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並称始於何时？是近代以来经学史、思想史、哲学史论争的一大热点。受疑古思潮影响的学者认为先秦没有“六经”或“五经”，到秦或西汉，《周易》才进入儒家系统，《诗》、《书》、《礼》、《乐》、《易》、《春秋》才开始並称，才有六经之说。[1]这种观点，在中、日两国学界影响极大，在讨论先秦秦汉学术和思想方面引起了一系列严重的问题，很有认真地进行系统探讨的必要。
一
说先秦没有“六经”並称之说，是由孔子与《周易》无关说引发的。疑古学者认为《礼记》和《史记》关於孔子与《周易》的记载不足为据，对於《论语·述而》篇、《子路》篇以及《庄子·天运》篇、《天下》篇的有关记载他们又作了完全不同於前人的解释，因此，孔子与《周易》无关说似乎是天衣无缝了。但事实是无情的，不但传统文献的记载难以推倒，而且一系列新的出土材料更是直接证伪了此说。
1973年底，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十二多万字的帛书。其中有六篇易传，共一万六千馀字。这六篇帛书易传的第一篇是《二三子》，经拼接整理，共36行，2600馀字。帛书《二三子》记载的是孔子与他的学生“二三子”关於《周易》的问答，较为详尽地讨论了《周易》乾、坤等17卦卦爻辞的意义。第二篇是《繫辞》，与今本《繫辞》基本相似，只是较今本《繫辞》少了一些章节而已，这其实是出土文献的通例，不值得大惊小怪。帛书《繫辞》与今本《繫辞》一样，有许多解《易》的“子曰”，这个“子”，上下文来看，当属孔子。第三篇是《衷》，约45行，共3100馀字，通篇记载“子曰”论《易》，其中有今本《繫辞》下篇的许多章节和《说卦》的前三章。第四篇是《要》，共24行，记字数1648。虽有残损，但从保存较为完整的最後两章看，一是记“夫子”与“子赣” 关於“老而好《易》”的辩论，一是记孔子向他的学生“二三子”讲解《周易》的损益之道。第五篇是《缪和》，共70行，第六篇是《昭力》，共14行，共记字数“六千”。《缪和》、《昭力》两篇基本上皆为缪和、吕昌、吴孟、庄但、张射、李羊、昭力等人向先生问《易》的记录，这个解《易》的先生之言称为“子曰”，也有一处称为“孔子曰”。
帛书易传的这些记载不但坐实了孔子有解《易》之事，而且还揭示了一段孔子思想变化的隐秘。帛书《要》记载：
夫子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囊。子赣曰：“夫子它日教此弟子曰：‘德行亡者，神灵之趋；知谋远者，卜筮之蘩。’赐以此为然矣。以此言取之，赐缗行之为也。夫子何以老而好之乎?”夫子曰：“君子言以矩方也。前(剪)羊(祥)而至者，弗羊(祥)而巧也。察其要者，不(诡)其福。《尚书》多仒矣，《周易》未失也，且又(有)古之遗言焉。予非安其用也。”……“赐闻诸夫子曰：‘孙(逊)正而行义，则人不惑矣。’夫子今不安其用而乐其辞，则是用倚(奇)於人也，而可乎?”子曰：“校(谬)哉，赐!吾告女(汝)，《易》之道……故《易》刚者使知瞿(惧)，柔者使知刚，愚人为而不忘(妄)，僌(渐)人为而去诈。文王仁，不得其志以成其虑，纣乃无道。文王作，讳而辟(避)咎，然后《易》始兴也。予乐其知……”[2]
从“子赣”所称的“夫子它日教此弟子曰：‘德行亡者，神灵之趋；知谋远者，卜筮之蘩’”可知，孔子晚年之前对《周易》极为轻视，以《周易》为求“神灵”、讲“卜筮”之书，认为好《易》就会“德行亡”、“知谋远”。到晚年，孔子对《周易》的认识却为之一变，“老而好《易》”，居然到了“居则在席，行则在囊”的地步。为此，子赣不解，孔子回答道“《周易》未失也，且又（有）古之遗言焉”，“《易》刚者使知惧，柔者使知刚，愚人为而不妄，人为而去诈”，认为《周易》一书产生於“纣乃无道，文王作”的年代，是周文王”讳而避咎”之作，反映了文王的仁义思想(“文王仁”)和忧国忧民意识(“其虑”)。孔子是“乐其知”，赏识蕴藏在《周易》一书里的文王之智才“好《易》”的。
