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公司顾问田涛在2013年至2019年6年时间内，对华为上至高层下至普通员工共几百人进行了访谈，集结成了一部《华为访谈录》。
本文节选自《华为访谈录》中，田涛于2015年两次与曾任华为副总工程师、市场部副总经理的曹贻安的对话实录。正和岛经作者和中信出版集团授权发布。
被访谈人：曹贻安 1991-1999年在华为工作 曾任华为副总工程师、市场部副总经理
访谈人：田涛 著名管理学家、华为公司高级顾问
乌耀中 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教授
来 源：正和岛
01、我进了一家“渔民”办的企业
田涛：曹总是华为研发早期的主管，这些年转型非常成功，画油画，小提琴也拉得非常好。
曹贻安：我是在1961年苦日子出生的，一出生身体就不好，医院几乎要下病危通知。我从小就经常往医院跑，有一次全身出血点，发烧、昏迷，医院发了病危通知，我迷迷糊糊地听到我妈在床边哭，好像还围着一圈病友。
上小学赶上“文化大革命”，我根本不爱看书，一看书就犯困。我们是属于不爱看书的一代人，写作上的基本功也是很差的，尽管我们凭着自己的小聪明能够理解和领会很多东西，但就是没办法表述出来。
因为从小身体不好，我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就每天早上5点爬起来跑步，跑完步再打会儿篮球，然后去食堂，把一家人的早点买回来。下午放学回来还要洗菜做饭，我妈回来就是炒一炒菜。我从小就必须要做家务，要自己管理自己，所以我的动手能力可能是比较强的，包括当时学拉二胡、小提琴，上手也很快，都可以达到上台独奏的水平。
乌耀中：你从小就学了这些乐器？
曹贻安：对，学习《赛马》《梁祝》这些名曲。后来我拿起一些乐器，什么单簧管、萨克斯、古筝，不需要多长时间就可以演奏简单的独奏曲。
田涛：他（指曹贻安）的高尔夫球打得非常好，70多杆。
曹贻安：我最好打过69杆。
田涛：60多杆啊？
曹贻安：家里的奖杯多得都没地儿放。在体校打篮球也是一样，5个主力，4个进省队，我是个子太矮了，进不了。但我当时的身体素质很好，1米77的个子还可以扣篮。我做什么事情都很投入，做交换机也是一样。我没有上过正规大学，是北京邮电大学函授毕业的。
田涛：但是学的通信？
曹贻安：是的。我1977年中学毕业后就下农村插队，国家恢复高考以后，准备考大学了，然后开始学习，在农村也只能自学。我爸在湖南省邮电管理局工作。我们家祖上是书香门第，太爷爷是教私塾的，考中过秀才，在唐生智的军队中担任过参谋。我爷爷是湖南大学毕业的，他自己说是曹植的后代，他和田汉是好朋友，属于出口成章的人。
……
田涛：这种家庭氛围对你以后有很大的影响？
曹贻安：有很大的影响。因为我是函授毕业的，我的父亲对我说：“你到长沙市邮电局来工作，不用参加高考，有函院，你可以一边工作一边学习。”
因为邮电局在那个年代是非常好的单位，别人想进也进不去的，所以我就没去考大学。进了长沙邮电局以后，我就考了北京邮电大学函授分院。当时长沙邮电局的局长、总工程师都是函院毕业的。函院学生是边学习边工作，在校生主要是培养学习能力，但在工作中你知道你想要什么，所以反而是函院的学生动手能力更强一些。
田涛：大学刚刚恢复，各个学校师资也不够，甚至连桌椅板凳都不够，所以那个时候函授大学，包括电视大学很流行。
曹贻安：北京邮电大学的函授在“文革”前就一直有，邮电系统很多领导都是函院毕业的，所以我父亲不让我去考大学，我是没进过大学校门的。
乌耀中：函授也要读几年吧？
曹贻安：6年。
乌耀中：算下来学习时间也不短了。
曹贻安：6年以后也只是给一个函授大学毕业的文凭，北京邮电大学校长签发的，不会给学位。我当时在长沙邮电局进的是最好的科室——传真室。那个时候传真机是很牛的，可能一个银行就一台。当时从日本买回来的传真机坏了，我还能修。后来长沙邮电局引进西门子的交换机，一万门的，安装的机房比这个房间还大好几倍。一万门的网络配置2.4m×0.9m的机架，十几个机柜。
长沙邮电局派了很多人去德国、法国学习，他们基本上都是正规大学毕业的，当然也有函院毕业的。他们最关心的是怎么样配置交换机数据，但是并不知道这些板子是干什么用的，人家也没给图纸，只有胶片，一张图纸可能有好多胶片，他们是不会去看这些胶片的。我跟他们的关系还可以，就把这些胶片全部复制成小图纸了，所以我是一个比较奇怪的人。
田涛：这些胶片的文字全是德文？你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曹贻安：我不看文字，只看图。在一个大厅里，把小图纸放在地上一张张拼起来，这样才能完整地看一块电路板图纸，然后我再研究逻辑关系。当时到什么程度呢？交换机随便拔出一个板子，我就知道是干什么用的，实际上，我也没学过交换机。后来，我和另外一位同事一起承包了一个叫邮电四厂的工厂，是做摩托车配件的。
田涛：这是哪一年？
曹贻安：大概是1988年吧，我们是第一批出来的，承包邮电四厂的时候我们就想做交换机，但它是做摩托车配件的。总厂做交换机，但也不会给我们承包，就给我们一个株洲的小分厂。我进长沙邮电局的时候学过半年的钳工，车床、冲床我都懂，去到工厂，摩托车配件我也能做，我们做的是摩托车液压减震器。
我定生产任务的时候，工人说：“啊？不行，不行！”我说：“你下来，你看我做。”我操作下来他们也没得说了，只能按照我们定的那个量来做。开始我们做出了布控电子交换机，也去开了局。但我们还是想做程控交换机，就凑了几万块钱到深圳来买芯片，香港人从口袋里掏出几个芯片给我们，几万块钱就买了几个芯片。这样能做出交换机吗？不可能。
所以我们就商量，是不是找一家别的公司做。那时候我们看过西门子、阿尔卡特的交换机，国内九江电子、邮电部十所（邮电部第十研究所）的交换机也都看过，我们就找到在深圳做交换机的长虹去应聘，他们说：“我们是国有企业，进人指标很难搞。蛇口好像有个叫华为的，是渔民搞的，他们属于个体户，可能有需要。”我们就这样找到华为，这是1991年。
02、不让做数字交换机我就辞职
田涛：你刚进华为时有几个人？
曹贻安：没几个人。当时华为在代理鸿年的交换机，郑宝用改进了鸿年交换机的功能，所以销路比别的代理商要好。
田涛：可以根据客户的需求做改进。
曹贻安：必须得佩服郑宝用，两本那么厚的说明，他半个月搞定，就完成功能改进。
乌耀中：那这个还叫鸿年吗？还是叫华为？
曹贻安：还是卖鸿年的机器，只是做了一些小改动。后来华为自己开发产品，但那个设备设计上有问题，老掉话。我们来的时候，老板就说：“煤是洗不干净的，你不是牛吗？那你就去洗煤吧。”
我们就被发配到西乡，张建国是主管，他安排我们维修一堆电路板后就走了，我们大概半天时间就修完了。后来没事干，我们就去装洗澡用的热水器，切管、攻丝，再装上。看到门也是破破烂烂的，我们就重新做了个木门。
我们是没事找事干，自己开玩笑说，跑到华为来干水电工、木匠了。刘平后来写文章说我原来是生产线上的一个工人，实际上我没有当过工人，也没有进过生产线。
田涛：早年进来的人，有技术背景的都去做维修工程师，或者叫维修工。胡厚崑也是这样，可能刘平就理解成做工人了。
曹贻安：后来郑宝用安排我们优化那个设备。有一天，郭平又碰到掉线了，他过来找莫军去研究，我才知道那个设备打着打着电话会常常断线。
田涛：那是第一款设备？
曹贻安：对，四十几门，一个小盒子，做总机。
田涛：那是谁做的？
曹贻安：好像是郭平、莫军、张建国做的，郑宝用是总工。这个设备老掉话，当时我到华为没多久，当然他们也不会咨询我的意见。那天郭平特别兴奋地跑进来说这件事，我没事干，就让莫军把他的图纸给我看了看，我告诉他，在某个地方加一个钳位二极管，就不会再掉话了。加完以后，果然再也不掉了。
当时莫军就说：“老曹，还是你厉害啊！”我一直想做数字交换机，他们做的是模拟机。郭平、莫军、杨明峻做的HJB48是模拟用户交换机，郑宝用、徐文伟、聂建林做的JK1000是农话（农村电话）交换机，也是模拟的，两方同时在做。HJB48做出来以后，一年的销售就全靠它了，因为鸿年的饭是吃不了了。
田涛：1991年的时候，鸿年就不怎么给设备了？
曹贻安：不怎么给了。为什么老板会有忧患意识？因为当时每一年有没有饭吃都不知道。我进华为时就想，只要能赚到10万块，我就走人，就退休。
田涛：每个人都这么想？
曹贻安：嗯，每个人都这么想。当时的收入全在公司，股票、工资、奖金都是白条。配股都是看着你的收入配的，你的账户上有多少钱，他就给你配多少股票，反正你别把钱拿走。
有些员工会想，是不是公司明年没有饭吃了，我的钱就都变成纸了。每年都会有很多人离开公司，就是马上兑现股票就走人了。
