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欢音响与音乐的是些什么人（唱歌的人为什么喜欢拿个音响）

风从尼山来

一

曲阜城东南，约六十里，有一座五峰连绵的山，峰叫五老峰；山叫尼山，原名尼丘山。山西五里许，有一个静默的小村庄，村名“鲁源村”。相传至圣孔子就诞生于此。

公元前552年左右的某天，一对老夫少妻相互扶携着，从鲁源村出发，来到尼丘山五老峰的中峰。在山顶一巨岩下，二人望石祷告。女子十五六岁的样子，面容清秀端庄，眉眼里自带一份淑静之气。男子虽然体形高大魁梧，且面带神武之色，但发稀须白，腰弓腿颤，已呈衰老之态。二人祷告完毕，并肩静立山顶，远望淙淙溪水在山下汇入大河奔腾而去。许久，男子感慨道：“人生不百年，而我年事已高，此生唯有一愿——但愿祖宗有德，上天有灵，保佑我们能够有一个健康聪明的儿子；那样我也算对得起列祖列宗，死而无憾了！”

山顶上，阵阵松涛如海浪奔逐。一时间，男子心潮起伏。怀想家事过往，自己原本贵为宋国国君的后裔；先袓为了躲避政敌间的相互仇杀，而逃奔到鲁国。至今在鲁国已历三代，然而家族一直不兴，而且人丁渐弱。到了自己这里，虽然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拼命搏取，靠着战功，挣得了陬邑大夫这个官职；但是内心里一直有一大心病存在，就像一块石头重重压在身上，丝毫没有轻松过。

年老的男子名叫叔梁纥是鲁国有名的武将，身长十尺，体型魁梧，而又博学多识，能文能武。公元前563年，在13诸侯进攻逼阳国时，军队城门受伏，他曾力举城门救出被陷士兵；又出奇谋，亲率甲兵三百夜袭齐军，名列“鲁国三虎将”。看着眼前比自己小五十多岁的妻子，他神色郑重地说道：“我一直有个愿望，就是要重震家族雄风，所以在每次打仗时我才如此拼命。那次在逼阳力举城门，逼阳城的城门太重了，差点把我的腰压断了，到现在我的腰腿胳膊还会有阵阵酸痛；在我双臂全力支撑上举时，城里乱箭射来，差一点点儿就把我射成刺猬。唉，虽然我立了大功，被封为陬邑大夫，可是我常常想，我死之后呢？大妻连生九女，而无一子；二妻虽生有一子，却是个跛子，我死之后，他连礼拜祭祀的资格都没有，还谈什么家族复兴？这就是我摒弃一切顾忌而要迎娶你的原因啊！但愿你能理解支持我！”叔梁纥说罢，神情殷切地看着身旁秀丽温和的年轻的妻子。

女子年方十五六岁，名叫颜徵在，聪明贤惠，多有贤德，是鲁国颜氏的三女儿，世代在尼丘山下颜家村居住。她早就听说鲁国有一个了不起的英雄叫叔梁纥，勇敢有威势，曾立下了很多战功，国人都很敬重他。然而，她和她是生活在两条轨道上的人，所以在她少女的心里，从来没有把自己和这位年迈的英雄联系起来过。

阴差阳错地，颜徵在的父亲答允了把她嫁给叔梁纥。在“人生命天注定”的时代，颜徵在先是好一阵儿地怨怅；随着相处日久，她慢慢发现丈夫虽然年老，但知识渊博，温和有礼，又很有风趣，也就安下心来。更为难能的是，颜徵在竟然有了身孕!这可是意外之喜。母以子贵，怀孕让她有了应对复杂生活的底气，她那原本灰暗的天空，一下子明亮了起来。此刻，迎着年迈丈夫投来的热切的目光，她伸出双手扶住丈夫的右臂，紧抿双唇，用力地点点了头。

