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辉）青铜鼎是中华文化中最常见和最神秘的礼器，在中华历史传统文化中具有极其崇高的意义，可以说是中华文化的代表性器物，甚至可以说是中华文化的象征。九鼎在中华文明形成的初期鼎更是王权的象征，在中国夏商周时期，九鼎的铸造与拥有是君权神授正统统治的代表器物，“鼎定中华”是我们中华民族文化的共识。
在中华文明起源的研究中，夏王朝的起止年代根据中国文献典籍记载，研究结论出入并不大，但对中华文明起源于哪里？诞生于何处？却是一个颇受争议的问题，历史界与考古界、国内与国外各自表述，难以定论。中国考古界以黄河中原二里头考古遗址建立的多种中华文明起源理论，漏洞百出，捉襟见肘，难以服众。
我们说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一脉相承、传承不断，是世界上唯一延续传承至今的古代文明。在司马迁《史记》建立的中国早期文明传承体系中，更是以黄帝世系的传承，勾勒出中华文明延续的一脉与正统，这与当今考古学建立的“多元一体”中华文明诞生史完全是两种历史。是司马迁错了还是考古界错了？这是一个问题。
鼎被后世认为是所有青铜器中最能代表至高无上权力的器物，并认为中国最早一统天下的权力的观念就与鼎的诞生有直接关系。夏禹治水时，曾铸九鼎以代表华夏九州，成为一匡诸侯、统治华夏立国的标志，大概也就是从那时起，鼎开始被推到代表国家重器的位置上。《左传•宣三年》：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川泽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两莫能逢之。桀有昏德，鼎迁于商，载祀六百。商纣暴虐，鼎迁于周。德之休明，虽小，重也。其奸回昏乱，虽大，轻也。天祚明德，有所厎止。成王定鼎于郏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
《说文解字》云“（鼎）三足两耳，和五味之宝器也。昔禹收九牧之金，铸鼎荆山之下，入山林川泽，螭魅蝄蜽，莫能逢之，以协承天休。”； 夏禹铸九鼎后，夏商周三代都以鼎为传国的重器，后用鼎比喻王位。商汤灭夏后，九鼎被迁移于商，成为商王朝取代夏王朝的政权变更标志，“鼎迁于商，载祀六百”。
九鼎不仅是国家权力的象征，同样是有德正统的标志。《史记•封禅书》与《史记•孝武本纪》记载：“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下。鼎既成，有龙垂胡髯下迎黄帝。黄帝上骑，群臣后宫从上者七十余人，龙及上去。余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龙须。龙须拔，堕黄帝之弓”。在《史记•封禅书》中司马迁实录道：“黄帝作宝鼎三，象天地人也。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皆尝鬺烹上帝鬼神。遭圣则兴，迁于夏商。周德衰，宋之社亡，鼎乃沦伏而不见。”。
青铜九鼎作为中国国家权力的标志，一般认为其铸造年代始于黄帝“黄帝作宝鼎三，象天地人也”，也有认为始于夏禹“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也有人认为始于夏启。魏文帝曹丕是夏启派，宣称是禹的儿子启首次铸造了铜鼎。在《典论》里，他援引先贤墨子的话说：“启派大臣飞廉到遥远的昆吾山去掘采铜矿石，这种精神感动了昆吾山的大神，就让他采到了珍奇的矿石。启又让铸造工程师翁乙以神龟为柴禾，将这些珍贵的矿石炼铸成了宝鼎。”
不论国家权力象征的宝鼎始于黄帝，还是夏禹、夏启，根据史料记载，铸造宝鼎的地点却有一个共同点“铸鼎于荆山下”——荆山，这是我们破解中华文明起源问题所必须正视的史料。
在考古学研究中，青铜鼎的前身陶鼎起源于中国东南部，已经成为考古界的共识，也就是今天的江淮东部地区。考古研究表明，这一地区在黄帝夏商时期具有高度的文化基础，如7300年的双墩文化，5300-4000年的良渚文化，5300年的凌家滩遗址，龙山文化早中期4100年的禹会遗址。双墩文化遗址出土了大量的刻画符号陶器，是中华文字形成的雏形。在双墩遗址与禹会遗址之间的淮河两岸，分立着两座极具历史感的山峰——涂山与荆山，这就是中华文明起始标志的大禹治水“凿山导淮”的荆涂二山。
“水经云：淮水出荆之左，迂回以入涡，麓高水汇为患，禹凿荆涂二山之峡，使淮出于其间，水乃安流。所凿处有遗迹，冬月可见。”“按名胜志谓，淮水初从荆山西麓迂回入涡，禹疏二山水乃安流”“断梅谷在荆涂二山间，或曰二山本为一脉，禹以桐柏之流泛滥为害，乃鑿山为二以通之，今两山之间有断梅谷，滨淮为胜。” “有夏帝启之庙：启，禹之子也。旧志云：启居荆山下，后代立庙以祀之”
虽然当前的国家层面夏文化研究机构把黄河二里头考古遗址作为研究中心，在二里头遗址出土了大量青铜器物，证明了夏时期夏人有铸造青铜器的技术与能力。但是考古结果表明，那个据说是当时远东最大的都市，却只能生产爵、刀和少量饪食器（鼎的初级形态）之类的小型器具。史籍所描绘的“九鼎”的庞大身影，始终躲藏在历史铁幕背后，这个“考古学破绽”，令那些从事“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官方史学家深感头痛。
如果我们抛开那些固有的认识与偏见、学术师承理论，从鼎的产生地、大禹治水的史料记载、“铸鼎于荆山下”的众多文献指向根据出发，中国国家文明诞生于淮河涂山、诞生于淮河荆山，都是一个极其重点研究的地理范畴，是破解夏文化研究死局的关键。
在笔者的夏文化前期研究中，中华的“华”字其甲骨文象形来源，正是对荆山、涂山、夏禹庙、夏启庙、淮河及周围四条河流的标志刻画。“黄帝铸鼎于荆山下”“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启居荆山下，后代立庙以祀之”，象征全国九州统一和王权高度集中的九鼎，显示夏王已成为天下之共主的九鼎“铸鼎于荆山下”，加之“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黄帝、夏禹、夏启“鼎定中华”于淮河荆山，开启了中华文明的启始。诞生于中国南北分界线中心淮河荆山涂山的高度中华文明，逐渐走出淮河，走入北方黄河，走入南方长江，一统九州，走向世界。（作者：赵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