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一体是指在一个整体中存在着多样性和差异性，但这些不同的元素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影响，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它强调了多样性的重要性，同时也强调了各个元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和互补性。多元一体的概念在社会、文化、生态等领域都有应用，它提倡尊重和包容不同的观点、文化、生态系统，以实现和谐、平衡和可持续发展。
“多元一体”是中国考古学从文化共同体角度解读中华文明形成历程的重要理论创新，不仅不会淡化我们对中华文明一体性的认同，而且可以更清晰地描述广大地理空间内的多元互动中“大一统”式宏大政治理想的孕育和“文明型”国家的形成。
概念的提出
1989年，费孝通发表《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首先提出“多元一体”概念。“多元”指中国各民族有自己的历史和文化，各成一“元”；“一体”指各民族因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和共同利益而形成的共同体——中华民族。中华民族作为自觉的实体，是在近代以来与西方列强的抗争中形成的；但作为“自在”的共同体，其形成可以追溯到几千年前。与此同时，中国考古学对中华文明起源的讨论也进入挣脱“中原中心”模式束缚、强调各地区多元发展的新阶段。费孝通关于“自在”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起源的讨论，正是依据了当时最新的考古成果。
1977年，夏鼐发表《碳-14测定年代和中国史前考古学》，将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分为七大区域，为多元发展的讨论奠定了基础。1981年，苏秉琦和殷玮璋发表《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指出：“过去有一种看法，认为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摇篮，我国的民族文化先从这里发展起来，然后向四处扩展；其它地区的文化比较落后，只是在它的影响下才得以发展。这种看法是不全面的。”他们提出中国史前文化可分为六大区系，均以“各自的特点和途径在发展着”，成为此后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基础。
1987年，严文明发表《中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与多样性》，指出一些学者“过分强调了中原史前文化的地位和作用”，造成“似乎只有中原地区的文化才是中国远古文化的代表”的错误认识。文中明确提出“中国史前文化是多元的”，每个地区为一“元”，此即“多样性”；又提出“中国早期文明不是在一个地区一次发生，而是在许多地区先后发生的，是这一广大地区中的许多文化中心相互作用和激发的结果”。这样的共同发展，即为“统一性”。周边地区环绕中原，形成“重瓣花朵”的格局，中原地区不仅是地理上的“花心”，也是文化发展的引领者。这样的向心结构保证了多样性和统一性的结合，“奠定了以汉族为主体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基石”。
1986年，张光直在《古代中国考古学》第四版中，提出“中国相互作用圈”模式，认同各地区多元发展，并通过密切交流，在无需中心引领的情况下，形成一个文化共同体。“这个史前的圈子形成了历史期间的中国的地理核心，而且在这圈内所有的区域文化都在秦汉帝国统一的中国历史文明的形成之上扮演了一定的角色”，可称“最初的中国”。
2002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开始实施，持续至今。在此项多机构协同、多学科结合的大型学术工程中，“多元一体”成为对中华文明形成历程的标准叙述，也逐渐被学界广泛使用。虽然尚无对此概念的专门讨论，但因为其内涵简单明了，在实际应用中，一般未产生过歧义：即各地区及其多样文化传统为“多元”，各地区互动形成的文化共同体为“一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