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们只能用片段的镜头记述这位伟大的科学家一生的故事了，因为，即使在被一些人看来是无所不能的网络之上，我们也很难找到他的一张照片、一段完整的故事。
在做这件事之前，我们想到了这位伟大科学家的一位同事说过的话：“人们应该铭记历史，即使历史中的人从不奢求。”
说这话的人叫杨照德，这位科学家的同事，长期在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工作，曾担任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研究员，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兼职教授、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专职作家。
我们所说的这位伟大的科学家叫钱骥，空间技术和空间物理专家，两弹一星元勋，中国空间技术的开拓者，中国地球物理学科的主要创业者，我国第一颗卫星东方红一号方案的总体负责人。
1999年9月18日，我国在人民大会堂颁发“两弹一星功勋奖章”，有23位科学家获奖，钱骥也是其中的一位，但他却没有来到现场，原因是这个时间距他去世已经整整16年。替他来领奖的是他的夫人史丽君。关于史女士，我们几乎找不到她的任何资料，但作为钱骥的夫人，在走向领奖台的那一刻，她不禁泪流满面。
在史女士的心里，钱骥是这样一个人：一个再老实不过的老实人。钱先生去世后，她一直在说钱先生能够与世无争，百般忍让，说钱先生既不向这个世界提出任何与自己地位不相称的要求，也从不让这个世界来给自己确定什么地位。家里住房太挤，钱先生不吭气；职称该调了，钱先生不吭气；生病躺倒了，钱先生不吭气，甚至，钱先生每次在公共汽车上被别人挤扁了身子，还是照样不吭一声。
在这种无争与忍让中，钱先生不仅老实而且平常，人们因为他在公共汽车上被别人挤扁了身子，完全可以说他是一个再平常不过的平常人。但正是这个老实而且平凡的人，却有着自己一贯坚持的“爱好”与“主见”。关于“爱好”，史女士是这样说的：自然，他也有话多的时候，就是一谈起卫星的事儿，他总是眉飞色舞地讲个不休；关于“主见”，史女士是这样说的：他既不愿去过问自己工作之外的任何闲事，也不肯让自己的脑袋去作别人的跑马场。
不肯让自己的脑袋去作别人的跑马场，是一个科学家的必须，这里面也有着钱先生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骨气，正是在这种骨气，让钱先生努力在那个一穷二白的年代里进行着科研的事业，让自己成为了我国两弹一星中的“三钱”（指钱学森、钱骥、钱三强）之一。
掌声响起来，泪水流出来。史女士替钱先生接过奖牌，她在钱先生去世后对钱先生的评价，并没有成为她作为钱先生的妻子替钱先生走上领奖台的感言。那一刻，一切都变成了她眼里的泪水，是万千的感慨。
缺席了领奖，却从不缺席贡献——1970年4月24日，中国按计划成功发射了“东方红一号”人造卫星。钱骥对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研制做出了重大贡献。
在众多的资料里，我们找到了这样一张照片，照片上有很多人，都昂首向天，争相眺望，望着的是中国人在太空睁开了的眼睛，是难以言表的激动与振奋。但在照片上，人们很难看到的是，在那个举国上下一片欢腾的时刻，许多参加卫星研制任务的同志激动得热泪盈眶，当然也包括钱骥先生。热泪盈眶的他们，心中是无比的欣慰和高兴。
遥想当年，“东方红一号”曾引起过周总理的惊叹——“东方红一号”总设计师也姓钱——我国第一颗卫星的初步方案完成后，归纳成图表，分别向科学院领导和国防科委领导做了详细汇报后，由钱骥等直接向周总理汇报。当周总理知道是钱骥给他汇报时，风趣地说，我们的卫星总设计师也是姓钱啊？我们搞尖端的，原子弹、导弹、卫星，都离不开“钱”啊！这个“钱”就是钱骥。
资料照片：1.长征一号火箭与“东方红一号”分离；2.1970年4月24日21时35分，发射控制台操纵员按下发射按钮，“东方红一号”随后升天；3.“东方红一号”卫星。
人活着，就得有理想，这个理想可以是自己、是家园，当然也可以是为祖国。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这句话出自王勃《滕王阁序》。意思是：一个人处境越是艰难，就越是坚忍不拔，越是不丢失高远之志。用这句话来形容钱骥青少年时代为国奉献的理想形成再也合适不过了。