这中间有很多很厉害的人，像聂建林，他是做JK1000交换机的，徐文伟负责硬件，他负责软件。他负责的软件可以一个礼拜开通，可以打电话。他可以用0001二进制来编整个程序，任何一款设备，包括我们的绘图仪出现问题了，他都能修，非常厉害，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毕业的。他走的时候，传说老板要送房子什么的，他都不要，就要走。
田涛：那个时候兑现股票、带现金走的人有多少？
曹贻安：反正好的、能干的人大部分都走了，包括做测试的，测试是我们中试中心的前身，研发出来的板子要做一些设备来测试，才能批量生产。最早搞测试的人叫周继国，他以前在一个研究院做机器人。
田涛：那个时候做机器人的很少。
曹贻安：他做出来后，看到自己有十几万的收入，马上兑现钱走了，去新加坡了。
田涛：这些人后来你有没有联系？
曹贻安：没有联系，走了就走了，那时候通信也不发达，不像现在有手机。包括聂建林，也没有办法联系，不知道他去哪里了。
每个时期会有每个时期的困难，但老板带着大家最终都能闯过去，包括HJD48销售、JK1000出来补上农话交换机销售，同时我们08机也在做。刚开始因为郑宝用在做JK1000，没精力做其他的，所以不怎么同意做08机，不管我怎么说，如果他反对的话，是做不成的。
当时郑宝用在老板心里的地位是谁都可以走，郑宝用不能走。因为老板骨子里是喜欢博士的，对教育背景很看重。
田涛：对教育背景很看重？
曹贻安：后来我手下也有很多博士，包括郑树生、乔小平，老板是打心眼里喜欢的。至于我，他在员工大会上唯一说过一次，“曹贻安是属于自学成才的，以后要把他送到美国去学习”。
所以当年我申请做08机，郑宝用不同意是做不成的。年终市场部的人回来，老板安排我们做研发的给市场部的人讲讲课，我就讲了一下数字机。
我说：“我们为什么要做数字机，数字机简单地说，并不复杂，就像一层窗户纸，你没有捅破这层窗户纸的时候，觉得非常神秘，不可碰。一旦抹抹口水，往里一看，原来不过如此。”然后我就走了。
市场部的人就找老板：“曹贻安说了，数字机就是一层窗户纸，我们为什么不做？”第二天又到讲课的时候，因为没见我人，当时老板桌子一拍：“曹贻安干什么去了？扣他的奖金。”有人说曹贻安辞职了。
我当时去了珠海，邮电部十所的人介绍我去找珠通，我问他们愿不愿意做数字交换机，人家说做啊。回来就办辞职手续，我记得老板的脸当时特别白，对我说：“曹贻安，纪平那里有个入深圳的户口指标，你去找她。”直接跟我说这一句。
田涛：那时候有户口指标可真是不容易。
曹贻安：那时候户口比较诱人，我是工人嘛，公司也小，几乎没有指标。
田涛：民营企业，政府也不会给多少指标。
曹贻安：他说：“你去找纪平吧。”这才同意做08机，但让我到16栋8楼去做，不在公司弄。
田涛：就是让你单独搞一个小特区。公司那边大家都在做模拟，反对做数字机。
曹贻安：要是老板不下这个决心做08机的话，我肯定会走，因为我的目的就是要做数字机。
田涛：是他认识到这个趋势了？
曹贻安：是不做真的不行了。老板总说邮电部的一步到位是错的，但大趋势就是这样，邮电部部长都发话了，要一步到位，各个省都在喊这个口号，如果还抱着做JK1000空分机，肯定是死路一条了。
田涛：实际上是市场已经有这种强烈需求了。
曹贻安：已经有强烈需求了，那些办事处主任回来都在叫唤，销不动啊。
田涛：还是来自客户需求。
曹贻安：我当时跟老板说：“你投资50万，我给你做个2000门的数字交换机出来。”他说：“你研制出来以后，我给你扔到海里去，你50万能做成啥？我要的是一流的设备。人，我一个没有，你自己从全国招；钱，你不用操心，公司会想办法。”
就这样我从一个人开始做这个项目，后来招了李学峰、任于胜、易兵等人。我们一起去了邮电部十所，听他们讲2000门交换机的课。在课堂上，还有其他几家邮电企业的人。我注意到其他厂有技术好的人，就琢磨着怎么动员过来。后来动员了毛生江、杨汉超过来。
当时他们住招待所，我们住宾馆，我们每天晚上可以吃羊肉串，喝啤酒，聊天，他们很羡慕这种生活，就被我们挖过来了。
田涛：毛生江是说你天天请他们吃夜宵，喝啤酒，其实就是在游说他。
曹贻安：游说了3个人，来自不同的厂家，我们觉得就这3个人技术还算可以。课堂上一交流就知道谁行谁不行，不行的人叫他过来也没用。
乌耀中：当时开发团队有多少人？
曹贻安：有20多个人，后来不断地补充。
乌耀中：从开始到做出来，整个花了多长时间？
曹贻安：一年半左右。
乌耀中：完全做好？然后就开始卖了？
曹贻安：实际上只用了一年多就开局了，2000门局用机和用户机是两个部门做的，分开的。
田涛：但是如果晚一点就拿不到入网证了。
曹贻安：我们真的是最后一批拿到入网证的，后来邮电部就关闭发入网许可证，因为太多了。
田涛：你们做的交换机与西门子做的交换机有很多技术路径上的不同？
曹贻安：西门子设计的东西是属于它的年代，芯片的技术是日新月异的，几年的时间就发展得非常快。一个万门网络，我用最新的技术做出来，只有两个抽屉大，而他们的得要十个机柜，谁的东西好，一目了然。
我们要做农话，农话的环境非常差，防雷设施是必须的，但他们的万门交换机是放在大城市的，尤其是在欧洲，外部环境设计是配套的，在欧洲用起来没问题，但如果放在我们的农话里，肯定不行。
田涛：适用不同的市场、不同客户的差异化设计。讲讲你们当时研发的一些场景，比如加班？
曹贻安：就像大学一样，反正大家都在一起，很明确，各干各的板子。也没有任何人说不想加班的，因为每个月都在调工资，跟你的实际利益是挂钩的，你做得好，下个月就真调了。
当时公司楼下有个证券公司卖股票，是排队的，排队的怕插队，都是抱着的，我们连上班都挤不进来，上班要越过抱着排着队的人，但我们没有一个人去买股票。
田涛：当年就没有一个人去买股票？
曹贻安：没有，根本就没有眼红过。你们赚你们的钱，你们发你们的财，好像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没有任何人去过问这些事情，不然我们怎么能一年多就可以开局了呢？
田涛：你们大概一天工作多长时间？
曹贻安：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
田涛：每天？
曹贻安：没有什么工作多长时间的概念，反正爬起来就去食堂吃饭，吃完饭就去干活，困了就睡一下。
田涛：周末呢？
曹贻安：没有周末，没有这个概念。
田涛：那个时候的人际关系怎么样？
曹贻安：互相之间都好，哪怕是跟JK1000的人。因为大家都在公司，所以我们真不觉得有什么“垫子文化”，是真就觉得公司舒服。因为要我回到农民房，没有空调我难受，在公司有空调，睡桌子底下比回家睡舒服。
大家一上班把我弄醒，我刷个牙，洗把脸，吃个早餐又开始工作了。没有任何人刻意叫我们来加班，真正做研发的人不在乎上班时间，能做出东西来是有成就感的，当时如果能够做出来在国内就属于比较先进的，大家的积极性都很高。
田涛：没有强制性加班？
曹贻安：没有。你不加班，你偷懒，去交女朋友也可以，没关系啊，没人拦着你，只是下个月工资就没见你涨，别人涨了。
老板的理念就是不让雷锋吃亏，假积极一辈子就变成真积极，这样也杜绝了很多人打小报告。你咬嘴巴没用，打小报告没用，我就假积极。
田涛：天天假积极就变成真积极了，也不容易啊。
曹贻安：如果你在，他们就加班，你不在，他们就不加班，那没问题，你天天在啊。
田涛：这就是论结果。我晚上9点在北京研究所跟员工聊天，一个办公室大多数员工都在工位上，大都是85后、90后的，说回去一个是路远，一个是外面雾霾严重，公司环境这么好，也没有雾霾，办公室有空气净化器。当然重要的是，“我手里的工作没有干完”。
曹贻安：也干不完。确实是东西晚了就没饭吃了，没有办法开鉴定会就不能销售了，必须得越快越好。大家天天都在这里做，你要是拖了后腿，自己都觉得不舒服。
田涛：听说早期很多很聪明的人都走了。
曹贻安：有些能干的人走，是想自己干，把技术带走了。但是他的副手、团队已经掌握了这些技术，所以对公司的影响不是很大。做电源的是陆东文，你别看他像个粗人一样，实际上是很细的。他整一个散热器的流向，就是抽一口烟再吹一下，然后抽一口烟再弄一下，他可以琢磨一晚上，不动。
田涛：不是靠仪器？
曹贻安：不是靠仪器，散热气体的流向他是靠吹，用人来吹一晚上。那个时候仪表仪器也没有那么先进，所以有一些设计只能想办法增加一点变化。当时研发人员实际上是自己的头儿，就像研究“两弹一星”的人一样，没有谁压你，老板只管加工资。
03、我把万门机的方案交给了李一男
田涛：早期这个行业，比如说程控交换机，巨龙公司的老板邬江兴是什么情况？
曹贻安：邬江兴带着我参观过他的机器。
田涛：他是发明人吗？
曹贻安：对。
田涛：他是“中国大容量交换机之父”，这是公认的。
曹贻安：对，他是第一个做出万门机的，邮电部十所只做出了2000门。但是他的软件继承性不好，只掌握在几个人手里，他又没有编制来招大量的人帮他往下做，所以有用户提出问题，希望增加功能等，都满足不了。
田涛：编制问题是国有企业的共同特点。
曹贻安：是，他没有办法大量招人，只能招一些学生来帮帮忙。