上述帛书《要》篇还记载：
孔子（籀）至於损益一卦，未尚不废书而（叹），戒门弟子曰：……故易又（有）天道焉，而不可以日月生辰尽称也，故为之以阴阳；又（有）地道焉，不可以水火金土木尽称也，故律之柔刚；又（有）人道焉，不可以父子君臣夫妇先後尽称也，故为之以上下；又（有）四时之变焉，不可以万勿（物）尽称也，故为之以八卦。故易之为书也，一类不足以亟之，变以备亓（其）请（情）者也。故胃（谓）之易又（有）君道焉，五官六府不足尽称之，五正之事不足以至之，而诗书礼乐不[止]百扁，难以致之。不问於古法，不可顺以辤令，不可求以志善。能者（由）一求之，所胃（谓）得一而君（群）毕者，此之（谓）也。[3]
孔子认为《诗》、《书》、《礼》、《乐》，卷帙繁多，不止百篇之数，从中获取“天道”、“地道”、“四时之变”和“人道”、“君道”，不是容易之事，“难以致之”。而《周易》有“阴阳”、“柔刚”以见天地之道，有“八卦”以见“四时之变”，有“上下”以见“人道”、“君道”， 《诗》、《书》、《礼》、《乐》的精华都浓缩在《周易》的损益之道里。所以“（由）一求之”、“得一而君（群）毕”，从《周易》的损益之道里可以尽得《诗》、《书》、《礼》、《乐》之精义，不必皓首穷经，把精力耗费在卷帙繁多的《诗》、《书》、《礼》、《乐》的繁文末节上。
孔子对群经态度的这种变化，势必会影响到其弟子和後学。帛书《要》篇记载子贡对孔子“老而好《易》”的激烈批评，就是证明。大而言之，孔子“老而好《易》”以前的弟子，如子贡等，受孔子轻视《周易》思想的影响，绝不会太看重《周易》。就是孔子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他们也不见得就能接受。其称举群经，只称《诗》、《书》、《礼》、《乐》而不言《周易》是势所必然。而孔子晚年的一些弟子及其後学，受孔子“老而好《易》”的影响，就势必会将《易》与《诗》、《书》、《礼》、《乐》並称。但是，比较而言，孔子“老而好《易》”以前的弟子多而影响大，“老而好《易》”以後的弟子少而影响相对有限。所以，在先秦文献里，将《易》与《诗》、《书》、《礼》、《乐》並称自然会少些。
由此可见，在孔子晚年时《诗》、《书》、《礼》、《乐》、《易》、《春秋》就开始並称了，只不过《易》的价值是新定而《春秋》是新出而已。
二
1993年10月湖北省荆门市郭店一号楚墓出土了804枚楚简。考古专家从墓葬形制和器物特征判断，郭店一号墓具有战国中期偏晚的特点，因而断定其下葬年代当在公元前4世纪中期至前3世纪初，其墓主人的身份为有田禄的上士。其竹简字体有明显的战国时期楚国文字的特点。[4]这些论定，都是可信的。现在这批楚简的照片和释文已全部公开发表。[5]我们可以据此进行讨论。
郭店楚简《性自命出》篇第15、16简说：
时、箸、豊 、乐，亓司出皆生於人。时，又为为之也；箸，又为言之也；礼、乐，又为之也。[6]
“时”读为诗，“箸”读为“书”，“豊 ”读为礼，“司”读为始，“又”，读为“有”，“”读为“举”。[7]这是说《书》与《诗》、《礼》、《乐》，它们的创作都产生於人，《诗》、《书》、《礼》、《乐》，都是反映人们的作为的。这里只称举《诗》、《书》、《礼》、《乐》四经，没有提及《易》与《春秋》。
但楚简《六德》篇第23至25简却记载：
古夫夫，妇妇，父父，子子，君君，臣臣，六者客行亓而亡繇迮也。雚者、箸则亦才，雚者豊、乐则亦才，雚者易、春秋则亦才。[8]
