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帝在康熙后期参与了储位斗争，形成他对社会政治的看法。他说：“朕在藩邸四十余年，凡臣下之结党怀奸，夤缘请托，欺罔蒙蔽，阳奉阴违，假公济私，面从背非，种种恶劣之习，皆朕之深知灼见可以屈指而数者，较之古来以藩王而入承大统，如汉文帝辈，朕之见闻更过之。”他深知康熙后期的社会问题，如朋党斗争；吏治不清；依靠富民政策的实行，加速了贫富矛盾的积累；西北用兵不停，需要继续解决与准噶尔部的矛盾；国帑空虚。他针对现实，结合自己的理想，产生他的政治纲领。
雍正帝在即位的当月，谕令大学士、尚书、侍郎：“政事中有应行应革能裨益国计民生者，尔等果能深知利弊，亦著各行密奏。”紧接着，在雍正元年（1723）元旦，给地方各级文武官员分别发布的上谕中，讲古代纯臣，皆“兴利除弊，以实心，行实政”，发出为国计民生进行兴利除弊的政治改革的号召。
他的改革思想包含如下内容：第一，反对因循苟且。雍正帝认为他即位时“人心玩愒已久，百弊丛生”，“若不惩创，将来无所底止”，屡屡告诫臣下，不可“因循玩愒”。他针对康熙帝“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思想，主张“着意搜剔”，把攻击这是“多事”的人斥为“浅见无知辈”。他反对因循守旧，是为清除改革道路上的思想障碍。 第二，整顿吏治，以利民生。雍正帝在前述元旦给总督的上谕中说：“今之居官者，钓誉以为名，肥家以为实，而曰‘名实兼收’，不知所谓名实者果何谓也”，实际上发出整饬吏治的通告。他在登极一周年的时候又说：“朕缵承丕基，时刻以吏治兵民为念”，表明他企图通过整顿吏治，达到富国裕民的目的。 第三，反对朋党。雍正帝从亲身体验中深知朋党的危害：朋党各行其是，破坏朝政统一，损害君主权威。朋党之间互相攻击，任用私人，不仅失去正常的用人原则，也干扰了君主行使用人去人的权柄；朋党各抒政见，自我标榜，批评朝政，扰乱君主视听，妨碍坚持既定的政策。所以他说“朋党最为恶习”。他反对的朋党包括科甲出身官员的师生同年的宗派关系，因此宣称，欲“将唐宋元明积染之习尽行洗涤”。“务期振数百年颓风，以端治化之本”。表明他为澄清政治、医治痼疾的决心。
兴利除弊的改革思想是雍正帝政治思想的一个内容，此外，他认为“治人无治法”，以为好的君主和官吏就可以把政治办好，这是他的基本观念。他主张“为政务实”，即从实际出发，踏实地办事，这是他的思想灵魂。他主张施政严猛，要有雷厉风行的办事作风，这是他施政的策略思想。在雍正帝的全部政治观念中，兴利除弊是其核心内容，因而是他为政的基本特色。这一政纲，需要制定者有相应的施政智能和气魄，方有可能实现，雍正帝恰是这样的君主。
鄂尔泰等纂修的《清世宗实录》，说雍正帝“幼耽书诗，博览弗倦，精究理学之原，旁彻性宗之旨。天章睿发，立就万言。书法道雄，妙兼众体。每筹度事理，评骘人才，因端竟委，烛照如神。韬略机宜，皆所洞悉”。这些评论虽不无溢美之辞，但基本上是事实。雍正帝自幼受严格的教育，掌握了满文、汉文，熟悉儒家经典，并能有自己的理解。他具有较多的历史知识，能够吸取前人的政治经验，又提倡三教同源之说，学兼佛老。他文思敏捷，才能出众，能于日理万机之中，亲自书写朱谕、朱批，动辄千百言，一挥而就。
雍正帝具有刚毅的性格。他教导臣下：“世间事，要当审择一是处，力行之，其余利害是非，概弗左盼右顾，一切扰乱阻挠，不为纤毫动摇，操此坚忍不拔之志以往，庶几有成。”他倡言要树立坚忍不拔之志，自己就是这样实践的。他强烈反对优柔寡断的性格和作风，主张办事不怕艰难，不怕阻挠，认准了就干。雍正帝的刚毅果断同急躁毛病连在一起。康熙帝批评他幼年“喜怒不定”，他自以为到成年改正了，其实并不彻底。康熙帝又以“戒急用忍”训诫他，他把这书写出来作为座右铭，但有时还是犯急性病。他很自信，有人批评“为人自圣”，是说他自信过头了。
雍正帝勤于政事，自云年富力强，可以“代理”“大学士所应为之事”，要把国家元首和行政首脑两重职务都兼起来。他治理朝政，自朝至暮，少有停息，大致上是白天会见臣下，议决和施行政事，晚上批览奏章，常常至深夜方休。他在繁忙中又特别认真，臣下题本的错字，重复汇报的内容，都在他精细审视下检示出来。因为勤政，加上一套有效的行政办法，所以他办事迅速，这也是他刚毅性格的表现。
雍正帝的才能，表现在政治上可以归结为三点：一是较了解下情，也较了解自己；二是建立在了解下情的基础上的改革政治的抱负，以及改革的内容、范围和深度；三是处理政事的实际能力。雍正帝的才能紧紧地与他的政治思想、政治实践联系在一起。
雍正帝的性格与他的政治也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他的坚毅性格，使他勇于冲破反对势力的阻挠，坚定地实行他的改革政策。他的刚强果毅，产生雷厉风行的作风，办事迅速，讲求实效。他的急躁使他的果断不能完全建立在对客观事物深入认识的基础上，在有的问题上陷入盲目性，犯了轻举妄动的毛病。自信心有助于他坚强果敢，但自信太过，容易阻碍言路，影响政治的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