公元前551年9月28日（鲁襄公二十二年八月廿七日），颜徵在生下一个男婴。婴儿很健康，只是头顶处，顶骨发育晚，有个明显的凹陷；夫妻俩对此并不在意，“老来得子”，已是人生大喜。他们想起，为了生儿子曾在尼丘山上向神灵虔诚地祈祷；于是给儿子取名丘，字仲尼。仲为排行二的意思。

孩子一天一天地健康成长，日子平常而平淡。当孩子长到3岁时，也即公元前549年，大愿完成的叔梁纥卒，家人把他葬于防山（今曲阜东二十五里处）。然而，叔梁纥一死，颜徵在母子立即就陷入了冰窖一般的境地。史载，叔梁纥与颜徵在的结合，有违当时的礼法，世人多有微词。在叔梁纥活着时，他是一家之主，颜徵在母子还能平静过活。叔梁纥死后，家里大夫人就变了脸色，而且因为她自己一连生了9个女儿，却没有一个儿子，多年来受尽丈夫冷遇，所以早就把颜徵在母子看成了“眼中钉肉中刺”；一旦翻身，立即开始施展自己的手段。

史载，孔子3岁，母亲颜徵在带着他离开了鲁源村；离开了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座山——尼山（尼丘山）。算来，孔子在尼山山下居住的时间并不长，但不知从何时起，在人们的心目中，尼山却成了象征孔子的一座巍巍丰碑。

二

阙里，一个不怎么响亮的地名，甚至还带着些许的土气；但阙里收留拥抱了孔子，给至圣孔子提供了成长所必需的空间、土壤、温度与气息，从而孕育诞生了传承久远的儒家文化。孔子从这里走出，周游天下，从而走向世界，走向千年。巍巍然，高耸入云，被后世奉为至生先师。然而，树高千尺，根扎地下，他是从这里汲取养份，积蓄能量，从而长成参天大树的。这就注定了，阙里应拥有不可忽略的伟大和永久的辉煌。

走进曲阜城，现在的阙里大体就在市区的中心部位；然而现在的阙里却已不是当年的阙里。据嘉靖四年《城阙里记》碑记载：“阙里与曲阜相去十里，故皆无城，而阙里尤为孤旷，守望无所持焉。”结合文献资料，我们知道阙里周围几经变迁。约公元前548年，颜徵在母子三人来到阙里安了家。当时的阙里，位于鲁国故城的西南部，其地理方位类似于现在北京城宣武区的区域。

从零星的文献史料里搜寻，我们知道颜徵在母子是被迫走出的，具体情形无从得之；也没文字说明她们母子为什么选择安身在阙里。试着猜测：孔子三岁，叔梁纥去世，母子二人从家中的最受宠的人一下子变成了新当家人的眼中疔肉中刺。按理说，叔梁纥新亡，她们母子理应守制，尤其孔子，作为被指定的继承人，是要全程祭拜坟前守孝的，而这也是叔梁纥平生的最大愿望；然而文献记录，叔梁纥在孔子三岁卒，孔子三岁便随母颜徵在迁居阙里，据说连腿脚不好的大儿子孟皮（孟皮的母亲先叔梁纥一年去世）也没有被留下。从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中的文字看，她们不止被赶出家门那么简单，甚至还被剥夺了礼拜奉祭的资格，新当家人压根儿就不把他们看作叔梁纥的后人——叔梁纥的坟在哪里连颜徵在也不知道，至少她从未向孔子说起。从零星的文字记载中，我们能感受到她们母子所处境地的尴尬与窘迫。

无数事例证明，一个伟大人物的长成，大都离不开一位伟大母亲的教诲。典型的有孟母教子、岳母刺子等故事；还有伟人毛泽东、鲁迅与母亲之间的故事；更有欧阳修母亲、苏轼母亲、林则徐母亲等大义教子的故事。这些或广为流传，或见诸史料，甚或鲜为人知故事，都告诉我们，母亲的言行的确是能影响一个孩子的一生的。颜徵在应该就是一位这样的母亲。

颜徵在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女子，无从得知；连她具体长什么样子，也史无所载，但通过她在丈夫去世后的表现，能猜出她一定是品行端方，仁爱善良，坚毅果决，知礼守正，且又外柔内刚，秀外慧中的。

