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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办公设备碎纸机更新时间:2022-02-09 06:51:12

新中国建立后的一段时间内,“飞马”牌香烟与中华牌齐名,是中国著名的畅销香烟。“飞马”牌香烟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然而“飞马”牌香烟的身世,却鲜为人知。

自救运动

新四军刚刚建立,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尚处在合作之中,我军从国民党三战区领取微薄军饷,勉强能够维持军需。

1941年,皖南事变爆发,国民政府称新四军为叛军。新四军被取消番号,军饷也停发,没有资金支持,新四军该如何生存?

陈毅刚刚担任新四军军长的时候,军队正面临着最为艰苦的时刻。由于缺少经费,新四军武器装备严重不足、粮草短缺,陈毅和副军长张云逸肩上的责任也越来越重。

新四军供给部部长提出建议:在淮南地区推行赋税制度,减少当地农业的苛捐杂税,提高粮食产量,反哺新四军。

起初赋税制度为解决新四军粮草短缺问题提供了一定的帮助,然而不久后,人们发现了其中的弊端。

淮南地区自然条件极差,粮食产量低,部分地区依旧处在敌人的控制之下。显而易见,只依靠淮南部分地区的供给,新四军根本无法长久存活。

部队想方设法筹集资金,却是杯水车薪。

有一次,副军长张云逸在召开干部会议,尽管窗户开着,屋里还是烟雾缭绕,他明白大家在抽树叶卷的喇叭烟,快结束时,看到一些战士在地上捡烟蒂吸,大受触动。

随即他找来供给部部长胡弼亮:“我们当领导的,要关心干部战士的生活问题,吃的、穿的、用的都得关心。能否办个烟厂,以解决部队官兵抽烟问题?”

张云逸副军长并不是随口说说,除了解决战士的抽烟问题,他还想到利用烟厂自救。

当时新四军驻地江苏、淮南附近盛产烟叶。假如新四军开设一家烟厂,充分利用当地的烟叶资源,一定能够摆脱资金困境。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烟草消费国家,大多数的男性都有吸烟的习惯。只要新四军生产的烟草质量过硬、定价合理,销路便会打开。有了经费,新四军的武器、粮草困难也迎刃而解。

张云逸将自己的想法汇报给上级,中央表示赞同。不久后,随后开始调集人马,筹集经费,购买烟卷生产设备。短短几天的时间里,卷烟厂便初具规模。

听闻新四军要置办烟厂,战士们干劲十足。军长陈毅嘱咐道:“质量就是商品的生命”,一定要保证产品的质量。只有这样,产品才能够飞到天长、六合、淮阴,飞到南京、上海去。

战士们贯彻首长指示,从多个方面提高香烟的质量。他们从当地采购质量最好的烟叶,组建一支运输队伍,设法穿过敌人的封锁线,将烟叶运回新四军驻地。

烟丝处理完毕后,工作人员开始精心炒制。在此之前,他们已经将烟梗全部切掉,炒丝时要求不焦、不碎。炒制完毕后,工作人员按照科学的比例添加香料。

那时敌人限制新四军的活动范围,我军只能拜托在敌占区活动的爱国商人,找来上海烟厂的配方,认真分析、加以改进,研制出最合适的香料配方。

香烟配置完成后,工作人员开始精细包装。战士们必须保证每一支都没有空头,不松、不紧。

一切准备就绪后,烟厂成立质量检测小组,小组成员对每道工序、每一条成品烟进行抽检,发现有问题,命令工作人员重做,并要求责任人找出原因,写检讨反省。

后来张云逸之子张光东说道:“现在看来,我父亲那时候还有点品牌意识。刚办烟厂时,很多人认为用原来烟厂的香烟名字,贴牌生产就可以了。但是父亲认为要有自己的品牌,不同意用其他牌子。于是,他牵头找淮南日报社的人设计商标,帮助起新的名字,最终香烟被命名为‘飞马’牌”。

新四军自己生产的香烟,名字一定要有革命意义。所谓“飞马”,象征着万马奔腾、有冲劲、有气势。

竭力攀登,步步生风

为了打开“飞马”牌香烟的销路,新四军特地召开了香烟促销会,请在淮南地区颇有威望的名人、香烟销售商以及部分农民和工人参加促销会。

众人点烟后,会场瞬时香烟弥漫。商家们吸了一口,随后看看牌子,一股特有的香味便在鼻腔、口腔中弥漫开来。众人纷纷点头,对“飞马”牌香烟赞不绝口。

听闻这是新四军第一次生产香烟,香烟销售商们震惊不已。如此高品质的香烟,制作技术显然已经趋向于成熟,新四军第一次生产便达到这样的高度,着实令人意外。

人们发现,大英牌香烟的烟筋含量大约在两成以上,其他的香烟烟筋占比更大。

“飞马”牌香烟,抽出里面的烟丝,大多都是金灿灿的纯叶,烟筋少之又少。

销售商们说道:“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飞马”牌香烟响当当,有多少我们要多少……”