田涛：华为为什么能把继承问题解决好？你看你手里有那么多的技术。
曹贻安：我们在公司内是共享的，软件模块化，可以像芯片一样，通过模块组合就可以实现新的功能。
田涛：为什么华为当时能做到共享呢？
曹贻安：用芯片的概念管理软件的思路是老板提出来的，他也没有深入研究这些东西，只是觉得你们这些软件为什么不能做成像芯片一样的模块化，把这些模块拼一拼，又产生新的功能。
田涛：把软件模块化这个思路今天都是新的。
曹贻安：当然。我们实际上一直在摸索，怎么把软件管理真正做成模块化，这是很难的，费敏他们当时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
田涛：有没有像国企一样不愿意共享的？
曹贻安：没有。
田涛：早期就能做得到？
曹贻安：这些东西本来就是大家一起做的。
田涛：本来就是一起协作做的？
曹贻安：对，没有让你一个人包着做，当然也有例外，比如JK1000的软件就是聂建林一个人做的。
田涛：像这种情况在中国，包括民营企业也很难做得到，就是研发上，大家一开始就是协作。
曹贻安：邬江兴做的04机，我全都明白。但我们做2000门的模块是没有选择的，必须要做出来，这样08机才能向万门机或者十万门，往更大的容量上走。
实际上中国没有任何人懂这个东西，邮电局是肯定不懂的。所以当时我说要做万门机的时候已经是不可能了，因为内部的阻力已经非常大了。实际上我离开研发的时候，08机已经可以开局了。我是做硬件总体的，不做软件，开局的时候更多要调的东西是软件，不是硬件，硬件在做生产的时候已经过关了，该测的、该调的已经过关了。开局的时候实际上要调的就是软件，跟别的机器的配合。
毛生江是做软件的，我把项目经理的职责交给毛生江，然后跟老板提出去做销售。我离开研发之前做了一件事情，我说我们一定要做万门机。万门机的模块实际上已经做出来了，但是网络和操作系统还有问题。我们用的小操作系统是邮电局十所的，只能用到2000门这个模块，用到万门机的时候，这个操作系统支撑不了。
在这种情况下，我当时招人就有意识地招在操作系统上有能力的。我有一个完整的硬件方案，但是软件的配套跟不上是不行的。当时招的几个人，有一个是刘平，还有一个是李一男。
田涛：刘平、李一男都是你招的？
曹贻安：对啊，李一男是郑宝用推荐的，刘平是我在的时候招进来的。刘平的工作非常明确，就是做操作系统这一块。李一男也是，他进来以后我没有让他干别的，也是做操作系统。
只有这一块跟上去，软件才能支撑万门机那么大的一个实时操作与控制系统。硬件方面，也就是万门机的网络构成方案，有复杂的整体方案和很多图纸，我完完整整地给了李一男，当时他刚从学校毕业，实际上对交换机还什么都不懂。
田涛：学的也不是通信。
曹贻安：他学光电的，根本就不懂交换机，所以我要完完整整地告诉他万门网络应该怎么构成，应该怎么做，我也极力推荐他来做万门机的项目经理。研发技术发展确实是日新月异，我本身就有缺陷，没上过大学，英文很差，快速了解国外的新技术有困难，没办法继续做技术研发，所以我很清楚我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
我觉得2000门能开局了，万门机网络架构我也跟李一男说清楚了，就走了。当然，这件事情只有李一男和我知道，我只有一个手写的方案给到他，其他人并不清楚，人家可能认为那是李一男的，因为没有写一个曹贻安的名字在上面。
1991年年底、1992年年初的时候，电信总局的钱总，一个非常牛的人，一般是请不动的，还有个黄处长，两个人从国外回来路过深圳，老板不知道怎么把他们给请来了，请来就说：“曹贻安，赶快给讲一下，我们的数字机是怎么回事。”我就开讲了，当时老板、郑宝用都坐在下面。
这次交流了很长时间，04机、5号机（美国朗讯的5ESS交换机）、EWSD（西门子的一款产品），他们问得很细，细到这个东西怎么实现的，交换到哪个地方，因为他们是做引进的，钱总又是电信总局的总工程师，是电信这个口在技术上最权威的人。
我说04机达到万门以后，再往上扩的成本会成几何级增加，它的拓扑结构使得再增加2000门，马上就要增加一个乘方的数量，再增加2000门又要增加一个乘方的数量，达到万门以后的成本会很高，而且实现起来也很困难。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会采取其他方式。我们的方案综合了5号机和04机的优点，达到比较大的容量的时候，成本还是能控制得比较好。所以，方案上比这两个都领先。
田涛：这个想法是怎么产生的？
曹贻安：就是对比。钱总对老板说，他们搞了10年的交换研究，还不如华为两年的成绩大。他知道我们刚搞。
田涛：业界没有人做过这样的事？
曹贻安：做不出来，04机做成这个样子已经很牛了。后来怎么做的我也不知道，我只是把方案完完整整地给了李一男，给他讲透了。那时做大型交换机的厂家也很多，我们实际上是最后一批赶上的，再往后邮电部就不给发进网证了。老板要是不做那个决定的话，不让我单独找个办公地点去做，我们就赶不上了。
我之所以把万门机方案交给李一男，也是因为其他人都抽不开身，张云飞、白志东、唐新兵等，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一摊事，只有李一男是招进来以后，我让他做操作系统，他可以空出来。而且下一步万门机的操作系统很重要，如果操作系统过不了关，等于整个控制系统没有解决，光逻辑上走得通也是没有用的。
田涛：李一男当时是主导万门机的吧？
曹贻安：2000门是我主导的，我做项目经理。万门机的项目经理是李一男，他是做数字机出来的，对这一摊慢慢就很了解了，做硬件的做硬件，做软件的做软件，项目做起来对整个公司的技术都会很了解，再主管这一摊肯定没有问题。反正不行也有老板支持，你总能管好。
田涛：万门机我一直认为是李一男自己做出来的，公司内外很多人到现在还是这么认为的。
曹贻安：是他领导做出来的，我不争这个功劳，没有意义，给钱的是老板，他愿意给钱我就愿意做。后来我只是告诉老板，08机报奖如果没有我的名字，我做市场销售的时候，恐怕说服力不够。
老板这才说：“怎么搞的，他们忘了吧？”就把我的名字加上了。当时是我给了李一男万门机设计的总体方案，很厚，自己写的，因为我当时做完2000门，就是要准备做万门的。
田涛：其实就是架构。
曹贻安：对，网络是怎么构成的。因为2000门的模块已经有了，对怎么把2000门、2000门叠加上去，以叠加到万门，叠加的网络思路我是有的，只是操作控制系统、软件系统没有。所以要李一男、刘平做大型、实时、多任务操作系统，否则光有这个理论没有用。
公司没人能做总体设计，我属于歪人。当时有一个信令板，刘启武做了一段时间后还没有通，我问他怎样了，他说差不多了，只是有一大段编码不知道是什么，我说你查查是不是十三折线码，他回去一看，果然是，马上就理通了。
田涛：可能是因为当时这些人虽然学历很高，但都不是学通信的，郑宝用不是学通信的，李一男也不是，真正学通信的可能就你了。
曹贻安：我是北京邮电大学函授分院的。
有一些是从少年班招来的，他们去美国是很简单的事情，当然也有人做了一段时间去美国了，后来还是觉得华为好，就又回来了。
田涛：这也是太可惜了，当年智商那么高的一群少年，几乎都没有冒出来，在各个领域都没有，不只是在华为。
曹贻安：唯一一个是李一男，干得名声大一点。公司也有北京邮电大学毕业的，包括杨明峻、袁曦，但他们说北京邮电大学的只能做开局维护，反而我们北京邮电大学函授分院的能做研发。
田涛：这个很有意思。第一，学通信的人少；第二，学的都是学校的东西。
曹贻安：学校的理论加上实践维护经验，包括上海贝尔的1240机，我都很清楚，所以我才能做总体设计。其他人都是各负责一摊，做某一块板，只有做软件才能接触到总体思路，但是他对硬件又不是很了解，只知道原理、概念。
总体架构做完以后，大量是软件开发工作，但是我的软件能力比较差，编不了软件，只能看懂图。我也不会英文，没办法接触那些新的软件。所以说，我做硬件做到一定的技术程度后，就会被自然淘汰，只能做销售了。
田涛：华为08机产品的起步就是从你这儿开始的。
曹贻安：我只是说08机。每个时代都会有那个时代的一拨人，后来的无线，包括余承东他们做的产品，我们根本就一窍不通了。
04、做技术销售没有人说得过我
田涛：你是主动跟老板提出来去做销售的？
曹贻安：是我主动提出的。我不是被别人从研发赶走的，而是本来就已经可以交班了，因为交换机总体设计做完了，每个人的板子分完了，接下来主要就是软件调试，我不做软件的。
田涛：市场部经理当时是谁？
曹贻安：纪平，或者是江西生，我只管技术交流，老板也知道，去哪儿做技术交流都会带上我。当然，要见政府官员的话，会带着乔小平，乔小平是博士，他任何的名片上都印着工学博士。我们毕竟是民营企业，我很理解老板，出去没有高学历的支撑的话，政府不会相信你。