初到阙里，颜徴在母子的生活应该是艰难的。一个20岁左右的年轻孀妇，带着一大一小两个孩子，只身来到阙里卜居。其间，她们到底是经历了怎样的一种生活情形，可惜没有文字记载。孔子曾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论语.子罕》），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由此可见一斑。

然而在此境况下，颜徵在却没有像一般女子那样，只顾着管好孩子的吃喝，她还要努力完成丈夫的遗愿。从她决心嫁给叔梁纥时，她就意识到自己的责任。她知道丈夫曾贵为宋国王族后裔，素有抱负，念念不忘的是重振家族雄风；她忘不了尼山祈祷求来儿子，本已心气渐弱的丈夫，又怎样燃起了家族复兴之火。三年来，丈夫曾多次向年轻妻子谈及关于儿子的培养计划、人生设计；然而天意不酬，他还是带着遗憾撒手而去了。

看着刚刚三岁的儿子，颜徵在清楚自己肩负的使命。她没有把儿子带回离鲁源村不远的娘家，尽管那里有疼爱她的爹娘和姐姐；因为她考虑到一个封闭落后的小村庄，决不利于儿子的成才。她想起了丈夫曾多次说起过的一个地方——阙里，那里是个人材聚集的地方，又多丈夫生前故旧。于是她们来到了阙里。这很容易让人想起“孟母三迁”的故事，也极易和眼下那些挤破头向城里钻勒紧腰带抢买学区房的现象联系起来。那个时代，她就能意识到环境对个人成长的重要性，真是了不起！

《史记·孔子世家》上有一段话：“孔子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寥寥十几个字，我们可以从中知道在孔子还是小孩子时，他学习的就是鲁国文化的精髓，接受到的就是那个时代所谓的“精英教育”。“陈俎豆”，摆放祭祀的祭器，实际上就是排演祭祀礼仪；“设礼容”，排设仪仗队伍，其实就是扮演习练司礼人员的动作举止。历史记载，鲁国传承的是正统的周礼，具有“郊祭文王”、“奏天子礼乐”的资格。在阶级社会里，文化的正统，代表了地位的尊崇；而系统学习正统周礼，就可以掌握国家的核心文化，就能直接走向政治核心，从而快速施展抱复成就大业。

颜徵在的教育很有成效。不到十七岁，孔子在鲁国就已经小有名气。十七岁那年，鲁国权臣季氏大宴贵族宾客，孔子前往，虽然遭到季氏家臣阳虎的阻挠，但他的行动说明了他的能力足以让他有这份自信。还是这一年，鲁国权臣孟釐子病危，临终他郑重告诫自己的儿子说：“今孔丘年少好礼，其达者欤？吾即没，若必师之。”这可不是一般的看重。这说明，年纪轻轻的孔子已经引起了当权者的注意。

同是这一年（鲁昭公七年），孔母颜徵在卒。刚刚三十多岁，就与世长辞，其所经历的人生悲苦，难以想见。然而儿子的表现已经证明她的含辛茹苦是值得的，她可以没有遗憾地去见九泉之下的丈夫了。

母亲的去世，给了孔子以沉重的打击。人们无法想象这个极具性情的年轻人在当时承受了多大的哀痛。痛极思痛，他决心要为母亲做些什么！

自小他就听说了许多关于母亲和父亲结合的不好说法，家中大娘也是以此为借口把他们母子赶出的家门的，而母亲对此似乎也不能辩解。他为母亲不平，他要用切实行动彰显母亲的贤德。从母亲平素的话语中，他知道母亲和父亲是相互敬慕的，母亲也是思念和深爱着自己的丈夫的，他决心要让母亲和父亲死而同穴！

