及打招呼，她又钻了回去。我顿时不知是否该把灯关上。我又开始收拾行李，只听到断断续续传来连麦的声音，她开始打游戏了。
我踩在上下铺之间的梯子上整理床铺。门又开了，进来一个四十几岁的阿姨。只见她略微挣扎地看着我脚上的鞋子，随即态度和善地问能否脱掉，不然鞋底灰尘会落到她的床上。原来她是我的下铺。我尴尬地立刻脱掉鞋子。阿姨冲我笑了笑，不知怎么牙都不全了。
她自称在这住了三个多月，也是刚搬到这间房。说起原因，她倒扭捏起来：“我不是那种说别人坏话的人。我们屋里那个小姑娘，一直嘟嘟囔囔。我年纪大点，说了她几次，她就骂起人来了。骂得难听呀。我问她，你骂的谁？她直接呛回来，骂的就是你。我可害怕了。昨晚在18号房凑合了一晚上，今天搬到这个房间来了。”
恰在这时，前台带了两个20岁出头的女孩来看房。她们大概是阿姨的前舍友，说昨晚吓得没睡着觉，要换房间。
从这些不同年龄、职业、经历的女性身上，我竟感到一种大学宿舍的人文气息。一阵喧闹后，人们钻进自己的床帘。
我拿出一包糖，问大家吃不吃。她们都拒绝了我，甚至床帘都没拉开，只说一句“不用，谢谢”。我又觉得，这个房间里的人，空间距离无比接近，但心理距离无比遥远。
一间客房。
我去楼下便利店买了晚饭，拿到旅舍的公共区域。要是在房间吃饭，气味难以散去。大家都在公共区域的桌上吃饭。位置有限，我在两个人中间找到空位坐下。像一家人那样，我们紧挨着，却只是自顾自地吃，丝毫没有交流。一旁还有人在剪指甲。一边是吧唧吧唧地吃，一边是咔嚓咔嚓地剪。落到地面的指甲屑，和桌上的外卖食物残渣一起，等着清洁工师傅打扫。
我胃口全无，随便扒拉两口，又回到房间。
洗漱间。
我所在房间门口是洗漱间。12个洗漱台挨在一起，男女混用。我第一次跟这么多陌生男女一同洗漱，身边有个大哥正在刷牙。人们不关心他人，抬头遇上别人的目光，视线也会立刻转开。洗漱台背面就是浴室，女生浴室与男生浴室连在一起。晚上九点多是高峰期，排队等了两个人才轮到我。浴室只有3个很小的隔间。我拿着换洗衣物进去，发现无处可放，一开花洒必然淋湿。但总不能光着身体从浴室走到房间，毕竟一出隔间，就是一排公共洗漱台。必须穿着衣服进去洗澡，洗完换好干净衣服出来。怪不得，之前在走廊上，见到只围着一条浴巾、近似赤身裸体的男人，而旁人却对此视若无物。
作为消防通道的楼梯是住客唯一能晒衣服的地方。衣物密不透风，不但不易干，挂取也不容易。夜里需要用手机打光仔细翻查，倘若取错再挂回去，又要大费周章。
我并没有浴巾可用，也很不愿这么做。我想到的办法是，把干净衣服挂到门上，盖上浴巾，再盖上换下的脏衣服，并用身体尽量挡住水花。洗澡竟是一件“提心吊胆”的事。浴室的隔间上下透风，门外传来陌生异性洗漱的声音。我完全无法放松下来，享受沐浴的乐趣。
在这些日常的吃喝拉撒中，我们这些住客紧紧挨在一起，但也终究不过是短暂停泊。对面的人随时可能悄然消失。因此，冷漠是一种默契，甚至是一种尊重，呆在床帘里做自己的事，才是最舒服的。出于同样的原因，在公共区域的行为，也不必怎么讲究；在自己的房间里，需要忍耐的已经太多了。
独自在楼梯上抽烟的住客，身旁是手写的告示：禁止在此抽烟。
二、忍耐
房里充斥着人的气味，像挤满学生的教室。六人共有的一扇小窗，被东西挡着，只能打开一条缝。看来，通风和采光都难以指望。而我身下的床垫也不干净，残留着头发、污渍，自上一个使用者搬走之后，大概是没有清洗过。
洗漱间两端是公共男女卫生间，每间只有两个厕位。相较于几百个床位，数量似乎不太够。早晚如厕要排队。卫生和味道着实堪忧。