但只要碰到技术交流，老板就会叫上我。或者哪个单攻不下来，老板也会叫我。哪怕就是公司开的会，类似于今天公司EMT的会，他都会说：“曹贻安，你去吧！”他知道我是一名福将，哪单搞不定，我去了说不定就能拿下来。
原来卖用户交换机，你只要跟宾馆、单位打交道，现在要跟邮电局的人打交道，邮电局的人是懂技术的。那时候我们的销售队伍，胡厚崑在湖南，王诚在黑龙江，潘峰在长春，苏伟在沈阳，纪平管沈阳，山东是李利，他们要做局用机的销售确实很难，因为人家的交换机都已经在那里用着了。
我在主动提出来做销售以后，就到库房把交换机搬出来。一年下来，除了西藏和台湾，其他地方我都去过，最多的时候一个礼拜要飞四个城市。
在交流的过程中，我基本上是把样机搬出来，然后对着板子讲。不可能像现在一样找一个很好的地方去做交流，因为人家不来。邮电局的人是很牛的，你得在人家开会的时候拉着他们。你主动做一个技术交流会请他们来，几乎没人来，因为他们有得选择，不缺你这个，尤其是空分交换机，他们那时候已经要数字机了，你还去卖空分的，没有什么特点。
我去哈尔滨开农话会的时候，和另一位同事一起，就这么一个人一个人地拽，这个农话会开完，我们一走，就卖了将近三千线。当然，任何人都不会说是你们推销的功劳，而会说是自己销售得好，我们也无所谓，用不着跟别人去争这个功，我们只是做技术销售、技术支持的。
那时候我抓住的就是3点：一是我们的用户板抗雷击的能力很强；二是电源抗波动；三是我们的信令系统可以过渡到以后的数字系统。农话对防雷系统要求较高，因为在城市避雷系统比较好，雷电对交换机影响小，但是农村、乡镇就不行了，避雷系统差，所以我说我们产品的避雷系统好、电源系统好，多大的波动都可以承受。那时候，陆东文他们搞的电源也是一流的。
田涛：华为当时的市场是乡镇，西方公司的设备都不愿意下乡，都在城里，本来也短缺。农村的自然环境比较复杂，比如说响雷，还有农村电力不稳定。所以华为当年不是完全模仿西方公司，是根据客户的场景，响雷多，避雷方面你就得去研究；电力不稳定，你得在电源方面要比较厉害。
曹贻安：他们的机房条件本来就很差，做到这两点解决了他们的大问题，他们才敢试用一下。在交流过程中，孙亚芳看到了，她当年是管培训的，招了一帮新进来的人。她就发现我每一次讲得都不一样，我是完全针对客户来讲的。
邮电局的人都很牛，他们自己技术很强，你跟他们沟通，要针对他们强的东西，要超过他们，他们才服你。每一个人的强项还不一样，交流的时候根据不同人的强项重点进行互动。
所以我们那时候主张的交流是，不要说太多的大话，不要老说我的有多好。我看你书上写郑宝用说“老板会吹牛，我比老板更会吹牛”，在公司说是没有关系的，但是你对客户说的时候，客户是很不舒服的。
田涛：所以当年客户不见得欢迎像他俩这种性格的人？
曹贻安：我不说别人的避雷做得不好，我只说我的避雷在哪些方面加强了改进，能适应这种条件。用户会自己判断哪个好，他觉得你说得有道理，就可以试一下。
孙亚芳听过我几次交流后，就说：“曹贻安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但是她说这样不行，因为她下面带着一堆培训的，他们不是做设计、研发的，没有这个底气。所以她就主张，把我说的做成胶片。
田涛：最早是用幻灯片去交流，背景是这样开始的？
曹贻安：幻灯片我原来也听过，因为之前看西门子的材料用的也是幻灯片，就是微缩胶片。孙亚芳当时就说这些东西不错，一定要把她的那堆弟子带出来，就搞了一堆的幻灯机，天天在公司模拟讲，我就听，然后指导。慢慢开始，我们分头到各个地方做技术方面的销售，原来基本上是靠喝酒。
田涛：这大概是哪个年代？
曹贻安：1993年。我做销售是没有人能说得过我的，因为我是做研发的，我到任何电信局去，任何总工都说不过我。
举个例子，像汪世昌，他很牛，去德国学习过半年，去法国学习过一年，在长沙电信局技术上算是一流的。他当时调到省里管技术，我去请他做技术交流，他说：“老曹，我给你个面子吧，我去5分钟，后面我有事，要离开。”我说：“没问题，你只要去一下，就表示对我们的支持。”
后来他去了，一直到我讲完他都没有走，因为他在我这里听到了他不懂的东西，比如我们的设备是怎么设计的，西门子是怎么设计的，我为什么强。最后他只说了一句，“老曹，没想到，你就出去两年，太厉害了”。
不一样嘛，我是开发交换机的，你是应用交换机的，你肯定是搞不过我的。原理上大家差不多，但我设计的产品是更适合我们市场用的，我去做推销，客户肯定会更喜欢我的设备。
我曾经去打一个市场，在门口敲门，管农话的小科长一开门，说：“干什么的？”我说：“我是华为的。”他一句话就把我骂出来：“你乱敲什么门？不能到办公室去找我吗？”但你去办公室他也不见你啊。
田涛：你是敲他家的门？
曹贻安：实际上我可以打着我父亲的名义找他，我父亲当时是这个省劳资处的处长，但我没有。我就上他家去敲门，没关系嘛，你把我轰出来，骂就骂两下，然后我们还在门口。
他骂完，关上门又打开，可能觉得不好意思，然后说：“明天办公室找我。”我们第二天到办公室，他这才听我们多说了两句。他听我一说，就同意搞技术交流。
每到一个小市场，我就带着办事处的人，慢慢做技术交流，只要你愿意跟我交流，我就有办法，就有信心打开销售。你不见我，不愿意跟我交流，那就没有办法。
田涛：从关系营销发展到以技术和产品引导。
曹贻安：因为华为原来是卖用户机的，用户机的客户不太懂技术，比如机关、宾馆等。大酒店肯定是用西门子的设备，你只能做些小宾馆，人家开宾馆肯定是主业，做小交换机肯定是副业，基本不懂技术，我们就是靠喝酒。像潘峰、王诚，人家说：“这单你做不做？你不喝我就走人了。”潘峰就喝掉，喝下来他就吐血。
田涛：潘峰现在离开了？
曹贻安：还在。那时候卖小交换机就全靠喝酒、关系，技术含量比较低。突然要销售局用交换机了，我们的销售人员就变弱势了，毕竟你跟邮电局打交道的时候，是和设备的管理者打交道，而不是使用者。而且人家都已经有产品在用着了，你不能说人家用得不好。
田涛：不能说竞争对手不好？
曹贻安：你不能说他原来用的交换机不好，你这样说等于是打他的嘴巴。
乌耀中：对，他选的。
曹贻安：他选的，是有传承的，用这个厂家的设备，要扩容等，一直就这么用下来。就像老板原来在湖南说过一句话，“你这个一步到位是不对的”。一步到位是副局长提出来的，这相当于打了他的嘴巴，所以他说：“你们那个胖子我们不欢迎，以后不要到湖南来。”
田涛：早年他们把任总叫作“任胖子”？
曹贻安：所以说你不能拼命地说别的产品不好，因为那就是他决策的。这跟小交换机不一样，小交换机买下来就完了，买的人可能早走了，换一下也就换一下，没多大事儿。
田涛：也就是说，其实早期5年完全是关系营销，1993年以后慢慢变成技术营销。
曹贻安：早期是代理的，没有多少技术含量。
田涛：产品也不是你的。
曹贻安：JK1000是个空分机，天生有缺陷。实际上推JK1000我是违心的，因为我刚研发出08机，但是没有办法，设备全在仓库里面，生产了那么多，得销出去。
田涛：JK1000最后成本收回来了没？
曹贻安：那没问题，那一阵子销量还是很大的。一个交流会下来，王诚马上一个月就销了几千线。那时就可以看出，以技术为主去打动客户的话，是会启动这个市场的。再加上我们的售后服务也很好，有任何问题，不管三七二十一人就上去了，不计成本，这是我们售后服务的特点。
JK1000市场打开后销得不错，但是有一块芯片换了之后，一打雷设备就时好时坏，因为模拟是信号都在芯片里头走的，不像数字机已经处理成为数字信号，这一下子就又卖不动了，真的是明年的饭又不知道在哪儿了。当时采购的时候换了一家厂家，那家的芯片质量不行。
田涛：国内厂家还是国外厂家？
曹贻安：国外厂家，只不过换了一家。可能因为它想进入我们的市场，在价格方面就优惠一些，它可能也不知道会产生这样的结果，一个雷下来把芯片打得时好时坏。这一下市场就完了，好在08机后来开局成功了，马上就转销08机。
田涛：那时候08机一年能给公司带来的销售额是多少？
曹贻安：那段时间几乎所有销售都是靠08机来做的。首先是做专网的时候，当时我们三个人，乔小平博士，还有尚晋华，我们三个人销售的交换机数量大概是全国办事处里最高的，包括万门机，也是我们在石油和铁路专网最早开通的。后来局用万门机也是我去销售的，在云南。
田涛：市场部大辞职的时候你在吗？
曹贻安：市场部大辞职有个“烧不死的鸟是凤凰”行动，我在。那是我做专网销售的时候，我当时已经是公司做销售最好的，一年销售一个多亿，第二年老板就要我销售50个亿。
田涛：你当时销售1个亿，第二年老板要你销售50个亿？
曹贻安：嗯，50个亿。
田涛：这是哪一年？
曹贻安：1995年吧。
田涛：就是你那个专网？
曹贻安：是，他就让我销售50个亿。我心想：“任胖子，你又瞎搞，我怎么能销售50个亿啊！”
田涛：什么产品？
曹贻安：专网，什么都销。铁路、石油、联通，都属于专网。第二年他说50个亿的时候，我就直接跟老板说干不了，我就交给丁少华了。
田涛：他当时做了多少？
曹贻安：做了20多个亿吧。
田涛：那也了不得了。
