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本武
（《宣城历史文化研究》微信版第156期）
汪孟邹，清末秀才，以一介书商行走在中国民主革命的道路上，来往于革命领袖、文化巨星和劳苦大众之间，为中国革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成为民国时期著名的出版家，2007年被评为“安徽百位文化名人之星”。本文从中国革命历史的角度，概述他一生对国家所作出的贡献。
“推倒一时豪杰，扩拓万古心胸”汪孟邹，安徽绩溪人，1877年出生于县城书香门第。他正名邦伊，学名炼，亦名梦舟。祖居绩溪县城白石鼓，与胞兄汪希颜早年均为秀才。1894年甲午战败，康梁维新，其师胡子承（正名晋接）鼓励他接受新思想，要其多读历史、地理以及许多新书、新报。1898年，戊戌政变，他的哥哥希颜（正名邦佐，学名铸）进南京高等学堂，后又转入江南陆师学堂。哥哥在那里认识了许多好朋友，如章士钊（又名行言、秋桐）、赵声（又名伯先）、陈仲甫（又名独秀）等。1901年春天，辛丑国耻，汪孟邹也进入江南陆师学堂学习。下半年父亲（正名器勋，号念五）去世，其母叫他辍学，留在家中授徒教学。1902年夏，他的哥哥又死在江南陆师学堂，留下两男三女：乃刚、淑如（女）、原放、慎如（女）、协如（遗腹女）。
1903年，汪孟邹联合胡子承、周栋臣集资1200银元，由孟邹去芜湖开一家新书店，名叫科学图书社。科学图书社小客厅挂着陈独秀书写的对联：“推倒一时豪杰，扩拓万古心胸”。
芜湖科学图书社旧址
次年春，陈独秀把《安徽俗话报》由安庆迁去芜湖，科学图书社立刻成为该报的发行所，并与在芜湖的革命学堂—安徽公学、皖江中学、徽州公学（初级师范）声气相求。陈独秀更进一步联络淮上健儿柏文蔚等力量，在安徽公学成立“岳王会”革命组织。在当时，号称安徽小上海的芜湖，不仅是思想文化的中心，更是全省革命的策源地。
汪孟邹“为热烈的革新感情所驱使”，积极为革命操劳奔波，认真地为《安徽俗话报》写稿和发行，帮助岳王会开展秘密活动。科学图书社主要代售上海出版的新书报，兼营仪器、文具、教科书。时有反清的书刊，如《黄帝魂》，邹容的《革命军》《苏报》《复报》等。1922年，高语罕（一位长期在芜湖与科学图书社共命运者）写道：“安徽近二十年，所谓种族革命、政治战争、社会运动、文化运动，芜湖实居重要地位，而长街（科学图书社的所在街名‘长街’）之中，方丈危楼、门前冷落之科学图书社，实与之有密切关系！”因此，汪孟邹被誉为“维新巨子”、“辛亥老人”，科学图书社“为会议机关”、“革命遗址”。
“孟邹办了个亚东图书馆，我做了几本《新青年》”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汪孟邹的朋友和同志成功了。其中，柏文蔚做了安徽都督，陈独秀在都督府做了秘书长。这时，陈独秀和柏文蔚商量，决定让汪孟邹重回芜湖继续做生意，同时，帮助汪孟邹凑点股分，让他再到上海开书店。于是，1913年春，汪孟邹在上海市惠福里（四马路）开办了“亚东图书馆”，又名芜湖科学图书社申庄，员工仅仅3人，汪孟邹、许潜如（胡适挚友许怡荪的弟弟）和汪原放。以“图书馆”作出版社的称谓在当时出版界并不少见，知名的有中华图书馆、交通图书馆、新民图书馆、梁溪图书馆等。图书馆这一名称直到1949年后才专指公共的藏书机构。
汪孟邹到上海开办书店，是陈独秀一手促成的。当时，陈独秀对时局的认识很清醒，预计到了当时的形势下，革命的胜利只是暂时的。他为老友从长计议，否定了汪孟邹为官从政的念头，并主动提出为汪孟邹办书店筹资集股。上海亚东图书馆开张不久，窃取了革命果实的袁世凯就对革命党人举起了屠刀，宋教仁被刺，胡汉民、李烈钧、柏文蔚等革命都督的职务被罢免，原来的革命党人纷纷流亡各地。亚东图书馆贯彻了汪孟邹、陈独秀等人把书刊作为文化启蒙工具的思想。