在洗漱台刷牙洗脸时，我想顺手洗袜子，发现洗手台上贴着：“禁止用热水洗衣，违者罚款”。我只好用凉水洗了袜子。
洗大件衣物可以去洗衣房。洗衣房和茶水间在一起，其实就是一个洗衣机、一个烘干机和一个可以接热水的饮水机。三台机器占了大部分空间，剩下的地方仅够一人站立。我想用洗衣机，但有人把装衣服的盆放在一边，似乎在排队。我也把衣服放在那里，算作占位子。
我想知道更多住客的情况。借着去公共区域吃东西，我与旁边的男孩攀谈起来。他叫李昭旭，还在读研三，是金融专业，来上海想找公司实习并落户。
李昭旭
“怎么会住到这里来。我怀疑自己，是不是太落魄。”李昭旭对我回忆起头几天的心情。因实习收入甚少，父母给他每月四千块贴补生活。但在上海市中心，这笔钱只勉强能租个单间。若租住在便宜的偏僻之地，四处面试交通不便。最后来到这里落脚。他忙于自己的面试和实习，和陌生人共享一间房，却完全不想融入“集体”，甚至一度深感忧郁。
我想看看男生寝室的样子。于是，在李昭旭的房间里，我见到了打扮入时的鞠家天。
鞠家天
父母在给鞠家天取名时，或许对他寄予了家如天大的希望。然而与名字相反，他现在的家只有一张床大小。
一年前来到上海，鞠家天落脚于此，就没挪过窝。期间还经历了旅舍装修和家具轮换。他笑称，自己比这些床铺的资历还老。我夸赞鞠家天帽子好看，他很开心地说谢谢。他买了香薰放在床上，床头还有一株百合花。
我意识到，在这样逼仄的环境里，一般人很难有照顾好自己之外的动力，而眼前这个男孩仍用力地爱着生活。
“宿舍一直有臭味，洗衣机老是坏，晒衣服的地方太窄，烘干机太贵，公区老是有人吃了饭不收拾……”对鞠家天来说，这个旅舍处处不合心意，但又似乎处处可以忍下去。
作为消防通道的楼梯，是住客唯一能晒衣服的地方。天花板上无时不挂满衣服，密不透风。不但不容易干，挂取也不容易。
也许心理上的艰难更为要紧。住在青年旅舍，似乎是羞耻的事，是需要小心隐藏的秘密。同事问他住在哪里，鞠家天总会搪塞过去。
并不是不想离开，只是成本难以承担。“找房子是问题，押一付三的机制是问题，通勤也是问题。”
即便如此，他还是想留在上海，因为大城市更为宽容，生活更为自由。
深夜来得很快，看房间的两个女孩没搬过来。今晚房间里有四个人。大家作息不同，下铺阿姨很快睡了，传来沉重且均匀的呼吸声。那个女孩还在玩游戏。我听到她与队友对话，她已有十五连胜。另一个女孩泡完脚后也在床帘里，不知在干什么。
12点钟，下铺阿姨的呼噜声有节奏地高昂起来。玩游戏的女孩还开着灯。窗外车流声和床下呼噜声交错。我实在睡不着。只听女孩起来，收拾了些东西出门，但把门虚掩着。我清楚听到洗澡的水声、洗衣机滚动的声音，接着是吹头发的声音。
呼噜和车流声已令我恼火，加上门外这些音效，实在应对不来。
我想下床关门，但看到床位的光，知道她没带房卡——卡片插在床头取电处，灯才会亮。她回来开不了门，就会影响所有人。手机显示，已是凌晨2点40分。我只好闭上眼翻了个身，各种声音刺激着神经，只觉身心疲惫，却无法休息。
半梦半醒中，拖鞋声渐响，那个女孩回来了。门咚一声关上，脚步声、水流声和洗衣机声隔在外面。我顿时感觉，只有呼噜声和车流声交汇，其实也已经不错了。
剩下的夜，我是熬过来的。闭上眼是睡，睁开眼是醒。床下呼噜一声比一声高，窗外车流声越发密集。早上7点，我爬起来，穿好衣服出去。门口是一排洗漱的人，男生居多。我一点也不想洗脸，此刻唯一的需求是静一静。
我这时有些明白了，为何旅舍旁边就是派出所。在这里，很容易遇到无法忍耐的事情，万一矛盾升级，处理起来也是极为方便的吧。