曹贻安：要把一个市场从没有到拱开是最难的，一旦拱开了，华为做销售、售后服务的人是有优势的。我们是儒雅的销售，不是江湖销售。江湖销售讲究喝酒，我们完全是技术销售。所以一旦拱开市场，基础会相对好。
田涛：为什么当时要做市场部辞职的事？
曹贻安：下一步任务要扩大了，你能完成的你就上了，像我这样完不成的就下，很简单，没有那么多弯弯绕。
田涛：你是在专网的，不是在代表处的啊，所以辞职不涉及你？
曹贻安：一样的，任务给丁少华，他说他来完成。而且辞职大会上我也上去发言了，只不过毛生江是念稿子的，我是上去随便说的。
田涛：是1996年那次，一起去上台的？
曹贻安：毛生江是拿了稿子在台上念的，我属于落后分子在下面看热闹。最后主持人说：“你们还有谁要自由发言吗？”我就上去了。我上去很简单，我说：“50亿我完不成，所以主动下来。烧不死的鸟是凤凰，而我是属鸟的，被烧死了。”我干不了这块儿，但我可以利用我的特长，我技术还可以。
当时我在北京的书店买了一千多块钱的书学习，重点做技术交流，我去任何一个办事处都很受欢迎。然后，底下就使劲鼓掌。我说：“我对‘烧不死的鸟’唯一的体会，就是公司叫我干啥，我就扎扎实实地干啥。”人家又哄堂大笑，我就下来了。
田涛：还有这样一个插曲。
曹贻安：老板也笑。
田涛：丁少华接了50亿，真的就按50亿去签了？
曹贻安：做了20多个亿，已经很不错了。
05、他吹过的牛都实现了
田涛：李一男直接在你手下干了这么久，他有什么样的特点？
曹贻安：技术搞完以后，好多人都辞职走了，李一男算是比较乖的人，他经常会到我和郑宝用家里来聊聊天，加上他确实理解很快，很聪明，所以我最后选择把那个总体方案给他。
田涛：他进来的时候二十三四岁？
曹贻安：可能吧。那时候稍微有些情商，加上本身技术好，能力强，很容易起来。
田涛：他的技术领悟能力确实很强？
曹贻安：很强，他和郑宝用是一样的。
田涛：你觉得他俩在技术上比怎么样？
曹贻安：李一男更谦虚一点。郑宝用是完全不谦虚的，就觉得他是全世界最厉害的。
田涛：他俩年龄一样大？
曹贻安：郑宝用大多了。在老板那里，谁走都可以，郑宝用不能走。我是无所谓的人，我技术不行我就搞销售了，销售不行我就辞职了。
田涛：你觉得郑宝用到底有什么样的特点能够让任总当年那么欣赏他？他的技术能力非常的强？
曹贻安：是的。当时我招过来的一些人，干得好的，每个月都会加工资，这些人后来都提上来了，包括郑树生、费敏、毛生江、杨汉超，都做过一阵公司主管。
田涛：这些人都是公司后来常务副总裁级别的。
曹贻安：徐直军说他也是我招进来的，但是我不记得了。因为他是博士，博士我还说啥呢？肯定是见到就招嘛，还面什么试。郑树生也是，看到简历就招进来了。
田涛：这些人的特点，能不能描述一下？比如说郑树生有什么特点？
曹贻安：郑树生刚从学校来的，肯定什么都不懂。
田涛：也是博士刚毕业？
曹贻安：对啊。
田涛：老郑学的似乎也不是通信专业？
曹贻安：他学信号处理。
田涛：老郑学的信号处理，那是正规的。
曹贻安：正规的，他一来我就让他跟杨汉超做七号信令。
田涛：徐文伟说早期不知道什么叫七号信令，生病住院才拿了一本书在研究。
曹贻安：他们都不知道。
田涛：全公司谁最早懂七号信令的？
曹贻安：你要说懂，我肯定是属于懂的，我知道怎么一步步来做，但是这个项目最早是杨汉超开始做的。
田涛：杨汉超是学什么的？
曹贻安：他是我从别的厂挖过来的。我不知道他学什么专业，但肯定是做通信、交换机的，他好像也是北京邮电大学的。
田涛：老郑有什么特点？
曹贻安：老郑谈不上了，他当时属于小兵，一进来就跟杨汉超干。后来为什么提了，因为他是博士。任何的博士，老板都会想办法提的。见到博士，老板的脸明显笑成花了，喜欢带他们出去。
田涛：杨汉超有什么样的特点？
曹贻安：比较踏实、单纯的一个人，是搞技术的。
田涛：你们是怎么把费敏招过来的？
曹贻安：很简单，是我去人才市场招的。他首先是硕士，而且是清华的硕士，那时候我们能见到清华的硕士，还有什么好挑的呢？想办法把他挖过来。他还嫌我们这里太远，犹豫了非常长的时间不想来，然后我又去做他的工作，他才来了。
田涛：这些都是能人，扎堆在一起没有矛盾吗？
曹贻安：名堂搞多了，你的工资不会动啊。我们不提倡闹矛盾，只提倡业绩怎么样，做出来的东西怎么样。
田涛：结果导向。
曹贻安：你假积极也好，没有关系，就像老板说的，假积极一辈子就变成真积极了，我只认结果。我们早期，包括老板在内，都不知道管理的理论，但实际上就是这么弄的。
田涛：其实就是简单，简单的一个标准。
曹贻安：搞多了，曲里拐弯的没用。
田涛：有人这么讲，华为这么多年，脑子复杂的人最后都没能待得住。
曹贻安：对啊，老板也不太喜欢。
田涛：他喜欢单纯的人，简单的人。
曹贻安：老板说真喜欢你就是真的喜欢，他说我们还是聊得来的。
田涛：你怎么评价他？讲讲他的故事？一个是评价，一个是讲讲你印象中的深刻的故事。
曹贻安：老板很多观点很精辟，比如说假积极，假了一辈子就是真积极了。他打肿脸充胖子也是一样的，他每年都会说，我们明年要多少多少销售额，一听绝对就是吹大牛的话，那时有几百家做交换机销售的，你一家根本不起眼的公司，就要做到全国三强。
田涛：1991年就要做到全国三强？
曹贻安：嗯，当时哪个不说老板在吹牛啊。那时候交换机市场是什么样子，哪些公司的设备好，我们都很清楚。结果第二年你看，就真做成了，打肿的地方就真长胖了。
田涛：每年大家都觉得他在吹牛，结果每年都实现了。
曹贻安：对啊，刚达到全国三强的时候，他就要说要做到世界前三，他没有一刻不往大的说。
他就这种性格，现在还是这样。你以为他是开玩笑，其实他是认真的。老板很早就说，以后大家要在阳台上晒钱。
田涛：阳台上晒钱，现在就验证了。
曹贻安：那时候是1992年。
田涛：当时他说：“公司什么都缺，就是不缺钱。你们将来买房子，房子大小不重要，阳台要大，钱要用麻袋装，阳台要用来晒钱。”早年的人都有这个印象，确确实实就是这么说的？
曹贻安：就是这么说的，但我们就当是个笑话，听一听就算了。
田涛：当时没有人信他？
曹贻安：没有人相信，我就想着赚10万块钱退休。
田涛：你觉得他吹这些牛的时候，他自己相不相信？
曹贻安：我觉得他是认真的，而且他确实没有任何私心，每个时期都会有一批员工愿意跟着他干。
田涛：所以整个队伍都在牵引，把十几万有梦想的人现在牵引到什么程度。
曹贻安：包括以前对他有意见的、说他吹牛的客户，现在对他都很佩服。
田涛：我见过一些20年前的客户，现在已经退休了。
曹贻安：但当时客户听到他的话绝对是反感的。
田涛：很多人反感，口气太大。
曹贻安：不谦虚。很多客户都是电信局很牛的人，所以我们正常情况下都不愿意安排老板见客户。
田涛：老人家那时候吹得那么厉害，你们觉得他真能做到世界前三吗？
曹贻安：谁会认为他做得到？明年连饭都不知道在哪儿呢，还世界前三，没有人相信。那时候的心态非常简单，就是我挣了点钱，不开心我就走人了，而且走也是高高兴兴地走，从来不会别别扭扭。
田涛：早年严格讲是江湖式的。
曹贻安：而且收入比我的期望值高啊！
田涛：我来就是打一份工，你给我的待遇高了，我自己满意了，待在这儿顺心，就待着了。
曹贻安：而且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能力，当时我们确实是有什么说什么，没有太多怕老板。
田涛：整个公司的气氛非常自由。
曹贻安：是啊，我们叫老板任胖子。
田涛：公开、当面的？
曹贻安：背后叫。当年给杨明峻评奖金的时候，有人给他评得很低，当时会上我就说：“老板，我们现在吃饭都靠杨明峻的HJD48，你不能这样。”老板说：“对，把杨明峻的奖金加上去。”
田涛：当时其实是很民主的气氛，大家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曹贻安：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没有多怕他，我不高兴的话就走人嘛。
田涛：现在开会我看也不怕，大家有什么不同看法，当时就蹦出来了。
曹贻安：那不行哦，现在老板已经改了很多，当年老板会发飙的。
田涛：早年你们不是有什么事就说什么？
曹贻安：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从技术口出来的人，不怎么怕老板，市场口的人比较怕老板。
田涛：为什么呢？
曹贻安：你不行立马就撤掉你的办事处主任，换别人。但是技术口的人撤掉了，他就走人，到哪个公司都能干，所以他对做技术的人还是很迁就的。
田涛：很呵护，也很迁就，迁就应该更准确一点。这些人也有个性，说走人就走人了。
曹贻安：老板刚拍桌子，人家马上就说曹贻安已经辞职了。
田涛：然后马上给你个指标。
曹贻安：我去问纪平有没有指标，她说哪有什么指标。
田涛：就很像江湖。你觉得郑宝用能吹，是学的老板还是他自己也是这个天性？
曹贻安：天性。他俩吹到一对去了，还能互相欣赏地吹。