“古”读为故，“客”读为各，“”读为职，[9]“亡”读为无，“繇”读为犹，“迮”读为作，“雚”读为观，“者”读为诸，“”读为诗，“箸”读为书，“才”读为在，“”读为矣，“豊”读为礼。《郭店楚墓竹简》的这些释读都是正确的。但“”应读为讪。《说文·言部》：“讪，谤也。”[10]“”即誇 之古文。《玉篇·言部》：“誇 ，逞也。，古文。”[11]这里不但《诗》、《书》、《礼》、《乐》、《易》、《春秋》並称，而且说它们都是表达“夫夫、妇妇、父父、子子、君君、臣臣”之理的。
楚简《语丛一》也有“六经”並称之语，只可惜有所残损。如依楚简《六德》篇所称《诗》、《书》、《礼》、《乐》、《易》、《春秋》之序，将其第38、39、44、36、37、40、41简拼合，[12]则得：
《诗》所以会古含之也者，[《书》者所以会]□□□□者也，[《礼》所以会]□□□□[也，《乐》所以会] □□□□[也]，《易》所以会天人也。《春秋》所以会古含之事也。[13]
楚简的“含”字，即“今”字。战国中山王鼎铭“含”字3见，皆读为今。[14]包山楚简“邵行之大夫含执其倌人”，[15]信阳楚简“含卿大夫”，[16]“含”皆当读为今。
“”，即志字，寸与含字的口一样，皆属於战国文字的繁化现象。信阳楚简“戋人刚”，[17]“”字人释作“恃”，[18]实际也应读作志，只不过多加了一个寸字部件罢了。
“”字，亦见北宋郭忠恕所编《汗简》，云出自《尚书》；又见於北宋夏竦所编《古文四声韵》，云出自《古老子》、《古尚书》。他们皆释为“道”字。[19]此字又两见於石鼓文，清儒钱大昕据韵例认为当“读户郎切，即古行字”。罗振玉肯定钱说，指出商人卜辞亦有此字。[20]孙海波所编《甲骨文编》卷2第29页就收有8例甲文“”字。 今本《老子》之“道”字，荆门楚简多写作“道”，但亦有写作“”的。如今本第37章“道常无名”之“道”，楚简就作“”；第30章“以道佐人主者”之“道”，楚简也作“”；第15章之“道”字，楚简也作“”。[21]《尔雅·释宫》：“行，道也。”两者为同义词，故可通用。“天人”即“天行人行”，亦即天道人道。
这里，虽然残缺论《书》、论《礼》、论《乐》之语，但对本文的讨论並不重要，重要的是这里出现了论《易》、论《春秋》之语，它们与论《诗》之语並列，说明在郭店楚简中，《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並称，並非孤证，而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
郭店一号墓的下葬年代是战国中期偏晚，约公元前300年左右。《六德》篇和《语丛一》的抄写当在这之前。其成书年代要早於抄写年代，因为迄今为止所有出土古籍，没有不属於抄本而为祖本的。[22]根据先秦时期的情况，一篇文章从写成到在社会上流传，需要一段不短的时间。所以，《六德》篇和《语丛一》的内容会早到战国前期，是很有可能的。笔者曾将楚简《六德》篇“夫夫、妇妇，父父、子子，君君、臣臣”说与《论语·颜渊》、《中庸》、《荀子·王制》、《新书》诸说作过比较，认为楚简《六德》篇当成於子思《中庸》之前，当为孔子弟子之作。[23] 帛书《要》篇记载孔子比较《易》与《诗》、《书》、《礼》、《乐》之短长，到了楚简所载孔子弟子的作品则《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並称，並论述了它们与“智信圣仁义忠”“六德”、“夫妇有辨、父子有亲、君臣有义”的“立身大法三”及“夫夫、妇妇，父父、子子，君君、臣臣”说的关係.这就告诉我们，先秦时期有《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六经並称起源於孔子，应是不争的事实。
三
对出土文献所揭诸的这些事实，疑古论者不愿承认。他们为了维护自己的成说，一是力图将出土文献的年代往後拉，二是以传统文献的记载来否定出土文献。