可父亲的墓穴到底在哪里呢？“孔子少孤，不知其墓”（《礼记.檀弓上第三》），而孔子的母亲不知何故讳莫如深——“母讳之也”（史记·孔子世家），但他并未气馁。他把母亲的棺材暂时安置在“五父之衢”（一个人来人往的大道边上），发誓此生一定要找到父亲的坟墓，一定要让父母死而同穴。他的态度和诚心感动了当时的许多人，最终“郰人挽父之母诲孔子父墓，然后往合葬于防焉”。这一举动既告慰了父母在天之灵，平复了自己内心巨大的伤痛，也为他赢取了重孝知礼的好名声。

此外，当时习俗是“墓而不坟”，人死后只修墓穴，不留坟堆。墓，穴与地面平；坟，是高于地面的土堆。他担心父母的墓穴没有坟冢，日后自己还将奔走天下，时间一长会找不到，那就无法祭拜了，他“于是封之，崇四尺”，为父母修坟立碑。这也开启了春秋时期墓而立坟的先河。

合葬了父母后，心无挂碍的孔子心胸日渐开阔。站在日夜奔腾的泗水河边，他那深邃的目光随着滚滚奔涌的河水的投向了旷淼的远方。

三

孔子一生活了73岁。3岁到50岁，他基本是生活在鲁国故城里；读书、教书是他的人生主旋律；此间，总体上他还是快乐的。偶尔，他也出去走走，求解困惑，开阔视野。日子似乎平淡从容，但他是有着梦想和抱负的，所以在平静的表面下，时常涌动纠结着的是痛苦和挣扎。

一个人，17岁，能干什么，能干得了什么？颜征在生前，帮儿子树立起了远大志向，养成了良好的学习习惯，使其在自己不在身边时，目标不迷失，斗志不消减。从这一点上来看，她的教育是成功的，且是难能可贵！从而，在母亲去世后，孔子并没有消沉和迷茫，而是继续按照既定志向去努力。

孔子年轻时人生目标明确，长大就是要做官，实现抱负。然而，阳虎不留情面的阻挡，如兜头凉水，一下子让他看清了现实——做官是要讲究等级、身份的。他曾试着从基层做起，也曾做过几任管理仓库、牲畜的小官，但都不令他满意。于是他退而设帐讲学，广收门徒，交结朋友，教授学问。这样一来，他在社会上的影响反而越来越大，竟有点待价而沽的意思。

30岁后，他曾有过两次出游。一次是34岁时，到周都洛阳；一次是35岁，去齐都临淄。这两次出行，让他增长了见闻，阔大了眼界。因为，当时的洛阳是天下的首都，而临淄是大国的国都，都是经济繁荣文明发达的地方。

在洛阳，他求见老子，向其问礼，为儒道两家交流留下了一段千古佳话。在临淄，他的收获更大，他欣赏到了《韶》乐的演奏。在听了《韶》乐后，他“三月不知肉味”。他认为《韶》乐完美得无以复加，“尽美矣，又尽善也”。在孔子的理论体系里，国家治理的最高境界是礼乐教化；他认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19岁时，孔子娶了宋国的女子“并氏”（一说亓氏）。鲁国并非无好女，却要迎取宋国女子，从这也能看出他对故土、家庭传承还是很看重的；对父亲的遗愿，他是尊重坚守的。后来，随着他知识的增长，影响力的增大，名声也逐渐鹊起。然而，他还是没有出来做官。人们可能纳闷，孔子热衷于做官，从而通过做官实现抱负，可是为什么迟迟没有行动呢？说到这里，有一个人不能不提，那就是在孔子17岁，正值青春年少踌躇满志时，阻止他赴宴兜头给了他一盆冷水的人——阳虎。阳虎可谓是孔子一生的死敌。在孔子年华大好时，他一直把持鲁国大权，把朝政搞得一团混乱，而孔子坚持“有道则见，无道则隐”，也不愿和他共事，所以孔子一直在等待合适的机会。

