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季陶酷爱读书,积累了深厚的文化理论功底。他早年的理论活动多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方面书籍的翻译、评述,他将考茨基的《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由日文译成中文,为国内读者了解和学习马克思的《资本论》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书。这正如他自述的那样:“我对于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很想用一番研究工夫。”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他的思想曾一度有很大的转变。他还代为起草了最初的《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戴季陶在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发表了《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1945年版易名为《三民主义之哲学基础》)、《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两本小册子,系统提出了“戴季陶主义”,成为中国国民党官方学说的主要理论依据。
戴季陶认为,三民主义就是“民生哲学”,“民生为宇宙大德之表现。仁爱即民生哲学之基础”;断言孙中山的思想“完全是中国的正统思想,就是继承尧舜以至孔孟而中绝的仁义道德的思想”。认为孔子“把古代文化,用科学的方法从理论上整理起来,成为一种学术的文化”,孔子“组织了一个民生的哲学”,这个哲学可以从两部分来看,“一部是《中庸》,是他的原理论。一部是《大学》,是他的方法论”,孔子思想也可称作“社会连带责任主义”。进而提出,孙中山“实在是孔子之后中国道德文化上继往开来的大圣”。戴季陶从与孙中山“互助论”相矛盾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生存竞争”论出发,认为人类生存的欲望“都有独占性和排他性,同时也具有统一性和支配性”(《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以此反对唯物史观、社会革命论的阶级斗争学说。
戴季陶的论著还有《青年之路》、《学礼录》、《东方民族与东方文化》、《中国文化在世界之地位及其价值》等,后人编有《戴季陶先生文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