田涛：大多数人还是默默干活的，你吹你的牛，我干我的事。今天想想，没有这样的结构可能也没有公司的今天。
曹贻安：是，那就是短视了，所有垮下去的公司都是这样。
田涛：没有远大的理想，或者没有吹大牛。
曹贻安：他吹牛实际上是给自己压力，要朝这个目标去做。有些企业有点钱就收手了，不想投入研发，珠通是非常典型的例子。珠通当时的条件绝对可以比华为做得更好，有产品，有钱，而且也是在特区，条件也一样的。
乌耀中：也是民营企业？
田涛：是，珠海通讯设备有限公司，早就没有了。
曹贻安：就是把钱存入银行，以后吃利息就行了，不投入研发。
田涛：鸿年后来的命运怎么样？
曹贻安：早就不行了，它做用户交换机，只能做到一定的市场规模，局用机起来后，各个机关都不用小交换机了，所以那个市场肯定是要萎缩的。
田涛：华为曾经也是珠通的代理商？
曹贻安：不是代理商，它有设备就给到我们卖一些，人家一不供货就完了。
田涛：后来发现你们又在做研发，就更不给货了。华为与珠通比较，一个是吹牛的，一个是觉得自己的日子过得很好。
曹贻安：是，珠通当时还被奖励了，奖励了一辆奥迪、一套三室一厅的房子。
田涛：它是什么时候没有的？
曹贻安：很快，大概两三年就不行了。
田涛：就是后来“巨大中华”一起来就不行了。
曹贻安：因为电信系统设备的继承性是很强的，用户有新的需求它满足不了，很快就跟不上了。华为是成千上万员工前赴后继，研发就是不断地在朝前赴。老板是从什么都没有开始的，而且每一年都在打肿脸充胖子，每一步都会提早做，下一年的发展都会提前铺垫。我们的目光就比较短浅，看不到未来，总认为他在吹牛。
田涛：有人跟我讲，20多年来，他吹的牛没有一个没实现的。
06、每个月都在涨工资
田涛：你当时管理怎么管呢？
曹贻安：我没有学过任何管理，但是我们的人是非常齐心的。我每个月都会调工资，而且我就睡在公司。租的房子空调都没有，怪热的，公司凉快。
田涛：调工资是你说了算？
曹贻安：对啊，我和老板。
田涛：但基本上是你定？
曹贻安：对啊，就是你愿意定多少就定多少。所以我们的人非常齐心，没有任何人搞名堂。而且只要你出来活儿，马上工资就上来了，不会委屈你的。
田涛：那时候像你这个部门，大概人均每年提工资多少次？
曹贻安：只要干得好，每个月都有提。
田涛：加工资是凭感觉还是凭结果？
曹贻安：我不知道，我拿着名单跟老板讨论这个人这段时间表现是怎么样的，东西出来是怎么样的，我必须要加他工资。每个月都加，基本上也是你说了算，他签字，他相信你。李一男来也一样，我说这个系统必须解决，否则交换机做不出来的。他聪明，第二个月就做出来了，工资马上就从1500元提到3000多元。
田涛：老板也是每个月给你加工资？
曹贻安：不一定每个月，经常会加。我刚进公司的时候300块钱一个月，第二个月老板给我加到800。跟我一起来的哥们儿只加到500，我不知道，开会的时候我说：“老板，我啥也没干你就给我加到800。我受宠若惊，无功不受禄啊。”老板说：“你别来这套，以后给你8000你都会嫌少。”
那哥们儿听了不高兴了，怎么只给他加到500，给我加到800，后来他离开了。他就是和我一起承包邮电工厂，一起做交换机，一起又来华为应聘的，但没有做研发，公司直接让他到市场去做销售了，他不太愿意，不久就离开公司了。
田涛：到公司一年以后你的月薪是多少？
曹贻安：不记得了，只记得1995年陈黎芳认识我的时候，是因为看到我的一个罚款。我在市场做销售，有位领导要用我的车，开到内蒙古去，我北京的车不想让他开到内蒙古，我就自己开走了。当时公司规定是不准员工自己开车的，老板说扣你一个月工资，9000块。我这个人无所谓，我跟老板笑笑就完事了。
田涛：真罚了？
曹贻安：罚！老板对我毫不留情，该罚的时候一定罚。老板实际上是很喜欢我的，他罚我不是说非得整我，而是有教育别人的意义——连曹贻安都罚了，其他人还敢怎样？是这个意思。
田涛：早期你们住的房子在哪儿？
曹贻安：房子是公司分的。那个房子对我没有什么好处，还老要还钱，当时又还不起，还了钱又没钱买股票了。
田涛：那个房子当时有多少套？
曹贻安：一共有7层，一层4户。
田涛：也就是一共不到30套。但是一开始就不是给你的，是欠钱？
曹贻安：不是给我的，就是你有住在那里的权利。
田涛：但是房产不是你的？产权是公司的？
曹贻安：是集体的产权，给你分一套住，总不至于住农民房。
田涛：华为今天的整个改革思路跟20年前是一脉相承的，所有都是货币化。他自己都没有专车，也没有专职司机。
曹贻安：给你的工资、奖金、股票已经体现了。
田涛：这个在二十几年前的中国是不能想象的。聊聊过去艰苦的事。
曹贻安：都是苦的，就没有享受过太多好日子，没有哪一天不是苦的。
田涛：讲几个让你印象深刻的。
曹贻安：每一天都是苦的，只不过我们觉得苦中有乐。就像我天天背着幻灯机，拿着板子满世界跑，我没有觉得多苦。你把市场打开了，产品销售出去了就有成就感。待遇问题不用想，老板天天在那里考虑你的待遇。
田涛：就是你永远不去计较钱的事，不用计较怎么跟公司讨价还价的事？
曹贻安：不用的，老板看着的，他会给你涨。而且我觉得收入可以了，也不会去打听别人的收入是多少，不要自寻烦恼，自己就快乐了。我觉得人这辈子这么一晃就过去了，想那么多烦恼事干啥？只要得到应该得的，期望值达到了，就会很舒服的。
田涛：似乎华为有一个特点，就是员工互相都不打听对方的待遇多少？就这一点，绝大多数公司都是做不到的，为什么呢？
曹贻安：实际上老板给的收入已经超过期望值了，如果你横向和社会上的人去比，比他们都要好，那你想那么多干什么呢？早期的人走，基本是因为压力。
田涛：走基本是因为压力，不是因为互相比较？像你说的那个人是极个别的情况？
曹贻安：对，我无意中说了一下，他在旁边听得不舒服了。老板给人待遇差别很大，能干的拿得多，就更死心塌地跟着干。当时听说莫军一个月能拿1500，我们300多，我心想，要是每月能拿到1500，干10年我能拿到10万，就可以退休了。
田涛：很多公司早早的，里面的人际关系就很复杂。
曹贻安：对。关键是待遇比期望值高了，大家的心思就不会用在这上面。
田涛：对，这可能是根本的原因。
曹贻安：如果都抠抠唆唆，没有达到期望值的话，就会有很多计较。我觉得任老板的管理理念非常简单，没有那么复杂。
田涛：对，就是把钱分下去了。
曹贻安：对，没那么复杂。
田涛：我访谈了这么多人，不管大家有什么样不同的故事，但是最终都能发现最简单的两点，第一是把钱分好，第二是很放权，我觉得这是两个根本。当然你获得的钱的多少，获得的权力的大小，都跟你的贡献相关。
曹贻安：所以不会对老板有任何意见。你会碰到有些喜欢计较的人，他可能会把其他人都排挤走。
田涛：他们本身大多数也待不住。
曹贻安：大部分人实际上心智都是很单纯的。
田涛：就是复杂的人待不住，简单的人留下来了。
07、买股票就是赌明天
田涛：你一进来就有股票吗？
曹贻安：刚进来没有，没几个月就给我配了，因为就要到年底了。那时配股票，完全是看你的收入，没有任何理由可讲，你的奖金、工资有多少，就给配多少钱的股。
田涛：其实他是没钱给你吧？没现金。
曹贻安：当然，买不买还是你自由决定的。你如果觉得公司靠不住，股票配了，可以不买。
田涛：有没有人不买的？
曹贻安：有。
田涛：好多人不买？
曹贻安：好多人不买，拿钱走人啊。
田涛：少买是可以的？
曹贻安：可以，你爱买多少买多少。
田涛：从你的角度看，当时配股到底是出于什么原因？
曹贻安：我觉得当时主要就是缺钱，当然，激励也是一个方面。公司本来就贷不到款，大家把现金都拿走了，公司受不了。
田涛：其实这是大实话。
曹贻安：就是缺钱，很简单。
田涛：就是看你账户上有多少钱，然后给你配股，这个配股是年底配吗？
曹贻安：就是年底，年底分红嘛。那时基本每年都百分百地增长，一块钱的股，第二年就分你一块钱的红。
田涛：其实是每年都有分红。
曹贻安：假设你有10万股，分红10万块，他就再给你配10万，你就变成了有20万股，分红的钱也拿不走了。
田涛：不是因为表现什么的？
曹贻安：不是因为表现，就是你这钱别拿走。
田涛：杨汉超跟我讲，有一次老板说：“出门在外，把钱带够，带5万块钱。”然后杨汉超到财务那里去领钱，财务说公司整个账面上都没有5万块。
乌耀中：现在不是了吧？
曹贻安：现在就完全根据你的贡献、表现等各方面情况来配股了，早期不是，就是希望你把钱留着，省得公司到处去求爷爷告奶奶也贷不到款。如果公司垮了、完了，我们就一分钱都拿不到了。我们就是赌徒心理，看你敢不敢赌公司会接着往下发展，因为每年公司都是这么翻倍地给你配股。
田涛：早年你们似乎都不在乎股票，因为那时候拿不到现金。
曹贻安：就是这样的。
田涛：后来拿到现金了，才觉得股票很重要。
曹贻安：我们就是赌。实际上我们搞技术的人很清楚，公司有什么样的产品能卖，有可能接不上，股票就是一张纸。为什么那么多人走？赚了十几万了，就不少了，赶快走。
田涛：杨汉超已经是常务副总裁了，有一年配股他没敢要。他说他好不容易这么多年攒了一点钱，万一公司垮掉了，他的股票全变成纸了。