池田知久先生认为“《要》篇的成书年代”，“是在从西汉初期的高祖到吕后，即公元前206年～前180年之间”，[24]这一看法显然过於保守。马王堆三号汉墓下葬於汉文帝前元十二年（公元前168年），帛书的抄写当在这之前。帛书《衷》第31行有“天气作□□□□□□□□，亓寒不冻，亓暑不曷。易曰：履霜，坚冰至。子曰：孙从之胃也”等33字错简，第35至37行又有“又口能敛之，无舌罪，言不当亓时则闭慎而观。易曰：聒囊，无咎。子曰：不言之胃也。□□，[何]咎之又？黑亦毋誉，君子美亓慎，而不自箸也，渊深而内亓华。易曰：黄常，元吉。子曰：尉文而不发之胃也。文人内亓光，外亓龙，不以亓白阳人之黑，故亓文兹章。易曰□□既没，又爵□□□居亓德不忘。单于野，亓血玄黄。子曰：人信！隐文且，必见之胃也。变而不能去亓文，则文亓信于”等147字错简。[25]这些错简的存在，说明帛书易传不是祖本而是抄本。因此帛书易传的抄写年代並非其成书年代，其成书年代应较其抄写年代早得多。如果以帛书《五星占》最晚之天文记录汉文帝三年（前177）为帛书易传的抄写年代，距 “公元前206年～前180年之间”显然太近。其成书年代应该还得靠前。
笔者曾经指出，帛书《易传》诸篇中，写成最晚的当属《缪和》、《昭力》。但它们所记史事最晚也为战国初期之事。而且《缪和》所载，往往比《吕氏春秋》、《韩非子》所记更为详实。如果它不是在《吕氏春秋》、《韩非子》之前写成的话，是很难做到的。[26]
池田先生认为帛书《要》篇“夫子老而好易”说与《史记·孔子世家》“孔子晚而喜易”说是西汉人虚构的“孔子物语”，坚持说“创始於孔子的儒家学派，在其到汉初的整个历史中，大部分期间（到战国以前）里并不爱好《易》，只是到了汉初才变得喜欢起来”。[27]近藤浩之君也说秦焚书时“《易》还未被认为是一部思想性的书，这是无疑的”。[28]那么，後来儒家为什么要喜欢《周易》呢？王葆玹解释道， “原来在秦代焚书令与挟书律令的限制下，《诗》、《书》《礼》和《春秋》都成为禁书，《周易》及其占筮学却未遭到禁止，儒者遂利用这一缝隙，改而采用解《易》的方式来阐扬儒学”，“西汉经学家将《周易》与《诗》、《礼》并列，构成五经的系统，这种作法绝不合乎先秦儒学的精神”。[29]但证之於新出土的郭店楚简，其误显然。
上述郭店楚简《六德》篇说“夫夫、妇妇，父父、子子，君君、臣臣”，“雚者《易》、《春秋》则亦才”，认为从《易》、《春秋》两书中可以看到有“夫夫、妇妇，父父、子子，君君、臣臣”之理；《语丛一》说“《易》所以会天人也”，认为《易》是会合天道人道之书。既然战国中期墓葬出土的竹简说《周易》有“夫夫、妇妇，父父、子子，君君、臣臣”之理，是会合天道人道之书，还能说秦焚书时“《易》还未被认为是一部思想性的书，这是无疑的”吗？还能说“创始於孔子的儒家学派，在其到汉初的整个历史中，大部分期间（到战国以前）里并不爱好《易》，只是到了汉初才变得喜欢起来”吗？王葆玹“原来在秦代焚书令与挟书律令的限制下，《诗》、《书》《礼》和《春秋》都成为禁书，《周易》及其占筮学却未遭到禁止，儒者遂利用这一缝隙，改而采用解《易》的方式来阐扬儒学”之论，当为郭沫若三十年代的旧说，[30]纯係猜测之辞。而近藤浩之竟本以为说，[31]这是令人遗憾的。所以，从上述郭店楚简的材料看，所谓先秦儒家不好《易》，秦焚书时“《易》还未被认为是一部思想性的书”诸说，完全是错误的。
四
为证明帛书《要》篇“夫子老而好易”说为汉人的虚构，池田知久还从《要》篇“《尚书》多矣，《周易》未失也”一句进行论证。池田知久认为“《周易》这个名称，在《春秋左传》里出现过十例，《国语》中一例，《周礼》两例，但除此之外在西汉初期的所有文献中，皆只单称为‘易’而不说‘周易’”。他认为《春秋左传》、《国语》、《周礼》的记载不可信，因此“最早使用‘周易’这一名称而历来认为可靠的文献是西汉武帝期的《史记》”，“周易”这一名称是西汉初期人根据“文王演易”说创造出来的。帛书《要》篇有“周易”之称，说明它只能是汉初的作品。[32]这一论证，虽然基於日本许多有影响的汉学家之说，但是不客气地说，这些观点今天早已被证伪了。《春秋左传》、《国语》是先秦文献，这在今天中国的先秦史和先秦考古界已成共识。《春秋左传》、《国语》、《周礼》已多见《周易》之称，还要以此来证明帛书《要》篇晚出，这又有什么说服力呢？
