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来源于生活，首先要分析这二十年的社会环境。回顾国内的社会大型案件，90年代出“悍匪”似乎是一大惹人注目的现象。除了《除暴》的罪犯原型鹿宪洲之外，还有白宝山，周向阳，雷国民等一众令人深恶痛绝的凶徒。而他们所关联的事件有着过渡期的明显烙印。
彼时，社会提倡的价值观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教育作用突显的90年代，部分自小没有读过书的人显得格格不入，个别人逐渐成了没有固定工作的闲散人员。
同一时期，恰值经济发展的快速增长期，人们有能力为自己创造更为丰富的物质生活，但是碍于多方原因，个体之间的劳动成果存在差异。加之地区之间鼓励相互流动，很多人的眼界逐渐变宽。加之地区之间鼓励相互流动，很多人的眼界逐渐变宽。
然而，对于一些没有受过良好教育又不肯付出努力的人来说，看到其他人的富有并不是好事，膨胀的物质欲难以让他们满足现状，致使个别道德标准较低的人走上了非法途径。
另一个方面，那时的互联网技术刚刚起步，侦察的手段远远不如现在，而且因为个别历史遗留问题，一些极端的犯罪工具流窜于市面，给了犯罪分子行凶的机会。
进入新世纪的00年代后，随着有关条例的完善、义务和普法教育的开展与办案硬件的进步，社会治安大为增强，刑事案件的犯罪率有所降低，“悍匪”的涉案范围也随之减少。进入新世纪的00年代后，随着有关条例的完善、义务和普法教育的开展与办案硬件的进步，社会治安大为增强，刑事案件的犯罪率有所降低，“悍匪”的涉案范围也随之减少。与此对应的是，经济类的案件比重有所增多，在“悍匪”之外，诞生了一批外表道貌岸然的罪犯。
这些不法之徒不再是底层的恶棍模样。可见，一个人如果难以控制欲望并生出邪行，做出突破道德底线的事，哪怕其外在条件如何鲜亮，本质和“悍匪”也并无两样，都是社会的蛆。
不过鉴于这时候的线上信息技术仍然比不上当下，特别机构搜集证据与线索的过程还是要复杂一些，罪犯会进行周旋。
体现在影视作品中，有《隐秘的角落》的张东升，《沉默的真相》的慈善集团董事长，《在劫难逃》中的化工厂负责人，《人民的名义》中的各阶层贪官等。这些罪犯外在技能的提高，侧面刻画了执法人员的能力与不易，他们被绳之於法的命运也突显了正义终将战胜邪恶的正向意义。
简而言之，真实的客观环境见证了人性的阴暗面，那些具有年代因素的真实案件亦为犯罪和悬疑类的影视作品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以此催生的优秀影视作品，一方面展示了特殊工作人员的优秀执法成果，另一方面也对社会起着重要的警示作用，宣扬了除暴安良，惩强扶弱的价值观，而且从戏剧的角度看，涉案类的内容足够精彩，有着强烈的可看性。
虽然社会环境为影视创作提供了客体素材，但是其主控权仍在创作者主体。现如今，80后导演和编剧成为了行业的中坚力量，而90年代到00年代正是他们的成长阶段，也就是三观的形成时期。他们对那个时期的文化内容、环境氛围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有切身的体验感。
关于90年代，《风平浪静》的导演李霄峰曾对媒体说过，90年代其实是新旧交替的时代，每一种价值观还是坚持往上走，两方面的交锋很严重。包括在家庭观这个问题上，97年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离婚率最高的一年。因此，他喜欢借助90年代的背景，展示人性与情感的爆发。
《日光之下》的导演梁鸣则直言，影片倾注了他对于故土的眷恋，以及一种独属于东北的忧伤。那是在上世纪90年代，因为国企改革而带来的集体忧伤。他用普通人的视角，折射出时代变化对一方人的影响。
感受的到，于精神内核层面，李霄峰和梁鸣不约而同将对90年代的感知融进了电影中，甚至可以说间接形成了作品的“魂”。另外于故事情节的层面看，90年代的语境，更易增加富有强情节的看点和曲折性，还有画面的观赏性。
倘若《除暴》的故事发生在现在，漫天洒纸币的画面势必充满违和感，毕竟这是个电子货币横行的年代。还有就是用BP机和书页传讯的方式，买纸质书的人都少了很多，更不用说BP机已经消失多年。这样的行为无疑和当下有严重的割裂感，但是在影片中却能抓住观众的眼球。
00年代和90年代有些类似，比如在《隐秘的角落》中，朱朝阳到底有没有推妹妹下去是个疑问，而现在的学校四处都有监控，看一眼变知。《沉默的真相》亦然，女学生隐姓埋名变为女记者，在当今的户籍网中很难实现。
当然，一部悬疑犯罪类作品是否优秀与这无关，只要故事足够好看以及具有积极的意义，放在最适合的语境中才是最合理的。所以即便《隐秘的角落》和《沉默的真相》都是10年代出版，依然大受欢迎。改编的影视剧，影响力更成级数暴涨，所传递的价值观也高度具有普适性的正能量。
最后从观众的角度看，含有极端情节的悬疑犯罪类作品，与我们的距离恰当好处。90年代至00年代离现在不是很远，大家对其有记忆和印象，能够对个中情节和人物产生共鸣，同时又不是很近，不会因为代入感过强而导致恐惧，其犯罪的方式也不会引起效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