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呙中校
尽管历史很短，但是深圳的传奇太多。这次拜访老市长于幼军，才知道深圳早年与芯片产业擦肩而过的秘辛。
12月16日上午，我和老市长于幼军见面就在他家客厅，他背对着阳台，正好坐在冬日的阳光下。虽然是逆光，但还是能看出他的神采，讲话中气也足。
我说，您的气色比去年见到时好多了。
他说，是吗？这是喝陈皮黑茶的功劳，可以降血糖。
我们打笑说：离开湖南这么多年，他还不忘了给湖南的黑茶代言。（2003年6月到2005年6月他曾任湖南省委副书记、常务副省长）
去年见于市长的时候，那时他的新书《邓小平的遗产》刚出版不久。苟骅带着几摞《邓小平的遗产》去找他签名，我便跟着去看望老市长。
那次见面对他其实是个不小的挑战，因为他刚做完两次大手术，正在恢复，面容虽显得苍老，但还是很有精神，和我们谈了两三个小时。他说，两次大手术后，刚开始还要像孩童一样重新学习说话、重新学习走路。不过，即便如此他也不忘看书做研究，躺在病榻上，用3个半月完成了《邓小平的遗产》一书初稿，再用5个月改毕定稿。
呙中校与于幼军上次见面（2020年)
在广东省委大院，于幼军的勤奋是出了名的。他给自己定下的规矩是，每天不管多忙都要留下一点时间读书。据说他在任宣传部长期间，有一次晚上陪同客人打球，打到9点钟的时候他对客人说，对不起他要回去看书了，因为当天的读书任务还没有完成。
他在北京“赋闲”的时候，也没真闲着，而是天天泡在国家图书馆，读书，写书，写出了40余万字的《社会主义在中国》。
时隔一年多，我和南友圈CEO苟骅、产业经济学者金心异、深派文化学者黄东和一起拜访他，才知道他又已完成一本书稿。
于幼军担任深圳市市长（2000年4月到2003年5月），那已是二十年前的事情了，多数深圳人对那个时代恐怕没有什么印象了。那时深圳房价还没起来，也没四大一线城市之说，华为还只是以程控交换机、路由器为主的公司，在国内地位也不突出，但是那几年却是深圳面向21世纪、转型为科创城市的关键时刻。
那时正处世纪之交，互联网掀起的信息革命在全球方兴未艾，在国内则充满加入WTO之际的兴奋与不安。对于深圳来说，经济结构不能再单纯依靠外向型经济，亚洲金融风暴已经敲响警钟；加入WTO后实行普惠制，一些特殊政策如企业所得税优惠不能延续，深圳优势能否继续保持？
然而，那时深圳最困难的还不是这些问题，而是当时提出要把上海建设成国际金融中心。本来上海的这个宏伟蓝图对深圳也不是什么大问题，但是在当时形势下深圳却面临要把自己市场化形成的优势被迫转移出去的困境。简言之，深圳不仅要让路，而且还要割肉。在这种形势下，如何与全国发展大战略保持一致，又能维持深圳的优势与活力，对深圳主政者是一大考验。
在于幼军来深圳之前，深圳的金融地位便有所削弱。1998年央行按照美联储模式进行大区制改革，深圳人民银行的地位下降为广州下面的一个中心支行。
当时深圳的黄金加工及交易、外汇交易占全国六到七成，但是全国性黄金、外汇交易所最后花落上海；
更重要的是，2000年夏天，深圳证券交易所被决定合并到上海去，这消息传到深圳，对深圳金融界乃至领导层无疑是晴天霹雳！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命脉，如果深交所并到上海去，那无疑是对深圳经济釜底抽薪。成立了20年的深圳特区将会怎样，谁也无法想象。好在当时深圳的主政者深晓利害关系，以最小的代价为深圳保住了深交所，避免了深圳“大出血”。
在这个大背景下，很多金融机构、人才都纷纷从深圳转到上海，这是我写《深圳，你被谁抛弃》一文的缘起，也因此和于幼军市长结下了缘分。
呙中校与于幼军初次见面（2003年）
对于改变深圳21世纪发展命运的那个夏天，《深圳，你被谁抛弃》只带了一笔，很多细节还有待向于幼军市长求证，包括领导层如何评估形势，组织班子撰写报告，如何去北京汇报，等等。只是因为时间关系，我还来不及问他。
不过关于深圳发展芯片产业的那一段历史，应该是他所说的重大事件之一。对于深圳芯片产业的发展，于幼军坦承，这是他在深圳工作留下的最大遗憾。
这次拜访市长的动议最初也是与芯片有关。最近一直在研究深圳科创产业的金心异，前不久写了一篇题为《于幼军与深圳芯片产业》的文章，但他自己说，还有不少疑惑需要去问当事人，于是约我们一起去拜访于市长。
于幼军说：“2001年时我曾在全市的经济工作会议上，谈到对于芯片产业的认识。大家都说深圳IT产业全国领先，形成了产业集聚优势，干部群众谈起来有一些满足、有一些陶醉，这些评价都对，但也不尽然。为什么呢？大家忽略了，深圳的IT产业现状，是‘缺芯少魂’”。
他说的“缺芯”，是指缺少集成电路产业，尤其是前工序生产企业还是空白；“魂”是指软件产业。“中国信息产业缺芯少魂”，最早是在1999年由时任科技部部长徐冠华提出，不过并未引起国内重视。现在大家知道，深圳当年布局芯片产业是如何具有前瞻性。
于幼军陪同吴仪出席高交会
于幼军说，下棋找高手，当时芯片最厉害的是美国，我们也想过，但是人家不会跟你合作，好在当时韩国、台湾的芯片产业也发展起来了。
于幼军说，他在广州时就有一句名言，抓工作时要“嘴里吃着一块、筷子夹着一块、眼睛盯着第三块”，搞芯片也是这样子。在深圳发展芯片产业也是从三个可能的方向进行布局：
一个是通过富士康的郭台铭，联合台湾的联电（当时联电仅次于台积电），为此于幼军专门率团考察台湾高新技术产业，是内地大城市中第一个访问台湾的正市长。
另一个是通过TCL的李东生，联合韩国三星。
第三个是通过先科来布局。
拜访于幼军（2021年）
“我当时的考虑就是，一个国企（先科）、一个民企（TCL）、一个外资企业（富士康），按“三保一”的思路，抓重点项目攻关。三个项目一起抓，只要能成一个，就可以了。”于幼军说。
不过，对于发展芯片产业，深圳内部有不同意见。当时也没有说不能上，也没有说不同意，在于幼军离开深圳后，就没有进展了。
“深圳的芯片产业没有搞起来，这是我在深圳的最大遗憾。”于幼军说。“我们发展高科技也罢，经济建设也罢，我一向认为，要善于发现和抓住关键的技术、核心的技术，咬住不放，坚韧不拔地搞下去，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对芯片我们不是没意识到，也努力去做了，但没有咬住不放，没有坚持到底。事后看，芯片产业在深圳成为重要的短板。后来全国也是在这个产业上被卡脖子。”
不过，让于幼军颇感欣慰的是，为深圳高新技术产业所做的战略规划与布局，日后成为深圳在新世纪发展的强劲动力，使深圳成为北京、上海、合肥之后的第四个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深圳科创产业是如何崛起的，是中国内地城市颇感兴趣的话题。当时深圳主政者是如何决策并作出相关部署的？尽管想问的问题还有很多，但由于时间关系，只能以后再找机会了。
离开后我发了一条朋友圈，不久山西大同的一个朋友就打电话来，问我当天见面情况如何，他说：“同煤的工人还想和他一起吃饺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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