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育王地板上几线牌子（富绅地板是什么档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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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昧旦

白凤时期：唐风东渐

奈良时代前期，即从天智天皇（668-671年在位）到元正天皇（715-724年在位）的半个世纪，史称白凤时期。从这一时期开始，日本本土不再依赖朝鲜半岛作为传播的跳板，而是通过一批批遣唐使，直接将唐王朝先进的文化技术带回国内。在向唐王朝学习的浪潮中，于建筑领域一马当先的便是与天皇权力息息相关的都城营造。日本天皇“每代迁都”的传统被打破，转而规划一个固定的首都作为国家的统治中心。仿照唐西都长安和东都洛阳的里坊棋盘式规划格局，日本人于白凤时期先后营建了藤原京（今奈良县橿原市附近）与平城京（今奈良市西郊）两座都城，由此开启了以奈良为统治中心的奈良时代。在这一时期的建筑中，唯一被认为流传至今的是奈良药师寺东塔。

药师寺在天武天皇（672-685年在位）时期开始于藤原京兴建，710年元明天皇将首都搬迁至平城京，药师寺也因此于在平城京重建，虽然东塔落成时已经是730年了，但由于药师寺在重建时基本保留了原来的平面布局和建筑样式，尤其是在两处发掘的瓦当纹样相同，因此依然将东塔认定为白凤时期的建筑。

与法隆寺独创的将金堂与塔左右不对称布置的平面格局相比，药师寺在金堂前立对称的双塔的做法，就几乎完全是遵照唐王朝的平面样式了。药师寺东塔高三层，但每层中部伸出形似屋檐的“裳阶”，从外观上看就成了六层。塔内部依旧使用了法隆寺五重塔的心柱结构，上层无法登临，但在结构方面已经有了一定的进步：斗栱趋于成熟，开始从法隆寺那种古拙的单层云形栱向多层斗栱过渡；屋檐底部的椽子也从一层变为了双层。药师寺东塔以初唐样式为蓝本，呈现出了明显的过渡状态。

[1]平城京规划

[2]唐长安城平面，图源：中国考古网

[3]药师寺东塔

奈良盛期：天平之甍

甍是安装在寺庙屋脊两端的鸱尾，这带来的是一件古物，已有一条很粗的裂缝。普照依稀记得这鸱尾的形状，好像在唐土什么地方见过。可是左思右想也想不起来，是在入唐初期度过两年多光阴的洛阳大福先寺，还是以后长期住过的长安的崇福寺，或是郧山的阿育王寺，总之是见过多次的，也许见过的不是这个鸱尾，只是形状与它相同罢了。
他也想不出是谁把它送来的。如果是唐人，大概不会特别送这样的东西来。在唐相知的日本人只有玄朗和戒触。不管是谁送来的，看着这个从大乱的唐土，经过渤海送到日本来给自己的这个奇形怪状的瓦制物，总不禁在心里引起很大的感慨。

——井上靖《天平之甍》

8世纪中叶，日本出现了以研究某一部或几部佛学经典为中心的佛学团体。这些被称为“众”的团体吸收了从唐王朝传来的佛教宗派，逐渐形成了三论、成实、法相、俱舍、华严、律宗六个主要宗派，这些宗派以奈良为活动中心，并称“奈良六宗”。日趋成熟的佛教组织催生了以平城京为中心建设佛寺的高潮，在前后仅百年的奈良时期，留存的建筑竟有法隆寺梦堂、讲经堂，唐招提寺金堂等二十余处之多（顺带一提，这里面也有我们熟知的梁思成先生在二战期间阻止美军轰炸奈良的功劳）。