孔子与阳虎之间，还有两个故事很有趣。第一个，随着孔子名声越来越大，阳虎就想拉拢他，让他出来做官，为他做事；但因为有以前的那档子事儿，他既不好意思直接上门也没把握能够约请而来。于是，他就派人给孔子送去了一只烤猪，他知道孔子喜欢“讲礼”，肯定上门回拜，那样就可以见面了。孔子见到礼物，因为是掌权者所赐，不好不受，又明白阳虎的伎俩，就心生一计，派学生去阳虎家里打探。然后，找了一个阳虎不在家的机会登门拜访。孔子回访，主人不在，然后满意返回。谁知偏偏是冤家路窄，在返回的路上，竟正好碰到了回家的阳虎。一向善谈的孔子，冷不丁撞上他，大出意外，正愣神间，被阳虎一顿“大义凛然”地抢白，孔子一时语塞，只好吱唔着答应出来做官。

还有一个。孔子周游列国时，路经一个叫“匡”的地方，因为孔子和阳虎长得有几分相像，被当地人围困了起来，一围就是5天，差点就挨上一顿拳脚棍棒。原来阳虎曾经在此施虐，害得当地人很苦，人们极其痛恨他。其时，阳虎因野心膨胀，与“三桓”争势，在失利后，已经逃到了齐国。

阳虎一走，鲁国迎来一段相对稳定期。孔子看准机会，出山了。想想，也很悲哀，孔子是主张成名要趁早的；并说过，一个人四五十岁还不出名，也就那样了，不会有什么出息了。然而，他顾不了那么多了！51岁时，孔子担任中都宰，相当于今汶上县的县长。他施仁政、行教化、劝农耕，兴私学，牛刀小试，政绩斐然——“一年，四方则之”。仅仅一年，汶上县就成了鲁国的“模范县”。时至今日，“留马庄”、“清官留靴”等遗迹、传说，还在传扬着孔子的执政美名。

52岁，孔子先当少司空，后当大司寇。上任七天，诛杀少正卯，表现出孔子性格的另一面，杀伐决断，敢于碰硬。鲁定公十年，夏天，孔子随定公与齐侯会于夹谷。孔子主张“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他谋划于前，力争于后，挫败了齐国劫持定公羞辱鲁国的阴谋，逼使齐国归还了侵占的大片土地，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为鲁国夺取了一场盛大的外交胜利。事后，鲁定公对他更加信任，让他摄相事。从而，短时间内，鲁国大治。

当时，鲁国的大权还在“三桓”手里，“三桓”的大权，又都掌握在他们的家臣手里，那个时期，各国大体都是这种情形。孔子却深知这里面的弊端，为了加强君权，于是决心动动这颗毒瘤。他大力实施“堕三都”、“弱三桓”；当然也就受到“三桓”势力的顽固抵抗，加上外部势力的阻挠，“堕三都”半途而废。目的没有达到，反而加剧了孔子与“三桓”之间的矛盾；他们一发力，根基尚浅的孔子就吃不消了。公元前497年，55岁的孔子，在内有“三桓”威压，外有齐国离间的背景下，被迫出走鲁国。

51岁至54岁，孔子一共当过四年官。短短四年，却足以证明，他不是个空谈者，可称得上“文能治国，武能安邦”，属于给点阳光就能灿烂、给个平台就能报以精彩的一类人。只可惜孔子待价而沽多年，但天命不公，落了个热闹开局，匆匆收场。可见，一个人要成功，机遇与平台是多么重要！

有人说，孔子的成就不在于此；他的贡献在于思想教化。可孔子当年不是这样想的，他醉心于治国理政，他纠结于能不能出世。他曾愤激地说：“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论语·阳货》）。然而，造化弄人，在做官这一条路上，孔子一生不顺，机会了了。短短四年，是孔子一生从的政最高光时刻，只可惜功亏一篑，功败垂成。

“此地不留爷，还有留爷处”，带着不平，带着遗憾，孔子决心率领众弟子离开鲁国。也许他认为自己在这里运气太差，他要到别处试试。出走鲁国是孔子的无奈之举，也是孔子不服输心态下的一次主动出击。“知其不可而为之”，这是孔子思想性格里很重要的一面。