曹贻安：他觉得已经有那么多股了，够了，还是拿点现金出来稳妥一点，要不然出问题了就什么都没有了。
田涛：会有人谈吗？是我给你配多少股就买多少股，还是无所谓？
曹贻安：配了你自己买不买他就不管了。
田涛：也可以不买的？
曹贻安：对，他给你配了股，买多少自己决定。就是一个心态，周继国就是拿了十几万就走了。
田涛：他一看自己股票值十几万，就赶紧变现走了。我听说历史上所有的人走的时候都能够马上得到现金？
曹贻安：对，没有谁拖欠你的。我是属于不爱买股的人，有钱就拿来花，跟我父母、爷爷一样，我们长沙话叫“餐归餐，一顿是一顿，没有吃就早点睡”。
田涛：对，跟你们家的生活方式有关系。
曹贻安：所以给我配的股，我老是不全买。
田涛：大家其实也不把股票当回事？
曹贻安：不当回事。明年的饭都不知道在哪里，股票说不定就是一张白纸了，当时大家都是赌的心理。
田涛：假如公司在2002年困难的时候死掉了，股票都变成一张纸了，你们怎么办？
曹贻安：那也没有什么办法，再去找别的地方打工咯。
田涛：大家都这样吗？
曹贻安：我不知道。
田涛：你是这种想法我理解，这跟你们家的渊源有关系。
曹贻安：我们也不会讨论这些，说真的，我们那一拨人不太想这些不开心的事。
田涛：你判断一下，你觉得多数人会不会闹事？
曹贻安：没有人闹事，都是愿打愿挨。
田涛：还是有人很在乎这个股票的。
曹贻安：那是后来了，早期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大家都不会干涉公司的决定。要是不高兴，觉得今后收入不保险，就走人了。
田涛：对公司的前途没有信心。
曹贻安：或者是觉得不开心就走了，而且他所有的钱都会拿走。
田涛：退股的时候该退你的钱都给你了？
曹贻安：拿了那么多钱，那就高高兴兴地走，这是你自己选择的啊。
田涛：关键是拿这个钱的时候没有打过折，都拿走了。
曹贻安：反正该你拿的钱老板一分不少都会给你。
田涛：那时候人员的流失率多少，你大致判断一下？
曹贻安：还是很高的。
田涛：30%？
曹贻安：具体没算过，不会这么高。
田涛：从你的部门看？
曹贻安：10%左右吧。
田涛：那跟今天差不多啊？
曹贻安：每年陆陆续续都有人走，我们早期的人基本走光了。
田涛：你在公司做到最高的职位是什么？
曹贻安：市场部副总裁，然后是副总工程师，郑宝用是总工程师。也做过公司副总经理，相当于现在的副总裁。
田涛：任总最早的名片就是总经理。你在研发做过什么？
曹贻安：做过副总工程师。
田涛：排在公司第几？
曹贻安：排在第七。
田涛：第七是按工资排的？
曹贻安：按工资排的，按职位也是第七，工资就是跟职位挂钩的。我在华为的工号是007，所以我走到哪里，人家问我工号，我都说007。
田涛：所以你去英国是合适的。007指你是第七个人呢？还是后来给你排的？
曹贻安：后来排的，1993年按收入排过一次，我排在007号。
田涛：1993年你的月薪是多少？
曹贻安：应该有五六千了吧，横向去比，已经非常高了，你不会去想别的事情的。
田涛：跟社会上比已经是非常高了。一个月6000块，一年大概7万块。你真正拿到手的现金是多少？
曹贻安：没什么钱，每年股票配了。
田涛：你总是还有点现金吧？
曹贻安：没有，在公司也用不着钱。
田涛：那基本上你的工资都用来买股了？
曹贻安：也不是，刷卡花掉了不少。
田涛：你估计一下一年花出去多少？
曹贻安：大概花出去一半吧。
田涛：你能花掉一半，剩下一半买股票了？
曹贻安：对。那时候我就买一万多块的西装，做市场销售，我就是穿着名牌西装去见人，技术、形象、交流、谈吐等各方面都行，才能得到人家的信任。
08、他信任弟兄们，但从不讲哥们儿义气
田涛：你觉得任总早期是什么样的领导风格？
曹贻安：很放权，他用你就相信你，即使有人告你的状，他骂你几句就过去了，不较真。我做项目经理的时候爱干什么就干什么。住在哪儿，吃什么，甭给他报告，直接过来报销就行了。他不会过问，充分信任你，当然你也不会滥用职权。但是他不用你的时候，一脚就把你踢跑了。这大家也理解，人家是老板，做生意，不可能跟你讲哥们儿义气。
田涛：早年就不是讲哥们儿义气的那种？基于结果，而不是基于人情、关系这些？
曹贻安：如果基于关系的话，你能混就留着，但是提不起来。
田涛：待遇也不会明显增加？
曹贻安：不会增加，就维持你的待遇就行了。而且那些人的待遇从理论上来说已经足够了，因股票收入已经很高了，与新进来的人一比，股票收入占了一大块。
田涛：大家服他的管吗？
曹贻安：那没得说，谁都服他，不服的就走了。有的小孩年轻，跑到这里来做出一个东西，觉得自己能干，就出去做，另起一摊。刚开始出去的时候好多人都雄心壮志，做得很大，一搞就租一层楼，也像老板一样大手大脚的，结果一弄，发不出工资了。
田涛：就都学了个表面，对吧？
曹贻安：对。就发不出工资了，很难的，华为出去的我没有见过有很成功的。
田涛：真的很奇怪，20多年来出去了那么多人，似乎没有一个人是真正成功的。
曹贻安：没有学到老板的真谛在哪儿。而且我觉得老板不只是管理，还真是每一点都能够接上，万一08机没赶上趟儿，没有拿到入网证，公司就没有任何产品可卖了。
田涛：对，我也听别人说，每一个节点的命运很好。
曹贻安：早期如果像现在这么复杂，什么都搞不了了。老板这个度把握得非常好，到什么时候该引进什么样的管理。公司要向国际化大公司发展，没有这些管理流程跟上的话，也发展不了。所以每一步老板都看得很准，该干什么就干什么。他看了大量的书，每天会接受大量的知识，过目不忘，一目十行，一本书，他一两个小时就看完了。
田涛：我跟他出去，就发现，同样厚的一本书，我看三天，他在飞机上就看完了，看一页撕掉一页。
曹贻安：他绝对能把核心抓得紧紧的，我们开技术研讨会，他就坐在旁边听，但他能用他的语言总结出来。
田涛：对，他用他的语言去讲技术。
曹贻安：他在不断提高，大量看书，并没有坐在那里天天沾沾自喜。那些书看完以后他会灵活应用，毛泽东的书他也看，毛泽东的思想他都很清楚的。
田涛：真正的《毛泽东选集》，他应该在部队期间看的。
曹贻安：对啊，他早就看完了，当然现在不会再看了。
田涛：你觉得他的管理更偏中国的还是西方的？
曹贻安：我觉得就是他自己的管理思想，他不会把自己划分到哪个流派。
田涛：有些人就认为他学的这个，学的那个，其实对他来说，就是对他有用的，就是实用主义。
曹贻安：这么多理论，对他来说，想吸取的就吸取，不想吸取的对他没用。当然他会学习人家很多管理方法，但不会照搬任何一个东西，他的性格决定了他不会照搬。
田涛：你经历了早年时期，还认为他伟大吗？
曹贻安：当然，毫无疑问。你别看现在有些人学他的管理，其实学不到他真正的精髓，那是他天生的，骨子里就有很多灰度的管理直觉，当然他也在大量阅读和不断改进。
田涛：尤其是灰度，很难把握。
曹贻安：这就是艺术。
田涛：艺术就是靠感觉了。
曹贻安：科班出身的，你来管两下？马上就死了，不是那么回事儿。老板动不动就骂人，你光学他这个是没有用的。
田涛：有没有碰到过把谁骂得翻脸的？
曹贻安：有啊。
田涛：你跟他翻过脸吗？
曹贻安：有过，他骂我的时候我当时就翻脸了，我说我不干了，翻过脸他反而不骂了。
田涛：这是哪一年的事？
曹贻安：早年的事了。
田涛：他骂你的次数多不多？
曹贻安：不多，搞两次就不骂了。
田涛：惹不起了？
曹贻安：不是，没有什么好骂的，我们都在玩命干活，你骂我什么？我很简单，你不让我干，OK，我不干了，我玩儿去了。有段时间，我每天一看没啥事，就打高尔夫球去了，他一看我晒得漆黑漆黑的就知道我玩儿去了。
田涛：公司不是不让打高尔夫球吗？你还打？
曹贻安：那是后来不让。
田涛：你最早是哪一年开始打高尔夫球的？
曹贻安：1993年吧。
田涛：1993年就开始打高尔夫球啦，中国第一批。
曹贻安：老板知道我喜欢玩，知道我喜欢打高尔夫球。
田涛：所以他尽管有规定，也有例外的，这就是对不同个性的人也有例外的。
曹贻安：从来没有规定不让打高尔夫球。
田涛：规定了啊？
曹贻安：没有，那是后期了。各个办事处开始打球的时候，孙总说我们不务正业，才开始规定不让打高尔夫球。早期没规定，哪有那么多规定，就是规定不让开车，罚了我一下。
田涛：打高尔夫球之前是没有规定的？
曹贻安：没有规定，我还去跟他打过几次呢，他就是打9个洞。他买了一张会员卡，叫我陪他打过几次。
田涛：实际上坚持不下去。
曹贻安：打不起来，他的目标是走路，锻炼身体，对打球兴趣不是很大。所以很简单，你不让我做，我就去玩儿，你让我干，反正我能干好，我在华为属于另类。
田涛：像你这样另类的人也不少啊，有一批，很多人有个性。早年有没有人挑战他？
曹贻安：没有，想挑战他的人都走了。
田涛：为什么能做到这一点呢？很多公司都有这个问题，做到一定阶段，能人挑战一把手。
曹贻安：那个时候机会也很多嘛，我到别的地方也有机会。
田涛：合不来就走了？
曹贻安：对啊。那时候机会很多，如果是硕士，又做过研发的人，到哪儿不能做研发？
田涛：知识分子不好管。
曹贻安：对，知识分子很多时候只是要得到认可。
田涛：早期离开的那些人最后发展都怎么样？