对唐王朝的学习引入了大量全新的建筑技术：出三跳斗栱成为了高等寺院的通常形式，昂、一斗三升、蜀柱、驼峰等构件也出现在了结构中。宫殿建筑也普遍采用唐式，屋顶铺设琉璃瓦，用土朱涂饰。但是这一时期的建筑也并非完全模仿唐式，而是在结构上有不小的差别。如很多建筑在地面铺设架空木地板，而非中国建筑常用的石制基座，有时在外墙外也会铺设一圈木地板，称为“缘侧”。柱头铺作之间多用蜀柱小斗的“间斗束”，而非中国常用的补间铺作（关于铺作的基本布局，可以参看我之前的文章：http://www.toutiao.com/i7011012929185120798/）。这些差异之处有的是日本本民族文化的体现，有的则有前文提到的中国南朝建筑传承的痕迹，但这证明了传到日本的中国建筑形式，从一开始就被打上了独一无二的民族烙印。

举国上下对佛教的狂热在741年达到了顶峰：圣武天皇发布诏书，在全国建立国分寺，并在国都平城京营造总国分寺，即东大寺。745年，这项集全国之力的浩大工程在奈良动工，前后耗费二十余年。据《东大寺志》中的“大佛殿铭文”记载，完工后的东大寺大殿面阔85.8米，进深50.3米，高约37米，超过了唐长安的大明宫含元殿，成为了世界历史上最大的木构殿堂建筑。东大寺大殿在1181年平重衡之乱中被烧毁，现在可以看到的大殿是江户年间重建的结果，但奈良时代建造的附属建筑东大寺法华堂依然留存了下来，四周有日本典型的“缘侧”结构。

奈良六宗中，以律宗的传入最为知名，即我们所熟悉的鉴真东渡。鉴真是今江苏扬州人，早年跟随律宗学者义威等学习律学，后回到扬州教授戒律，成为江淮地区一代律学宗师。742年受日僧荣睿、普照邀请东渡日本传律，前后东渡六次，经历了五次失败，直到753年第六次东渡才成功抵达，井上靖的小说《天平之甍》便描绘了这一传奇而又艰辛的历程。鉴真一行在奈良受到朝廷接见，并获准建设伽蓝作为传授戒律之所，这便是著名的唐招提寺。

虽然外貌和结构在后世修缮时有重大的改变，但作为奈良时代唯一留存下来的佛殿，唐招提寺金堂与中国的五台山佛光寺东大殿之间的相似性，一直为研究者所瞩目。二者均为庑殿顶七开间大殿，平面为金厢斗底槽，佛像空间上部用平闇（àn，指用小且密集的方格组成的天花板）与屋顶隔开。但在平闇以上，屋顶以下的木结构上，二者出现了重要的差别：佛光寺东大殿采用了草袱形式，与下层结构相比仅仅少了装饰彩画，结构仍是一样的层层抬梁，下昂昂尾压在草袱下，起杠杆作用；唐招提寺金堂则采用了草架形式，不仅省略装饰彩画，构造上也大大简化，下昂昂尾搭在挂昂枋上，用一对蜀柱夹住，起到加强草架结构的功能。唐招提寺金堂的草架做法不似唐北方官式建筑，却与后来江南一带厅堂的草架有相合之处，再结合鉴真是扬州人这一事实，虽然没有唐代江南建筑可供印证，但或许可以让我们对中日建筑传承有一些新的猜想。

[4]东大寺法华堂，注意底层的缘侧与用作补间的“间斗束”

[5]唐招提寺金堂

[6]佛光寺东大殿，作者自摄

[7]唐招提寺剖面图，注意屋顶下的草架以及斜向的昂与草架间的联系

[8]佛光寺东大殿剖面图，草袱结构更粗壮复杂，屋顶坡度也更缓

平安时期：大间隔时代

794年，桓武天皇迁都平安京（今京都），是为平安时代。平安前期日本仍向中国派遣遣唐使，使得天台、真言两个在后世影响深远的宗派在日本开始传播。由于两位重要的留唐僧人最澄、空海在中国都学习过密教教义，因此这两个宗派自传入日本始便与密教产生了紧密的融合。密教的影响体现在建筑上便是宝塔和多宝塔的出现。宝塔一般仅有二层，塔身有一圈圆筒形的构造，多宝塔则是在宝塔基础上，基座处增加一圈回廊。最为典型的代表是位于滋贺县的石山寺多宝塔。