带着希翼，满怀憧憬，孔子和学生们上路了。茫茫历史的荒陌上，荡起了滚滚风尘。

四

先去哪里呢？出行之前，孔子也曾深思熟虑过。齐国，他不会选择，他知道虽然齐国国君对他素有好感，但齐国的宴子却比较务实，对他的那一套，并不感冒；而且齐国姜姓，鲁国姬姓，彼此间有着先天的戒备心理，敌对心态，他不能投身对手。权衡后，他选定了卫国。理由：一是距离近，来往便利，从鲁国都城（曲阜）西行，顺河而行，一马平川，可直达卫国。二是关系好，卫鲁同姓，“鲁卫之政，兄弟也”（《论语·子路》）。三是国家安定，“卫多君子”（《左传》襄公二十九年）。所以孔子周游列国，最初目标是卫国。历史记载，他出游14年，在卫国9年。

有人曾提出疑问，孔子为什么不去宋国呢，那里不是他的老家吗？研究史料可知，孔子19岁迎娶并氏（一说亓氏）时，孔子应该在宋国住过一段时间。似乎宋国人对他这个在外游子并不喜欢；后来的桓魋伐树事件，也证明了这一点儿。还有一层，不好明说，古人极重“衣锦还乡”，好面子的孔子，“功不成名不就”，不是万般无奈，不会选择宋国。

评说孔子周游列国的收获与价值，概而言之，无论是在卫、曹、宋、郑、陈、蔡、叶的哪一个国家；也不管是9年，还是半年，总体是费尽心力，都没有令人满意的结果。

然而，孔子出行期间，发生了几件有趣的事。从这些故事中，我们能看到一个真实的孔子，原来他是那么亲切、质朴、率真、洒脱。

孔子在卫国时间最长。“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孔子也不能免俗。南子是卫国卫灵公的夫人，长得很漂亮，但名声很不好。未出嫁之前，就有艳名传出。有一天，南子心血来潮，派人来约见孔子。56岁的孔子不知出于什么考量，还是去了。两人见面的场景，后人多有猜测性描述，难辨真伪，但学生子路对此很不高兴。他怕老师名声受损，对孔子提出了严厉批评。孔子吱吱唔唔地辩解，说了一些“我也不愿见她”“她一再邀请”“又是老乡”之类的辩词，还赌咒发誓说，“我决对没想别的”“否则，老天爷不会放过我”，还连说几遍，给人一副其人心虚印象。过了不久，卫灵公与夫人南子出行，二人坐在第一辆车上，孔子坐在第二辆车上，灵公与南子调笑嬉戏，言语放荡，孔子实在不好意思了，就丢下一句“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名言，再次离开卫国。

小时候，读《论语》，曾经认真地背过孔子的一句话，“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论语·为政》）。从那时，就懂得做人要讲信用。在孔子周游列国时，有一件事，却很值得玩味。

孔子离开陈国，经过蒲，正巧那个地方发生了叛乱。蒲地的人挡住了孔子，不让过去。孔子的学生也不全是吃素的，一看对方只是地方武装，就和他们打了起来。一番拼命，蒲地的人竟然认怂了，但提出一个要求，“苟毋适卫，吾出子”，只要你不去卫国，我们就放你们过去。于是，孔子派人和他们对天发誓，写下保证，具定盟约。可是一离开蒲地，孔子就招呼大家说：“走，走，调头，咱去卫国”，学生们一下子懵圈了，子贡不解地问：“盟可负邪？”，孔子自若地回答说：“要盟也，神不听”，他们逼迫咱签的，老天爷才不听呢！

孔子去郑国，路上人困马乏，一不留神和学生们走散了。好在，他还知道“迷了路，不乱跑”的道理，就一个人站在城东门口，干等着。可能是实在太乏累了，又觉得反正这地方没人认识自己，就放下了圣人架子，不再矜持，完全一副失魂落魄的模样。于是就有了下面一段著名的记录——郑人或谓子贡曰：“东门有人，其颡似尧，其项类皋陶，其肩类子产，然自要以下不及禹三寸。累累若丧家之狗。”“累累若丧家之狗”，这话委实不好听，子贡大着胆子转述给孔子，孔子却没有着恼，反而说：“哎，还真像，还真像”，学生们的心情也随之放松了下来。