池田知久以为“‘尚书’在先秦时代单称为‘书’，只是到西汉初期才开始由伏生或者其弟子欧阳生使用这一名称。因此，使用‘尚书’这一名称的《要》篇的成书年代，就不得不认为是西汉时期”。[33]王葆玹认为伏生“‘故为秦博士’（《史记·儒林列传》），则杜撰《尚书》名称之举，定是秦代的事了”，“帛书《要》篇提及《尚书》，绝不妨碍我们将它判定为秦代的作品”。[34]案王葆玹以秦代即有《尚书》名称为是，但以《尚书》名称为伏生杜撰则非。《尚书》之称当起於先秦，如郑玄《书赞》即云：
孔子乃尊而命之，曰《尚书》。[35]
其说人虽不信，但与帛书《要》篇记载孔子称《尚书》说可印证。《尚书》之名起於伏生为旧题孔安国《尚书序》之说，[36]起於欧阳生为刘歆说.[37]他们的年代都晚于帛书《要》篇的抄写年代，更不要说帛书《要》篇的写成年代。我们怎能不信帛书《要》篇的记载而信後起的《尚书序》和刘歆说而呢？因此，以《尚书》之名来定帛书《要》篇成书於汉初根本就是错误的。
王葆玹为了证成其帛书《要》篇成书於秦焚书以後，不惜曲解帛书《要》篇的“《尚书》多矣”说。他说：
“《尚书》多勿矣”的“勿”字，是依据池田知久先生所整理的释文，国内发表的释文中此字或写为“於”。应当作“勿”还是“於”，尚无法论定，但“勿”、“於”两字的意义在这里十分接近。“勿”通“物”，“物”有“无”、“没”之义，古书所谓“物故”即是就此而言。“勿”、“物”两字又与“歾”通用，而“歾”是“殁”的異体字。《要》之原文若是“《尚书》多勿”，便意味着《尚书》各篇多已淹没或佚失。“於”通“閼”，《吕氏春秋·古乐篇》高诱注说：“閼，读曰遏止之遏。”《要》之原文若是“《尚书》多於”，便意味着《尚书》在当时已遭到禁止。看来，《要》之原文不论是“勿”还是“於”，原意都是说《尚书》的多数篇章已不存在。这不正是秦代焚书时的情况麽？[38]
“《尚书》多矣”之“”字，笔者原作“於”,以为是“閼”的借字，[39]当作“閼塞不通”解。[40]而池田知久则将其隶定为“勿”，以为是“物”字之借。[41]两说本来截然不同，王葆玹却说“《要》之原文不论是‘勿’还是‘於’，原意都是说《尚书》的多数篇章已不存在”。实在难以信从。案此字与帛书《要》“用倚於人”、“不问於古法”之“於”比较，显为“於”字之右半。而帛书《要》“万勿润”、“不可以万勿尽称也”之“勿”字，写法显然与此不同。所以，此字当为“”无疑。而“”为“於”之省文. 由于印刷求便，笔者的释文“”都写作了“於”。“於”当通“疏”.《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垂条扶於。”[42]《汉书·司马相如传》、《文选·上林赋》“於”皆作“疏”。[43]《老子》第七十三章曰：“天网恢恢，疏而不失。”[44]故下文云“《周易》未失”与此“《尚书》多（疏）”相对。
帛书《要》篇所载孔子“《尚书》多（疏）”说並非孤证，《礼记·经解》就有相近的说法：
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故《诗》之失愚，《书》之失诬……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疏通知远而不诬，则深于《书》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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