894年，经历了黄巢之乱的唐王朝已然摇摇欲坠，宇多天皇因此听从了菅原道真的建议，正式停止向中国派遣遣唐使。自此，直到1150年左右平清盛重新建立与南宋的通商关系时，中日之间的官方交流在事实上中断了250年之久。即使是我们最为熟知的江户锁国，从1633年的第一次锁国令到1854年黑船事件，也不过只有220年。可以说，平安中期到后期是日本建筑的“大间隔”时代，在此期间，从奈良时代传承下来的建筑形式与日本本土的建筑文化与技艺深刻融合，造就了“和样”这种变化多样，兼收并蓄却又具备鲜明风格的建筑样式。现将这些特征做一个不完整的总结：

建筑审美贵族化。由于奈良后期以来日本班田制的崩溃，土地私有化加剧，原本归属天皇的政治权力逐渐落入掌握租税权的贵族集团手中，平安中期以后的摄关政治，更是使得贵族的权力到达了顶点。像东大寺那样体现皇权威严的雄伟建筑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符合贵族审美的纤弱精巧的净土寺院。这类建筑一般柱子更为纤细，结构优美且具有很强的装饰性，以符合贵族们对于西方极乐净土的想象。

架空木地板的发展。架空木地板的情况，我们前文已经述及，这一形式很可能与上古时期房屋的干阑结构有传承关系（见上篇），在相较中原地区更为潮湿的日本有着更强的适用性。而为了保护木地板，尤其是墙外的“缘侧”不受雨水侵蚀，日本建筑长期维持着较深的屋檐出挑，也成为了一种重要的外观特征。

草架结构的完善。日本建筑使用草架可以追溯到法隆寺金堂及五重塔。关于草屋架的结构体系及其在中日建筑间的区别是一个相当复杂的话题，篇幅所限不在此详细介绍，在平安时期草屋架的主要应用在于“双重椽”，即在下层与铺作相连的椽上方，再铺设一层与草架相连的草架椽，这样一方面解放了下层椽需要承受的屋顶荷载，使其成为纯装饰构件，另一方面抬高了屋面坡度，提高了排水效率。

除此之外，平安时期很多建筑的屋面还继承了上古时代神社建筑覆盖桧皮的传统，屋面也与神社类似趋于平直，少见大幅度的翘角。这一时期建筑样式的发展奠定了“和样”的成熟形式，和样建筑在接下来的几百年中不仅没有被新的样式取代，反而以惊人的生命力与新样式共存并延续了下来。

和样建筑的巅峰之作是建于1053年的宇治平等院凤凰堂。凤凰堂中间的本堂面阔三间，构成了视觉的中心，左右两侧纤细的二层步廊如凤凰双翼般伸展向两侧，中间起攒尖顶塔楼，又突然转向视野方向，以优美舒缓的悬山顶步廊作结。整座建筑倒映于水中，美轮美奂，无怪乎日本人要将这一对映美景作为10日元硬币背面的图案。

凤凰堂的形象依照当时盛行的净土信仰，与莫高窟经变中描绘的极乐世界佛殿极其相似。在平安后期律令制度崩溃，源平两家混战不已的现实下，人民生活极端困苦，如同进入了佛教的“末法时代”，这大概就是宣扬往生西方极乐的净土信仰得以快速传播的现实基础吧。1185年，镰仓幕府建立，纤细柔美的贵族建筑不再符合新秩序的需要。于是，新掌权的武士们再次将目光投向大海的另一侧：那里，一个新的佛教宗派已经崛起，它将在日本建筑，乃至整个日本的民族文化上打下深深的烙印。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