孔子周游列国的后期，选定的目标是楚国。多年的经历，使他明白，周围的几个国家和鲁国的政治环境差不多，相似度很大，都不适合自己；而楚国与它们不同，国君有抱负，又没有“三桓”那样的权臣擅政，于是他决定前往楚国，碰碰运气。

在楚国北部边境上，有个军事重镇叫叶县，就是现在平顶山市。叶县是孔子南下的最后一站。在这里，他接连碰到几个怪人。

有一天，孔子心里烦闷，在临时居住的院里一个人敲击磬。有个背筐的人从门前经过。听到他敲击磬的声音，就说：“有心哉，击磬乎！硁硁乎，莫己知也夫而已矣！”大体意思是说，有心事啊，这个击磬之人，磬敲击得又响又急。既然人家不赏识你，那就算了吧！这个荷蒉而过门者似乎对音乐很懂，而且好像从中完全听出了孔子的志向和心思，并对他进行了一番规劝。

离开叶县，返回蔡国的路上，孔子遇到了两个与众不同的耕田人。他认为他们是隐者，就让子路上前问路。史书上记载了如下对话——长沮曰：“彼执舆者为谁？”子路曰：“为孔丘。”曰：“是鲁孔丘与？”曰：“然。”曰：“是知津矣。”桀溺谓子路曰：“子为谁？”曰：“为仲由。”曰：“子，孔丘之徒与？”曰：“然。”桀溺曰：“悠悠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且与其从辟人之士，岂若从辟世之士哉！”跟着这样的老师有什么意思，还不如跟着我们呢！这些话，令孔子很惆怅，难道自己坚持理想推行仁政，有什么不对吗？！

又一天出行，子路落了单儿。找不到老师，他就向一除草的老者打听：“请问，您看到我老师了吗？”“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熟为夫子！”又是一通奚落。

还有一次，孔子外出，楚国狂人接舆，从他身边走过时，大声吟诵道：“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兮，来者犹可追也！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孔子听后，赶忙下车，想和他聊聊；人家头也不回，快步而去。

怪人不是俗人，狂人不是妄人。几个人的话语，在孔子内心掀起了很大的波澜，引起了很大的碰撞。他知道这些人都是坚持原则，有操守的人，是当代的伯夷、叔齐。他对他们心存敬意。几经犹豫，他艰难地做出决定----途穷而返。于是，历史上这场赫赫有名的浩浩出行，渐渐地走到了尾声。

不知为什么，说起孔子的周游列国，我就联想到《西游记》，联想到唐僧的西天取经，其实他的周游列国还比不上唐僧的西游。唐僧西天取经，方向明确，目标清楚，终有所获；而他的周游列国，却是漫无目标，前途渺茫。

有一个史实必须说清楚，孔子周游列国，曾有种说法，说孔子拜见了70多个国君，这是夸大之辞。其实，他外出14年，一共只去了7个诸候国；楚国，他刚到了国境边上，不算。在地理方位上，从今天来看，他也并没有离开河南、山东两省的地盘。

五

“归去矣，归去矣”，孔子晚年渴盼回到鲁国。可何时归，如何归？孔子和学生们却犯了难。山东人很重面子，所以有些事看起来简单，做起来，并不容易。好在，在学生冉有的铺垫下，公元前484年，应季康子之邀，68岁的孔子比较体面地回到了鲁国，从而结束了长达14年之久的兜兜转转。

周游结束，但江湖并未平静；圣人的心也并未完全平静；但外出的游历让他学会了清醒。外出既久，人事有更替，世界已变化。他知道人家尊重自己，对自已客气，而想要再被重用，却是不可能，于是他埋首书斋，整理音乐，写作《春秋》，集中精力治学。

