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和刘禹锡的至深友情
柳宗元是在安史之乱后的第十年出生的，刘禹锡比他大一岁。在公元793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柳宗元21岁，刘禹锡22岁，两个人同时中举，同一年，他们都被分配了工作，都在京兆府做事，也就是从这里开始了他们的友情。
进入仕途之后没几年，这两个人就分别凭着自己的才华，都在长安获得了一定的名气，于是他们俩被同时并称为刘柳。没过多久，他们又在同一年都被派进了中央御史台工作，这两个文豪还在同一个部门，更值得一提的是，这两个人的三观思想都是非常一致的，他们都是站在改革一方的那个时候，有一场变革叫做永贞革新，而这两个人全部都参加了。
但是也正是因为这一次改革，他们也开始了自己的坎坷一生。
我们都知道，在古代，想要改革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所以只经过了几个月，这场革新就失败了。于是刘禹锡和柳宗元就被罚了，刘禹锡被贬到了朗州，柳宗元被贬到了永州。
刘禹锡和后来的苏东坡性格是非常相近的，两个人性格都非常的开朗，所以他被贬到湖南之后，倒是也落得一个清闲自在，但是柳宗元就不一样了，这个人性格非常内向又拘谨，到永州之后没有半年的时间，母亲就因为水土不服而去世了。
柳宗元刚去了永州的时候并没有买办房屋，只是住在寺庙里面，因为那个时候他还心存幻想，觉得自己可以回到朝堂之上，可是他们被贬的一年之内，朝廷曾经下发了三次文书，让他们断了回京的念想。这之后，柳宗元才开始慢慢的劝慰自己，就既来之则安之吧。
后来柳宗元就在永州买了一块土地，把它改名为愚溪。也就是在愚溪附近，他写下了非常著名的《永州八记》。柳宗元写出了非常多的山水游记和山水诗，人们都觉得可能这些山水能够慰藉这个孤单的灵魂，以为他会像欧阳修一样，即便是被贬官也依然能够开怀大笑，但是他不是欧阳修，也不是苏东坡，甚至连自己的好友刘禹锡都比不上。即便他每天混迹在山水当中，但是，始终放不下自己的心怀抱负。
他写了溪居，以为自己能够安然的待在这山水风景之中，但事实上他做不到。后来他写了这句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才更是他自己的心境。于是他就这样在山中呆了十年。
两个人在患难的时候柳宗元和刘禹锡都会彼此互相写信，互相鼓励对方，于是十年过去了，朝廷开始需要有一些栋梁之才，回到朝廷当中，于是两个人就得到了回到长安的机会，他们两个人重新在长安团聚，希望能够为国家继续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但是好日子没过几天，刘禹锡又闯祸了。
我们之前说了刘禹锡这个人性格非常的开朗，但是有一点大嘴巴。他回到了长安之后非常高兴，高兴之余，就忍不住得瑟，于是他就写了一首诗，说尽是刘郎去后栽。于是立刻就有人抓住他这个小辫子，给上面领导打报告说刘禹锡太张狂了，这十年一点儿都没有反思。
上面领导知道了之后非常生气，于是又把刘禹锡给贬到了播州，这还不解气，他们觉得柳宗元和他是一伙儿的，也就一起把他贬官，把柳宗元贬到了柳州。
柳宗元知道这个消息之后非常难过，不过他并不是因为自己被牵连而难过，而是因为刘禹锡。那个时候，播州在贵州，非常偏远，属于穷山恶水，刘禹锡有一个80多岁的老母亲，这一下可怎么扛得住呀。
于是这个时候柳宗元拿起笔写了一份申请书，请求让自己去刘禹锡的播州，让刘禹锡去柳州，而且说这是自己的意愿，绝对不反悔。这就是我们非常出名的以柳易播的故事。
这件事情传开了之后，大家都非常的震惊，觉得这才叫做友谊，就有很多的文豪为这件事情专门写文章。后来连皇帝都知道了这件事情，于是特别允许刘禹锡不用去播州了，可以改去条件稍微好一点的连州。
柳宗元到了柳州的时候，已经44岁了，那个时候他的身体已经非常不好了，他到底是怎么看待柳州的新山水？我们是不知道的。但我们知道的是，他到了柳州之后，就彻底的放弃了回京的念头，他在柳州实行了很多的政策，改善风俗，发展农民，解放奴婢，使得一方百姓过上了安定的生活。
柳州的条件并不好，他送不出给友人的书信，所以每当秋天的时候，他就会想念长安。柳宗元的心情越来越抑郁，再加上性格又比较内敛，不懂得发泄，更没有人家刘禹锡想得开，一路上的风霜，加上自己人生的坎坷，一直在不断的摧残着柳宗元的身心健康。于是在元和14年的时候，柳宗元去世，年仅46岁，还留下了一个只有四岁大的儿子。
柳宗元去世之后，刘禹锡接到了消息，他很快赶来为他处理了后事，并且亲自把他的孩子抚养长大。之后还对柳宗元这一生所作的诗词都作了整理，编出了30卷的《柳河东集》，并且为它写了序言，至今都还在流传。
在柳宗元去世之后，刘禹锡又生活了20多年，这两个人的友情，一辈子都是相互扶持，是非常值得我们后世敬佩的。
贞元九年（793），刘禹锡与柳宗元同年进士及第，从此相识而成莫逆之交。
安史之乱后，李唐王朝已是一个民不聊生、朝不保夕的颓废朝廷，刘禹锡、柳宗元等为了匡扶大唐社稷，救生民于水火，一起参加了主张革新的王叔文政治集团。贞元二十一年正月，顺宗即位，王叔文集团当政，于永贞元年（805年）实行了变革运动——“永贞革新”。
当时王叔文、王伾实行改革的时候，因触犯到宦官与藩镇的利益，不但为一批宦官痛恨，还为不少大臣所贬义和反对。到了唐宪宗即位，大伙纷纷攻击“二王”。支持王叔文改革的八个官员，也都被看作是王叔文的同党。仅仅半年，革新便惨遭失败，宪宗下诏书把八个官员一律降职，派到边远地方当司马（官名），历史上把他们和王叔文、王伾合起来称作“二王八司马”。柳宗元和刘禹锡便是“八司马”之一，刘禹锡被贬为连州刺史，柳宗元被贬为邵州刺史。
屋漏偏逢连夜雨，在被贬的行进途中，又接到朝廷的圣旨，加贬刘禹锡为朗州司马，加贬柳宗元为永州 司马。随后，还下诏规定：“纵逢恩赦，不在量移之限。”从此，“刘柳”跌至政治漩涡的深渊，也让两人年轻时“励材能，兴功力，致大康于民，垂不灭之声”的理想一步步走上破灭。为此，柳宗元曾在《冉溪》一诗中不由自主地感叹道：“少时陈力希公侯，许国不复为身谋。风波一跌逝万里，壮心瓦解空缧囚。缧囚终老无余事，愿赴湘西冉溪地。却学寿张樊敬侯，种漆南园待成器。”
两个人分别在朗州和永州一住就是十年。元和十年，一个好消息终于从天而降，当年的“八司马”除了韦执谊、凌准已死于任上，其余六人都被一纸诏书召回京城，重新委派工作。刘禹锡和柳宗元终于又回到了长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