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子”和“衙内”在中国古代社会，一般用来指官宦子弟。平头百姓之间说客套话，尊称对方的儿子为“公子”，那是当不了真的。二者最大的区别是，“公子”一词含褒义，至少是中性词。而“衙内”，贬义味道十足。
追溯这两个词的历史渊源，二者也区别甚大。在春秋时期，“公子”特指各诸侯国国君的除太子外的其他儿子，而公子的儿子则叫“公孙”。到战国时期，国君的儿、孙都可以叫“公子”，如战国著名的四公子：齐之孟尝君、魏之信陵君、魏之平原君、楚之春申君，他们的父亲或祖父是所在国的国君。再到后来，“公子”的内涵又扩大了，达官显贵的儿子都可称“公子”。
但被世人尊称为“公子”特别是“名公子”的，其门槛是很高的。一是其父的级别要高，一个九品科级或者不入流的小官吏的儿子，称“公子”会让人笑掉大牙的。二是其父是大官只是必要条件，本人还要有些文才，风流倜傥，长得不算丑，举止风雅，为人侠义。如明末四公子冒辟疆、陈贞慧、方以智、侯方域，清末四公子陈三立、谭嗣同、丁惠康、吴保初，就是这类人物。
“衙内”这个词是从“牙内”一词讹转而来的。古代“牙门”也叫“辕门”，指军营之内。唐末和五代十国时期，藩镇割据，军阀混战，统兵者要时刻提防手下的将士造反，所以宿营的牙门之内，由本家族的子侄辈带领亲兵拱卫。后来，文官在衙门内的子侄辈，也一并称为“衙内”。这种“衙内”，多半是依仗父祖辈的权势，干欺男霸女、凌辱细民的勾当，为世人所不齿。这类物种在中国传统戏文和话本小说中很常见，最有名的当属《水浒传》中高太尉的侄子亦养子高衙内。
中国从唐宋以后，靠科举出仕是正途，虽然正途出身的文官，混蛋也不少，但毕竟是读圣贤书出来的，自己和教育出来的儿子哪怕再坏，表面上还不敢过于飞扬跋扈，否则就会被士林耻笑。比如明代的严嵩、严世蕃父子，其贪腐之程度，有明一代，可以排进前三名。但严世蕃这人，聪明机警，自负乃天下之大才。书读得很好，皇帝写给他父亲的指示，其字外之意，他理解得最精准。
人类进入父系社会后，可以说一个人来到世上，就开始与其他人“拼爹”。因为家庭的财富、父亲的权势和社会地位，对一个人接受什么样的教育、选择何种职业、能利用什么样的社会关系创业，影响甚大。即使在今日法治体系相对健全、公平的欧美，出身政治豪门的布什，和遗腹子克林顿相比，其从政可资利用的家庭资源要强得多。更不用说几千年来家国同构、家庭家族资源极为重要的中国了。对多数科举正途出身的文官家庭来说，如何教育儿孙、避免儿孙中出纨绔子弟，一直是个莫大的课题。至今如曾国藩教子之道，仍然被世人推崇。
正由于中国古代几千年来官僚层崇尚文教，文官的儿孙明目张胆地“炫父”、胡作非为并不多。读书人的孩子“拼爹”是很讲艺术的，他们会巧妙地利用父辈的关系，拜见年伯、世兄时，一定会态度谦恭。如明末侯方域写信劝说他父亲的门生、手握重兵的左良玉，那文辞是何等的优美。李鸿章因为其父亲李文安和曾国藩是进士同年，所以很早就拜在曾氏门下，因此才得以飞黄腾达。但必须承认，这和李鸿章的才具是分不开的，一个胸无点墨的纨绔子弟，其父亲的同年如何提拔他，也不会有太大的成就。而且，当时由于有科举这个刚性门槛，大官的孩子如果考不上举人以上的功名，仕途是很难的，因为捐班——即花钱买官衔，一般很难做到大官（除非有特殊机遇），且在官场上被人瞧不起。
有些公子利用父亲的权势，做一番利国利民的大事，这就成了后世传颂不断的佳话。如谭嗣同的父亲谭继洵是湖北巡抚，他利用父亲的名望结交各路英豪，致力于变法维新。陈寅恪的尊人陈三立，在其父陈宝箴担任湖南巡抚期间，辅佐其父大办新式教育和实业，使历来封闭守旧的湘省一跃成为变法风气最浓的省份。当然，并不是所有科甲出身的大官，都不会出不肖子弟，有些人的子弟同样会公开“炫父”，其父亲的下级为了拍马屁，就会想方设法逢迎这类衙内。如明嘉靖年间的胡宗宪，进士出身，曾任兵部侍郎兼佥都御史，总督浙直福建军务，在东南一带抵御倭寇。他的儿子曾来到海瑞当县令的淳安县，嫌驿站招待太差，鞭打了驿丞。这就是典型的仗势欺人。海瑞将这位威风八面的衙内捆绑起来交给胡宗宪，说有人假冒大人的公子，下乡骚扰驿站。因为像大人这样的人物，不可能教出这样的公子。铁面海瑞是官场异类，但海瑞这番话让胡宗宪只能哑巴吃黄连，说明当时官场内谁家孩子仗着父亲的权势张扬招摇是很丢人的事情。那个时代，容易仰仗父亲权势横行霸道的，多是级别不高的恶吏、地方土豪或者是没受过什么教育的武官的儿孙。如明朝天启年间的“缇帅”许显纯———即掌管锦衣卫的都指挥使，他爷爷是驸马，也就是说他身上有皇帝的血脉，从小不好好读书，斗鸡走马，寻花问柳，是薛蟠一类的人物，最后只能弄了个武进士出身。后拜在魏忠贤门下，是残害东林党人的第一杀手。后来崇祯即位，铲除阉党，他也被斩首了。
一个时代官僚阶层子弟的行为和公共形象，可以作为衡量这个时代政治是清明还是腐败的重要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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