躲进书斋的孔子并没有完全放弃理想，放弃努力。他安排学生到各国、各当权者那里效力，并要求他们随时汇报，及时请示。很多时候，这种遥控管理，很难随心适意，所以经常出现事与愿违的情况，孔子晚年就常常生气。及至后来，他对帮助自己回国的冉有极度生气，竟愤怒地说：“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论语·先进》），号召同学们，群起而攻之，干脆揍他一顿，才解气。年近七十，老夫子仍然如此脾性。

有人说，孔子太过醉心政治，属于亚里士多德说的“政治动物”，实不足取。其实不然。以现在角度看，孔子应该是一个坚守初心，坚持为理想奋斗的人。前文说，叔梁纥盼望他建功立业，光大门楣；可在长期的“治学”过程中，他早就为自己树立起更加高远的目标。他的梦想，是以鲁继周，希望重现周朝初年的盛世。他敬仰尧舜，渴望明君出现，他要发挥自己的才智，致君于尧舜。可现实总是让他失望。

孔子的晚年很凄凉。《礼记·檀弓上》有一段描述，很家常，但很精彩。一天早上，孔子背着手拖拉着手杖，在门前溜达，嘴里慢悠悠地吟唱着：“泰山将要崩塌了，梁木将要折断了，贤能的人将要玩蛋了。”子贡听到后，心知不妙，赶紧小跑着去见老师。刚一进门，他还未开口，孔子就嗔怪道：“赐啊，你怎么这么晚来才来看我啊？”又说“殷地人死了后，停棺在堂屋的两个楹柱中间”“昨天夜里，我梦见自己坐在两个柱子之间被祭奠”“我大概将要死了”……随后，卧床七天，死去。读了这一段，没人会把他与至圣哲人联系起来；这就是邻家一普通老人，去世前的光景，所以很真实很普通。

普通人，就会有普通人的遭遇。孔子晚年，就像一个时运不济的老者，迭遭变故。经历着一个又一个的打击。69岁，儿子孔鲤先他而去，“白发人送黑发人”，他大哭一场。71岁那年春天，鲁哀公打猎，捉到一只叫麟的瑞兽。孔子认为，麟是仁兽，被猎，不祥。他又联系到自己，意识到“吾道穷矣”，“反袂拭面，涕沾袍”，他哭得极其伤心，并搁笔停㝍《春秋》。然而，打击并没有结束，还是这一年，他最喜欢的学生颜渊去世，孔子悲不能已，连呼“天丧予，天丧予”（《论语·先进》）。

72岁，子路在卫国死于叛乱，对他打击更打。如果说孔子暮年还与政治有一点联系，那就是在子路身上了。当时子路在卫国权臣孔悝那里做邑宰，很得信任；而子路也是最忠于孔子的为政思想的。他把孔子的教育不打折扣地贯彻到自己的一言一行中。卫国一乱，孔子就意识到，其他人都会外逃，而子路肯定挺身而上。即便明知必死，他也不会逃避。果然，子路寡不敌众，“结缨而死”。守义而死，而且闭眼前，还要系好㡌带，戴正帽子，以保持“士”的尊严。听闻噩耗，孔子呼天抢地，悲痛欲绝。又听到信使说，子路死后，还被人剁成了肉泥，他连忙叫人把厨房里的肉酱倒掉，唯恐联想到子路的死。

孔子在70岁的时候，回顾一生，曾写下了著名的“自述”。说自己“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然而，他是圣人，更是凡人，但不是神人；哀极必心死。他绝望地说：“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论语·述而》）他又对子贡说：“予欲无言”（《论语·阳货》）——晚年，他连话都不想说了。

在鲁国故城西南门——雩门外，有一座舞雩台，坐落在大小沂河之间，曾是鲁国祈雨的祭坛。现在还有——一座高高的面积不小的土台，是远近闻名的古迹。孔子年轻的时候，常常带着学生们散步到土台上，纵览沂河四围风景；迎着风，高声吟唱唐虞之歌。只是不知，在其暮年，孔子还有心情登上舞雩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