当时，上海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中心，云集了众多的作家、文人和读者。这一优势，决定了上海的出版机构在中国出版业中不可替代的龙头位置。1913年至1918年，亚东图书馆6年才出了《中华民国分类地理挂图》、《中华民国地理新图》、《中华民国地理讲义》、《新体英文教科书》、《昭味詹言》和《名家小说》等6本书，可谓惨淡经营，举步维艰。除了《名家小说》后来曾数次重印外，其他的几本则不见于1919年以后的亚东出版物销售目录。当时，“人无读书兴趣，且复多所顾忌。”购买力低下，导致上海亚东图书馆初期十分艰难。尽管如此，汪孟邹却以徽州人吃苦耐劳、坚忍不拔的“徽骆驼”精神支撑着这一根基未稳的事业，直到五四潮来，才在新的机遇下摆脱了困境。
1913年，袁世凯打倒四都督，陈独秀又亡命到上海。他替汪孟邹编了一本《英文教科书》，销售不好，不曾编全。他没有事，常要到亚东图书馆去。他想出一本杂志，说“只要十年、八年的功夫，一定会发生很大的影响”，叫汪孟邹认真想办法。那时的亚东图书馆生意萧条，又在印行章士钊主编的《甲寅》杂志，确无余资再去印行另一杂志。但是，如无汪孟邹在陈独秀与群益书社陈子沛、子寿之间牵线搭桥，左右说合，这本在“学术史和思想史上划一个时代”的《新青年》杂志也许就要流产了。
1917年，蔡元培接任北京大学校长，一大批新式人 物如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鲁迅等先后被引进北大。陈独秀走马上任后，以文科学长的名望，推荐亚东图书馆经理北京大学出版部的书籍。由此一来，给亚东图书馆的经营带来了黄金时代。北京大学思想自由，执全国学界之牛耳，为世人景仰。《新青年》高举新文化大旗，编辑部随陈独秀入驻北大，成为当时中国熠熠生辉的泰斗级的北大七牛人：胡适、陈独秀、钱玄同、鲁迅、周作人、刘半农、沈尹默等的同仁刊物，北大也缘此赢得盛名。盛名之下，北大出版部新书风行 一时。亚东图书馆在上海独家经销高质量、高水平图书，可谓一石二鸟，名利双收。1919年，亚东图书馆纯利润8000余元，1920年增至30000余元，完成了最基本的原始资本积累，从此拉开了红红火火二十年代的序幕。
与此同时，《新青年》集中新文化运动的伟大人物，顺应时代潮流，开展思想启蒙，提倡新的道德标准，破除旧的文学樊篱，特别是对文学革命进行鼓吹，使《新青年》的影响在中国迅速扩大。《新青年》第2卷第5号，胡适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提出了文学改良的“八不主义”。陈独秀紧随其后，在《新青年》第2卷第6号上发表了《文学革命论》，大呼他的“三大主义”：（一）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立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二）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三）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当时，还有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傅斯年等人，也都积极写文章宣传文学改良，主张白话文。《新青年》1915年9月创刊，发行不过1000份。到1917年，猛增到一万五六千份。有学者说，《新青年》是在20世纪二十年代中国一份具有影响力的革命杂志，在五四运动期间起到了重要作用。可以肯定的是，该杂志发起了新文化运动，宣传倡导科学、民主和新文学，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打下了思想舆论基础，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
1922年4月29日，为鼓励汪孟邹的图书出版发行事业，纪念芜湖科学图书社20年，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亚东图书馆的灵魂人物陈独秀如此写道：“这二十年中，孟邹办了个亚东图书馆，我做了几本《新青年》，此外都无所成就。”