自此,物美价廉的“飞马”牌香烟彻底打开了销路。不久后,“飞马”牌香烟火遍大江南北,得到了众多烟民的喜爱。人们亲切地称呼“飞马”牌香烟为爱国烟。

烟厂门前,每天前来订货的烟商不计其数,甚至经常有烟商排队等待发货,夜晚还在蹲守。

销路彻底打开后,资金渐渐回笼,烟厂更新设备,扩大了生产规模。后来,烟厂已经在竹镇、古城、盱眙等地设置了4个分厂。

1944年,烟厂又添置了卷烟机以及切丝机各一部。20多间厂房建立,100多名工人准备就绪。

烟厂实行白班、黑班两班倒,每天生产香烟达到1200条,相较于烟厂刚刚建立时提高一倍。

烟厂设立在偏远农村,却丝毫不影响“飞马”牌香烟的销售。几年来,烟厂利润成倍增长,平均每个月上交到军部的利润高达30万元。

1943年秋,陈毅奉命回到延安参加会议,顺便给中央领导带去新四军自产的几条“飞马”牌香烟。

毛泽东边抽着烟边说:“‘飞马’为抗日战争服务,为根据地建设服务,可谓‘劳苦功高’。甚至成为‘烟草大王’了!”

1944年秋天,华北遭遇特大干旱,人民生活困苦不堪。军队从烟厂上交的利润中拿出1600元支援灾区,一时之间,传为佳话。

1945年,天源公司成立,专门负责“飞马”牌香烟的生产、销售。新四军内部不仅能够实现自给,还能依靠“飞马”牌香烟发展贸易,交换布匹、弹药以及粮食。

此外,“飞马”牌香烟的制作技术也逐步提高。比色、比香、比味、比烟丝、比烟灰,“飞马”牌香烟皆压倒了名牌货大英香烟。

政治利器,意外之喜

“飞马”牌香烟销量节节攀升,渐渐达到了供不应求的程度。很多人想要购买“飞马”牌香烟,却找不到渠道。

在此情况下,二师师长居然以“飞马”牌香烟为突破口,达到侦察敌情的目的。居长玉与嘉山日伪军队长陆建华取得联系。

居长玉说:“戏班子正在排戏,需要一套军装做道具。如果您愿意帮忙,我将以五包‘飞马’牌香烟作为报酬。”

陆建华听后大喜过望,找到一套军装十分简单,想要得到五包“飞马”牌香烟却难上加难。

陆建华说:“饭可以不吃,烟不能不抽,只要有烟,想要几套军装都行。”

陆建华将两套军装交给居长玉,居长玉也按照约定送他“飞马”牌香烟。

陆建华向别人询问居长玉的住处。原来,陆建华抽完了“飞马”牌香烟,想要继续用军装换香烟。此时居长玉提议:用一支手枪换“飞马”牌香烟。

陆建华毫不犹豫地答应,当天晚上,他潜入仓库拿了两支手枪,第二天同居长玉换来两包“飞马”牌香烟。

此后,陆建华与居长玉建立起紧密的联系,居长玉经常为陆建华送烟,两个人一起吃饭,经常交谈许久。

某次谈话中,陆建华透露,日伪军的30多人明天将要抢夺百姓的粮草。

居长玉听完后故作震惊,他急忙回答道:“如果这消息是真的,我要回龙山把父母接过来避一避。”

陆建华点点头,“消息是据点里的翻译说的,绝对可靠。”回到军队后,居长玉向师部汇报了此消息,上级下达命令,布置兵力埋伏在敌人的必经之路上。

第二天上午,一队日伪军出现在我军视野中。看到敌人进入包围圈,新四军开火,20分钟之内歼灭敌人,大获全胜。

此后,日本人对“飞马”牌香烟恨之入骨,便展开了封锁。他们在码头、交通要道设置关卡,阻止“飞马”牌香烟向外运输。与此同时,日本军队还派遣飞机前往烟厂上空,企图炸毁新四军的工厂。

为了将“飞马”牌香烟运出去,商人们煞费苦心。他们将“飞马”牌香烟装进大英牌香烟的盒子里,冲过敌人的封锁线后,商人们再将“飞马”牌香烟复原。

日本对“飞马”牌香烟的重视程度引起了海外消费者的兴趣,海外香烟经销商乔装打扮,躲过日本人的跟踪,暗中找到陈毅,订购“飞马”牌香烟。

日本人封锁严格,“飞马”牌香烟的销量却丝毫不受影响。

抗日战争胜利后,“飞马”牌香烟厂随着军部机关搬迁到山东,在徐州、济南等地继续投入生产。

与此同时,一部分的烟厂职工跟随第三野战军进入上海,将“飞马”牌香烟的制作工艺传播到那里。后来,上海卷烟厂也开始制造“飞马”牌香烟。

1992年,“飞马”牌香烟在上海卷烟厂停产,彻底退出历史舞台。

从烟草公司筹措几十元经费开始,到20世纪90年代初,40多年时间里,“飞马”牌香烟红遍中国,从最初的高档烟品牌,到改革开放后的百姓香烟,这个充满了荣誉的香烟品牌,也伴随着中国的强大。

“飞马”牌香烟,是一个时代的回忆,人们将永远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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