夜宿晓行和派出所毗邻，这让许多住户有安全感。
三、家宅
晒衣区在走廊尽头，连接着三楼的楼梯间。许多衣服挤在一起阴干。我向一个大哥借晾衣杆，发现他也是山东老乡，住在三楼的公寓里。
三楼公寓一角，垃圾桶和晾衣服区域。
他叫邵尚磊。住的房间有一室一卫，九个平方，一米五的床占了大部分空间。窗户面向走廊，没有阳光。衣柜、桌子和冰箱摆在床的一侧。中间留出一条通向水槽的过道。料理台在水槽边，一口锅正咕嘟咕嘟煮着面条。卫生间里只有马桶和花洒。
邵尚磊堂弟房内灶台。
邵尚磊和李文涛一起住。两个大男人要睡一张床。但月租只有两千出头，人均比楼下的青年旅舍还便宜。他到上海的第一站，是在叔叔和堂弟那里——先一步来打工的亲友，在工作和生活方面，给了他很大助力。后来，堂弟妻子也从老家来到上海。邵尚磊就搬了出来，与李文涛合租。
邵尚磊堂弟。
家庭还是第一位的，邵尚磊也有个五岁的女儿。“生活上过得去就行，能多攒点就多攒点。以后小孩上学了，要花钱的地方多得是。”如今在上海当快递员，月收入能达到近万，相比在老家的四五千块，无疑是翻了个倍。“孩子大了，肯定要以孩子为主。到时候，我回家找个工作。”他反复说，现在只想踏踏实实赚点钱。
不过，在他看来，当下必要开销也不少。“上海这儿，吃个饭就好几百块了。在外面吃饭，倒不是说多好吃，但朋友得处。人活着必须得有交际，得有朋友啊。一旦出什么事，起码有朋友能帮帮你。谁也不认识的话，啥也不好办。”
邵尚磊房间摆着女儿的照片。
豆角焖面出锅了。邵尚磊端着碗倚着冰箱，说起送快递的见闻。他说，外企里干活的，绝大部分是上海本地人。工资不高，五六千块钱，公司给交着社保，但啥都不愁，有个活干就行。
邵尚磊堂弟也在同一家快递公司，手上是为了找工作而洗去纹身后的疤痕。
“我们跟他们不一样，背井离乡到这里来。要是一个月只挣五六千，早就饿死了。”邵尚磊言辞之间难掩羡慕：“人家的起跑线高，有房子不需要攒钱。而且，好多人都很宅，不出去也花不了多少钱。”
李文涛打趣他，让他当宅男省钱。邵尚磊只回答：“我不想当宅男，我想当上海人。”
李文涛（前）和邵尚磊。
而李昭旭在青年旅舍住久了，棱角似乎也被磨平。他说，自己内心已趋于平静。因为他已找到了实习的工作，被选择、被认可的力量，让他相信自己有搬离这里的能力。
鞠家天目前最大的愿望，是在工作单位30分钟车程内，租下一个单间。这需要他月收入达到6000块。以此为目标，他还在努力。
邵尚磊堂弟房间摆放着在老家拍摄的夫妻合照，他不奢望在上海买房，只想着打工尽力攒些钱。
邵尚磊依靠亲友落脚上海；以后有一天，他也许会意识到，最终真正能指望的还是自己。说到底，这就和楼下青年旅舍的住客一样。而我们每个人，也都是天地间的过客罢了。
夜宿晓行位于苏州河畔，两岸密集建筑体内开设着许多类似的旅馆，是许多人刚到上海时的落脚之处。
那么，何处是家呢。我意识到，在只拥有一张床的生活中，住客们被紧张、焦虑、担忧的情绪所包围。而他们自身也成为城市格局的一部分。也许，来了就为了更好地离开。或进或退，或悲或喜，都是这座城市宏大叙事中的一环。
张小姐和男友刚从河南新乡来到上海，到夜宿晓行发现已客满无房。他们原先在老家县城开美甲店，因为竞争激烈，来上海报班进修美甲，想要跟紧潮流。
责任编辑：周平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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