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是受妈妈潜移默化的影响，自打上高中那会儿开始，我就开始有了读书、藏书的嗜好。学生时代，囊中羞涩，有时为了买书，只好勒紧裤腰袋，能省一顿是一顿。工作以后，虽然钱不是那么紧张了，但面对着日趋高涨的书价，我也不得不把购书的冲动抑制在有朝一日的打折中。
和书打交道多了，久而久之，签名本便进入了我的收藏视野。其实，在我上千册的藏书中，签名本所占的比重并不多，粗略估计了一下，目前也只有二十来本。客观地说，计划经济时代，像我这样的普通读者要收藏签名本并不一件十分容易的事。而到了现在，收藏签名本似乎变得容易了，但又难免鱼龙混杂。因此，以我当下收藏签名本的尺度，知名和有份量，二者缺一不可。
记忆中，我收藏的最早一批签名本都是由我在旧书店中“淘”得后，转而请作者签名留念的。这主要包括萧军先生的《五月的矿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十月十五日》（山东人民出版社）、《跋涉》（花城出版社）；师陀先生的《结婚》（四川人民出版社）、《马兰》（花城出版社）、《无望村的馆主》（福建人民出版社）等。应该说，这也是我所收藏的签名本中最具份量的。
签名本中也有极少数是在现场售书的场合下购得的，如著名翻译家董问樵先生所译的《浮士德》（复旦大学出版社）、吕明先生所译《第三思潮：马斯洛心理学》（上海译文出版社）、张承谟教授所译的《流放者的归来——二十年代的文学流浪生涯》（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姜昆先生的《笑面人生》（上海人民出版社）等。
与通过现场签售购得签名本相比较，借助网上邮购的方式来一圆自己的签名本梦，则还是最近的事。今年三月初，偶然闲逛至某知名网站，冷不丁发现有一些当代知名作家的签名本正在出售，并且还能享受到7折以下的折扣，于是，便毫不犹豫地下了订单。没过几天，书就送来了，的确都是签名本，计有王蒙先生的《王蒙自传 第一部：半生多事》（花城出版社）、王安忆女士的《上种红菱下种藕》（上海文艺出版社）、陈村先生的《五根日记》（文汇出版社）和林白女士的《致一九七五》（江苏文艺出版社）共四种。面对这样的一种意外收获，委实令我有些喜出望外。
在我所收藏的签名本中，还有一本是我在上海读大学时，不经意间从旧书店里“淘”来宝贝。此书是译者俞荻于1950年7月签名赠送给著名作家陈伯吹的一部列夫.托尔斯泰的作品——《西伐斯托波尔的故事》（海燕书店）。关于这本签名本的来龙去脉，我曾在几年前的《厦门晚报》和《文汇读书周报》上撰文做过较为详尽的介绍。
此外，由作者的亲属代为签名的签名本也占据了我收藏签名本的一席空间。如萧军先生曾代英年早逝的萧红在她的成名作《生死场》（黑龙江人民出版社）上签名，萧军先生的夫人王德芬女士代萧军先生转赠萧军著《我的童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师陀先生的夫人陈婉芬代签的师陀著《山川. 历史. 人物》（上海文艺出版社），巴金先生的小弟李济生先生代签的《巴金六十年文选》（上海文艺出版社）、厦门日报社首任社长单斐先生的夫人李欣女士代单斐先生转赠的《走向拂晓》（厦门大学出版社）等等。
不久前，读到一本名为《唐弢藏书签名本风景》（中华书局）的书，很是羡慕。于是，关于签名本，我又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