曹贻安：没有一个好的。
田涛：你觉得是什么原因？
曹贻安：他们哪有老板的管理能力啊？他们没有任正非这样的本事，这个本事就是把这些人都拿捏得恰到好处，每个时期总会有人拼命干活。
田涛：他的管理水平你能给他总结个一二三吗？
曹贻安：我要是能总结得出来，我就是大学毕业，有理论水平了，就能写了，我没有这个水平。
田涛：为什么这么多年离开的人，包括十多年前离开的，没有人怨恨他？
曹贻安：没有什么可以怨恨的。老板对你各方面能力的认可，已经体现在薪酬上了。老板不是那种小里小气的人，所以离开的人不会对老板有任何的想法，可能确实感觉不舒服，那就走了。而且都是自己要走的，出去的大都也混得不怎么样，还是觉得在公司好。
田涛：有意见主要是对主管有意见。早年有没有开过人？你有没有印象？
曹贻安：基本都不主动开人的，能力弱的得不到重用而已。当时每个人都在升，如果你老不升，感到不舒服就自己走了。只要你有能力，都会得到提拔的，任何一个部门都缺人。
田涛：这确实是管知识分子的一个办法。很多公司员工离开的时候都对老板怨气很大，华为的人很奇怪，离开的众多人，包括高级干部、基层员工，都没有人对他有怨恨。
曹贻安：都是自己走的，因为我们确确实实是提拔有能力的人，你跟老板拍马屁没用，跟我们那一层拍马屁也没有用，明摆着，东西要出来。
田涛：天天表忠诚没有用，要的就是结果。
曹贻安：结果好，提工资、提职位，哪个部门缺人就调你。能力不行，老是提拔不上去的，如果你不愿意走，也可以留下来，那你的心态就要能接受，就只能干好手头这份工作。老板是不看关系的，所以离开的人怨不到老板身上，跟他拍马屁，经常一脚就被他踢回来了。
田涛：所以不了解情况的人去拍他的马屁，他完全不理你。
曹贻安：有一个云南的老板，搞BB机赚了很多钱，在当地很火，有一次碰到老板，他就说之前差点进了华为，他就是想表示一下华为好，结果老板说：“你到华为来干什么？你到华为来早就死了，没饭吃了。”根本不理你这一茬。
田涛：这两年我看别人拍他马屁的时候，他客气多了，但是也表现出不高兴，过去经常把别人喷回去。
曹贻安：对他就是工作好就行了，其他东西对他没用。
田涛：早期老板和你们聊天多吗？
曹贻安：和老板聊天也不多，他偶尔会光着脚，提着鞋，到我们那儿聊会儿天。
田涛：送汉堡，好多人说有这个印象。
曹贻安：我没有印象他买过什么汉堡，反正你想吃什么你出去吃就行了。但是我们用不着出去吃，不用花那个钱，食堂很好，犯不着出去。当然我们经常去外面吃大排档，尤其是我们在16栋做研发的时候，没有食堂，每一餐都在外面吃。
田涛：他请你们出去吃吗？
曹贻安：发票拿来报销就行了。他偶尔过来吃一顿，不太干涉你，你爱干啥干啥。
田涛：不干涉，都是这么说的。
曹贻安：嗯，你爱干啥干啥，也不会审查你的发票，你报销就行了。
田涛：闭着眼睛签？
曹贻安：对啊，会有人告状，但是他不审的，从来你报多少就多少，我们也不作假。
田涛：下面定薪水，都是你定的吗？
曹贻安：定完之后还是要老板签字，他不签肯定提不了。只是进人、招人不用他签字，人事部只认我的签字。
田涛：其他部门也这样？
曹贻安：其他部门招人也由经理签字确认。
田涛：过去你招人有没有现在那么复杂？
曹贻安：没有，你看得顺眼，签字就进来了，而且我们也没有招过自己的亲朋好友进来。
田涛：你招了他也不管吧？
曹贻安：不管，招进来就得干活的啊，能招到人都不错了。
田涛：有没有招进来很后悔的人？
曹贻安：没有，每个人都有他的能力和特长，我用他的长处。
田涛：早年有没有招进来有些很难缠的人？
曹贻安：没有，我没有碰到过。有小心眼的，觉得不舒服就走了。像我们这些人一看到“芭蕾脚”广告，就会觉得很震撼。因为我们是拼出来的，现在刚进公司的小年轻肯定是不理解的，怎么要把我折腾成这只“烂脚”，肯定不干。
田涛：理解的人现在是越来越多了，刚开始的时候那个画面太刺激了。同样两个经济学家，一个经济学家看到那个画面就说：“怪不得美国怕华为。”另一个经济学家说：“哎呦，看着有点害怕。”同样是害怕，一个是视觉上感觉不舒服，因为是烂脚，另外一个是震撼，这两个经济学家说的时候我在现场。
曹贻安：我在的那段时间，感觉大家的奋斗是发自内心的，因为你通过努力做出成绩，马上就可以得到提拔，收入、待遇马上就提升了。是不是现在收入、待遇跟不上了？
田涛：现在员工收入在全球范围内比还是很有竞争力的，现在的人可能觉得是理所当然的。
曹贻安：我们那时候，根本不用想这些事。
田涛：还是跟每一代人不一样有关，那一代人单纯一点。那时候家里都穷，在中国华为的收入相对是最高的，年纪轻轻20多岁就被提拔起来了。像你这种还算少的，你还在其他单位工作过，过来被委以重任是可以理解的，当时你也很年轻啊。
曹贻安：是，30多岁。
田涛：很多人就20多岁，从学校一毕业就被委以重任，那是不一样的。
每到一个国家，就弄丢一个人
田涛：你没有学历，怎么管理手下的博士、硕士呢？
曹贻安：他们遇到的问题你能解决，他们就佩服你。很简单一个例子，我和一位清华的硕士去埃塞俄比亚，我安排他给我当翻译，他当时跳着跟我说：“我清华的，提笔能写，张口能说，给你当翻译？”然后我们去见一个部长，这位部长是埃塞俄比亚人，但他是北京大学留学的博士，会中文。
这位同事进去后自己说了半天，人家没理他，后来我发现部长能说中文，我用中文直接跟他讲，他马上就说，他不是管通信的，但可以介绍管通信的部长来跟我们见面，建议那位部长来安排技术交流。从这以后，这位清华硕士才我说啥他翻啥，否则的话，他看不上你的。
田涛：你最早是什么时候去海外的？
曹贻安：我是属于想得开的人，我不争。我就做我能干的事情，能干就干，干不了就离开。我1997年就开始在国外跑了，公司把我放到拉美，但我不会英文，做什么事都要通过翻译。
田涛：我知道到海外去，很多人英文都不行。
曹贻安：是啊，我更差。当时我带着七八个人去拉美，跑一个国家就丢一个，因为各种原因回国了，最后就只剩两个人了。
田涛：你是第一个去拉美的？
曹贻安：不是第一个，但是像我这样大规模带着人去做技术交流的，是第一批。当然前面像刘学敏他们已经派出去了，但他们不是搞技术的人，只是建一个办事处，连运营商是谁都不一定知道。
田涛：见不着人？
曹贻安：见不着，你跟人家怎么交流？
田涛：刘学敏是去拉美的第一个？
曹贻安：是去巴西。
田涛：是巴西代表处的。1995年？
曹贻安：1997年吧。
田涛：你不是去代表处，是去做技术交流？
曹贻安：不只是做交流，我是负责拉美地区的。
田涛：常驻巴西？
曹贻安：对。
田涛：待了多久？
曹贻安：半年多吧。我们七八个人，去一个国家走一个，最后就剩俩了。当时巴西有世界杯，巴西人全都看球去了，然后又遇上我们的春节，我觉得没什么事干，就要回来，但老板不让我回，我把手机一关，就直奔机场。
田涛：什么叫“到一个国家走一个人”呢？
曹贻安：他们找出各种各样的理由回公司，不想在那儿待，苦嘛。比如说家里有啥事啊，必须要回，各种各样的原因。
田涛：你作为领导也跑了？
曹贻安：我作为领导也跑了。
田涛：全球化早期有多难？
曹贻安：连运营商的名字都不知道，找谁去做技术交流？
田涛：在所有国家都没有见到客户？
曹贻安：后面都慢慢见着了。
田涛：那几个月都见着了？
曹贻安：对啊，后来慢慢开始做了。
田涛：回来怎么办？
曹贻安：回来老板让我写检讨：“你手机都敢关？我不让你回来，你居然把手机一关就跑回来。”臭骂我一顿。
田涛：回来干什么呢？
曹贻安：回来就给他交辞职书了。
田涛：回来就辞职了？
曹贻安：没多久就辞职了，因为要跟陈黎芳结婚。
田涛：当时公司规定夫妇两人不能同时在公司。为什么陈黎芳不辞职，而你辞职呢？
曹贻安：我不辞职我得在拉美干啊。
田涛：在公司没有谈判的余地？回来以后在国内干？
曹贻安：哪有谈判，派你去拉美你就在拉美干，除非辞职。
田涛：结果可能感情就吹了。辞职以后没有自己干活？
曹贻安：怎么可能干？不会再干了。我1999年辞职，2000年我们儿子就出生了，接下来全是我带儿子的经历了。公司每年都有非常多的麻烦，加上竞争对手一直没有消停过，每年都在应付这些事。
儿子2个月大的时候，我们就带着他去了北京，陈黎芳在上面见客人，我带着儿子在下面玩，在商场里转。儿子饿了，打个电话，陈黎芳下来喂喂奶，喂完奶，我带着儿子继续在商场里转着玩，困了就让他在小婴儿车上睡一会儿。
田涛：这都是很感人的细节。
曹贻安：就这样。
田涛：孩子一哭陈黎芳就要喂奶？
曹贻安：陈黎芳就喂个奶，喂完奶她该干吗就干吗去，我就带着他到处转。
田涛：我知道那时候有很多不容易的事，很多都是陈黎芳处理的。
曹贻安：对啊，她跟我的性格有点像，也不抢任何功劳的。
田涛：她永远是做完事情躲在闪光灯后面。
曹贻安：对，做好该做的事情就行了。
田涛：最艰难的是1998年……
曹贻安：没有最艰难，每一年都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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