“这个小书店抵得上一个师”汪孟邹把一生都献给了中国图书出版事业，从1903年到1953年办了两个书店，一个是芜湖科学图书社（1903年至1938年），一个是亚东图书馆（1913年至1953年），他一生最辉煌的年代出现在1919年到1927年。这期间，他更加努力顺应时代的潮流，“永远跑在时代前头”（茅盾语）。五四以后，汪孟邹首先营销北大出版物《新潮》，开始出版胡适的《尝试集》、汪静之的《蕙的风》、高语罕的《白话书信》以及《人生观论战》、《胡适文存》、《独秀文存》等等，这些书在当时的青年思想上产生过相当大的影响。此后，由汪原放标点、胡适作序的《红楼梦》《水浒》《三国演义》《西游记》《儒林外史》《镜花缘》《老残游记》等书陆续出版，开了标点书的先河。
1925年至1927年大革命的前夜，亚东图书馆首先出版了革命文学倡导者蒋光赤的小说《少年漂泊者》和《鸭绿江上》。同时，在租界当局和军阀政府双重压迫下，敢于经营销售革命政党的机关刊物，如国民党的《政治周报》、共产党的《向导》和《中国青年》等，彰显汪孟邹过人的胆识。
1928年9月24日，亚东图书馆编辑所同人合影
1927年，北伐军进展到长江流域，芜湖科学图书社由于和许多进步人士有联系，也因为汪孟邹的侄儿汪原放当时在武汉中共中央出版局担任局长，因而，中共中央的出版机构武汉长江书店和芜湖科学图书社挂上了钩。大批宣传革命、宣传马列主义的书刊运到了芜湖，由科学图书社代为发行。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军党代表林伯渠）进驻芜湖时，军政治部的一个军官到该店买书。当他看到一间小小的店堂里拥挤着购买革命书刊的人群，笑着说：“这个小书店抵得上一个师。”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时才停止。
“此人过去于我党有功”1920年7月，毛泽东继主编《湘江评论》等刊物后，又在湖南长沙创办了文化书社，目的是推介全国各地出版的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刊。毛泽东在湖南成立共产主义小组联络机构后，又兼任上海法租界环龙路44号孙中山国民党总部组织部长职务，经常往来湘沪之间。
毛泽东初到上海从事革命活动时，便听说有个亚东图书馆，承印、经销进步书刊，在全国很有名气，但他不认识这个店的老板汪孟邹。为销售亚东图书馆进步书刊，便通过陈独秀的关系认识了汪孟邹。是日晚，汪孟邹还在绩溪人开设的大新酒楼请毛泽东吃了便饭。
当时，毛泽东经济有些拮据，便由陈独秀出面向亚东图书馆作了300元营业额往来的口头担保。是月下旬，毛泽东持了陈独秀的保单亲自到亚东图书馆找到汪孟邹接洽，联系进书事宜。从此，长沙书社就与上海亚东图书馆开始了数年的业务关系，毛泽东与汪孟邹的交谊也渐密。据中共中央第二任出版局局长汪原放回忆，“长沙与亚东两书社的业务十分频繁，这在早年的亚东‘万年清’帐册的原始记录上可以看出。每次进出书单、书款，均由毛泽东亲自过目签字后，交亚东办理，有时，也由其弟毛泽民代办。”
1950年9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全国出版界会议时，毛泽东尽管日理万机，还不曾忘记数十年前与其过从甚密的出版家汪孟邹。于是，电邀他出席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出版界会议。因年老体弱，汪孟邹复函毛泽东婉言辞谢。1953年初，毛泽东得知上海亚东图书馆“馆店歇业”，电示上海市有关方面：“此人过去与我党有功。”给予汪孟邹一生积极的肯定和认真的评价。
（作者系绩溪县档案局副局长）
制作：童达清（ltsr2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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