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山西太原市西南25公里处的悬瓮山下的晋祠，是三晋大地魂系之处。这里最初是祭祀晋国开国之君唐叔虞所建。其中的难老泉、侍女像、圣母像被誉为“晋祠三绝”。
侍女像与圣母像皆位于晋祠主殿圣母殿内。圣母殿是晋祠内主要建筑，坐西向东，位于中轴线终端。是为奉祀姜子牙的女儿，周武王的妻子，周成王与唐叔虞的母亲邑姜所建。创建于北宋天圣年间（公元1023年一1032年），崇宁元年（公元1102年）重修，是中国宋代建筑的代表作。殿面阔七间，进深六间，重檐歇山顶，黄绿色琉璃瓦剪边，殿高19米。
圣母殿内宋塑侍女像，是我国宋代雕塑遗存中的精华之一，它脱离了宗教神话偶像的范畴，反映出封建社会宫廷生活和宫廷人物的精神面貌。
殿内宫娥侍女装束者三十一人，据其姿势、神态和手执器物，大体可以看出她们是当时皇宫里“尚室”、“尚缮”、“尚宝”以至歌伎、舞伎等方面的侍者。她们都在为帝后服种种劳役，如洒扫梳妆、奉饮食、侍起居、奏乐歌舞以至侍奉文印翰墨等等。她们各因职位、年龄、性格和遭遇不同，表现出极不相同的思想感情，少者天真，长着老成，或喜悦、或烦闷、或悲哀、或愤怒、或沉思，无不表现的淋漓尽致。各像大小与真人略同，造型典雅，体态丰盈俊俏，面貌清秀圆润，顾盼传情，异常生动。因此，当人们置身殿中，似乎能看到她们轻巧的动作，听到她们悄声的言谈。
这些侍女雕塑并没有借助夸张这一惯用的艺术手段来表现每一个人的性格特征，而是通过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深刻理解，运用恰当的造型语言来塑造每个人的职别和性情。如称为歌舞伎的侍女，她面带微笑，俯首下视，乌发高髻，红花束于髻顶，她手据绣巾，身势微侧，纤细柔丽， 显示出舞女轻柔活泼的情态。她的动作变化微妙，显得优美而温静，意态含蓄而大方，娇而不羞,正似窈窕淑女，但又不同于故作羞态的大家闺秀。她旁边的侍女，却故作男状，左手握右手，眼平视，胸微挺，脸作无表情状，略有公子气质。前者活泼多姿，后者严肃恭敬，从中可以看出她们之间有明显差异的职别和各自所具有的特征。侍女职业不同，性格也不同，像洗衣、扫地的宫女就完全不同于这两个人的神气。
圣母殿中43尊彩塑的塑造者创作性地将表现对象从虚无缥缈的神转向有血有肉的人。虽然由于仪轨、身份的限制，圣母像塑造得比较拘谨和刻板，但其余的42尊侍从像举手投足，顾盼生姿，世态人情，纤毫毕现，每一尊塑像都个性鲜活生动，造型无一雷同。除了对人物形象细致入微刻画外，在人物衣纹的处理上也体现出民间雕塑艺人的高超技艺。圣母身穿的袍服，被塑造得质地柔软，宛如绸缎--般随着人体结构而有韵律地下垂。侍从所着服饰的衣纹多做程式化的处理，披巾、绶带以及佩戴的不同形状的玉佩等细节既表现了人物不同的身份，也增加了造型的变化。群像中的5位男性侍从虽同为宦官，因为各自职责、身份不同，服饰也各不相同。例如，其中-位负责膳食的宦官脚穿弓鞋，两位圣母近侍传令官穿平底鞋，还有两位宦官则脚蹬长筒靴。4尊宫廷女官像皆着男服，头戴乌纱，系玉带，脚蹬薄底乌靴。其中两位着大袖衣，双手相叠合抱;另外两位着宋代武土装，分别手捧朱红珠宝盒及靛蓝烛台。这4位女官像与宦官像相比，身材相对矮小，但面容姣好，感情丰富。
他们的创作手法也紧紧围绕真实表现的要求，突破了历代寺观雕塑概念化、程式化的形式。如衣纹的表现全部运用了活纹，没有一根死纹。运用深纹、浅纹、实纹、浮纹进行恰当的配置,使雕塑栩栩如生。她们的衣纹表现不同于那些做装饰的线条，而且很重视衣服的体积、质感和衣褶的起点和俯着点的变化，衣纹;起伏变化以及它的起与止都做得来去分明。在雕塑的线形处理上、服饰道具等诸方面都接近于写实的技巧，同时适合每个人物的性情和职业。但它的写实并不是自然主义的描画再现，而是极具典型和特征的表达。
彩塑在宋代是一种流行而普及的造像形式，其属于泥塑的范畴，制作材料由一定比例的黏土、纤维、河沙和水组成。彩塑造型之前，首先要搭起支撑骨架，再进行塑造，采用刮、堆、锥、削、刻、捏等多种手法，再经过阴干、打磨、上粉、装彩等工序制成。但是由于彩塑多是外表彩绘的木胎泥塑，而木胎极易遭受菌类、虫和鼠的侵害，浸水或长期潮湿等气候条件也易使彩塑泥层产生裂缝或酥碱，所以宋代的彩塑原作能够保存至今实属不易。
晋祠圣母殿中的彩塑是我国现存为数不多、基本完整的宋代彩塑，虽然后世在维护和重修时在塑像的面部、颈部和部分衣饰上涂了白粉和色彩，有的眼皮、眼角被白粉遮盖，有的还被重新勾画了双眉，但是其宋代彩塑的风韵犹存，它像是一座宋代的彩塑博物馆，保存和展示了我国古代民间艺人精湛的技艺和智慧的结晶，同时对于后人研究宋代宫廷礼制和宫闱生活提供了珍贵的历史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