钱骥1917年出生于江苏省金坛县，1929年夏，考取了金坛县立书院小学，1930年7月毕业，同年8月考取江苏省立南京中学。1931年12月，学校被迫解散，辍学在家半年。1932年8月，进入金坛县立初级中学，1934年7月初中毕业。初中毕业后，在金坛县河头小学、神亨小学当了1年教师，参加了地下党领导的读书会。1935年，考入无锡师范学校。他的家境并不富裕，初中就断断续续地上了好几年。
当时的中学，一年的学费需要40多元，为供他上学，父亲没有一点犹豫，将家里的几亩地典当了。让儿子通过读书能有一个更好的将来，是父亲当年的理想。后来，钱骥回忆说说：“在我读中学阶段，父亲就常常以典卖土地来维持我的求学费用。土地是父亲和家人的命根子，父亲为什么要这么供我上学，我当时虽然年龄小，认识不是十分到位，但还是能明白一些父亲的良苦用心的，而这也促使着我读书时非常努力。”
正是因为有了父亲的苦心以及影响，钱骥热爱学习、刻苦上进的性格一天天养成，然而，1937年10月，他所在的学校却被日本侵略军飞机炸毁，学上不成了。面对一排排倾泻而下的炸弹，面对在校园里被炸得粉身碎骨的课桌以及伤痕累累的家园，他一下子明白了家与国的关系。之后，他联系了十多名同学，一路西行，想要找到抗日组织，但结果却是自己在路上被炸得东躲西藏。
若干年后，钱骥是这样回忆这段国仇家恨的历史的：一个炸弹落下来，落在扶老携幼的逃亡的人群里，大家都哭着奔跑、逃命，看到这一切，我的心里充满了怒火。也就是那个时候，我心中升起了报仇雪恨的雄心壮志。我想，有一天，如果我们的祖国强大了，侵略者还能这样吗？侵略者在天上有那么多的飞机，我们为什么就没有呢？也就是这个时候，我想到了科学，想要通过工业救国、科学救国成为那个时代青年学生和我的首选目标。
在这里，人们应该能够看到这样一种壮志了，它像古代的诗歌，如同大漠孤烟，从钱骥的发丝间升起，成了擎天的柱——那是一个年轻人穷且益坚的青云之志，成为了他日后努力践行的理想。
在我军部队里，有一句很提气的话：苦练杀敌本领，时刻准备战斗！没有找到抗日组织的钱骥意识到只有脚踏实地的学习，才可能实现自己的报国之志。1938年8月，他从北碚国立四川中学师范部毕业，9月参加统一考试，高分考取了国立中央大学（1949年更名为南京大学）理化系。1943年，他从国立中央大学理化专业毕业，留校做助教，并进修物理。
新中国成立后，钱骥历任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室副主任、主任，二部卫星设计院业务负责人。1958年，参加组建空间物理研究机构，探讨人造卫星的基础研究课题，开展中国人造卫星方案探索研究，领导卫星总体、结构、天线、环境模拟理论研究。10月，参加了中国科学院组织的“高空大气物理代表团”到苏联考察。
在这之前的 1957年10月4日，苏联宣布成功地把世界上第一颗绕地球运行的人造卫星送入轨道，而钱骥的人生轨迹已经从气象走向卫星。当时，卫星是个什么东西，或者说它是用来干什么的，大家对它都不完全清楚，所以，也便有了钱骥的考察。
这次考察很有故事，据说，苏方人员开来了一辆卡车，上面装的就是他们把卫星送上天的仪器，我国的考察员们伸长了脖子，都想看看仪器里面是怎样的，但却没能得到苏方同意。所以，我国的考察员们只看到了让卫星进入轨道的仪器外壳，并不知道里面到底是怎么回事，有着怎样的科学原理。在大家的惋惜声里，钱骥说：靠别人不如靠自己，我们要走自己的路，要想有自己的实力，必须是由自己干出来的。
考察归来后，钱骥他们自己动手，在北京西苑操场陆续在院内建了几十间平房，作为行政办公用房、机加工车间、土煤气发生炉等，甚至还将院内西北角的一座男厕所改装为环境模拟实验室。这样的“动作”撂到现在也许没有人相信，但我们的卫星模拟实验就是这么开始的，由男厕所的被改造开始的。正是在这个地方，钱骥作为中国第一颗卫星“东方红一号”方案的总体负责人，为回收型卫星的研制，做了大量技术和组织领导工作，并在1965年提出《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方案设想》报告，组织编写《中国卫星系列发展规划纲要设想》，为人造卫星研制打下了初步的技术基础。
后来的事情，人们也都知道了——1970年4月24日，我国按计划成功发射了“东方红一号”人造卫星，也便有了我国人民仰望星空的一张张欣喜与激动的笑脸。
现在，让我们一起来回味史女士评价钱先生的那些话：他既不向这个世界提出任何与自己地位不相称的要求，也从不让这个世界来给自己确定什么地位……家里住房太挤，他不吭气；职称该调了，他不吭气……甚至，每次在公共汽车上被别人挤扁了身子，他还是照样不吭一声……都说，天上一颗星，地上一个人，钱先生就是那个让中国人首次在太空睁开了眼睛的人，甘愿平凡的、在地上的、有志气的人，一直被我们怀念和致敬。
本文图片来自网络，感谢原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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