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同点:
首先，鲁迅与周作人都有在日本留学的经历，在那里他们感受到中国国民性可悲的事实。在那里读了很多书，接受了很多新思想，而这些都来源于洋人的书籍和梁启超、章太炎的思想。梁启超那时虽未像章太炎那样直接教过周氏兄弟，但兄弟二人对这位学者，一度曾经很是羡慕。那时梁启超是主张以小说感化民心的，亦提出“新民”之说。梁启超的思想是十分庞杂的。他既有进化论的观念，又受惠于卢梭的某种精神。梁启超曾痛感中华文明已病入膏肓，他引进化论之观点入中土，阐明中国已处于过渡年代，但一旦触及到中国的具体国情，那呼声，总觉得有些弱小，改造社会，在那时谈何容易！后来的历史表明，更换政府容易，而改造国民性，则非一日半日之功。于是他俩在归国后，都有投入于国民性的改造之中，对空泛的理想主义叫喊纠正，但激情的鲁迅这点承担得更多。
其二，刚刚说的他们在日本了解到的西方书籍和梁启超、章太炎对西方思想的传授，于是引起他们对西方思想的好奇与探索。用西方人的知识方式来反省己身方面，即接受“被近代化”问题上，两人的态度是相同的。不久后，他们便告别了梁启超、章太炎的思想，深入到西学之中，参之以国学研究，考察历史，探究人生，以自己的目光，去搜寻结论，很是用力。这是“被近代化”过程中的优秀学子独有的选择。只要看看后来两人不遗余力地译介域外人文科学理论，对中国文化的梳理，便可体味出他们创造新文化的崇高精神。不隐讳自己民族的弱点，以韧力与传统抗衡，两人付出了不同的代价。
其三，在对待进化论问题上，他们都曾相信。鲁迅早年以进化论的角度来看世界的。《热风》时代的作品，便多有这样的声音。进化论的立足点，是把人看成物种的一类，是生命，它不类属于神，而系自然界的一部分，这是还原的理论，即把人由神和封建皇权意识中，解放到自然的原态里。《生命的路》谈的便是这一问题。《随感录》中许多激昂的声音，便是以进化反对复古的呐喊。如今读来，依然动人不已。周作人那时对封建旧文化的批判，也是毫不留情的。他所操持的理论，不仅仅是进化论，而更主要的，还是在日本时接受的性心理学。周作人是从生命自身合理的欲求来解释人生与社会的。
其四，对于二人的共性，曾有人这样总结——个人主义、人道主义、怀疑精神。人道主义是兄弟俩思想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日本留学时期，他们初步形成了以"立人"为核心的人道主义思想。五四时期是一个怀疑的时代。与思想界的怀疑主义相呼应，周作人提出了“人的文学”、“平民的文学”主张，鲁迅呼唤“人”的觉醒，希望“人之子”从传统的偶像梦魇中醒来，以“个人的自大”反对“合群的爱国的自大”。他们的思想从不同程度上都体现个人主义。
不同点：
首先，在对于儒家和孔子的态度上。在五四时期，周作人在“人的文学”的主张矛头也是指向儒教的，但到五四后，遭受启蒙受挫，思想开始改变，将儒学常识化、凡俗化，追寻儒家的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之基础的希腊文明相合一的形式。相对于周作人，鲁迅不管是五四还是到三十年代，对儒家、孔子的态度并无转变，依然坚持批判性的立场，依然不关心“原教义”，而把目光集中于儒家与孔子在中国三十年代的现实生活中的命运，以及实际发生的影响与作用，并提出两个重要的概念——“儒术”与“吃教”。
其二，在于五四启蒙呐喊国民的方式。到“五四”前夕，当时代提供了机遇，鲁迅和周作人都自觉地承担了反封建思想启蒙的历史重任，站立到了潮头。在此之前，他们都经历了六年多的沉寂与思索，鲁迅更深地品味到中国的无声，周作人却品味着乡间的宁静。虽然他们的焦点是相同的，都在能否唤起民众上，但指向却似乎全然不同：一个是“惧”唤不起的沉闷和唤起少数几个的无力；一个是“忧”唤起之后破坏原有的宁静。就当时他们对启蒙前景的估量来看，鲁迅是悲观的，周作人似乎乐观得多。他们这样的心态也无疑决定了他们呐喊的方式。
其三，在接受的思想上。虽然在日本留学的过程中，两人不同程度上吸收西方思想，但两人吸收的方向不同。鲁迅接受的是史密斯的《中国人气质》，专注于社会心理，而周作人深入到个体心理的学林中，崇尚蔼理斯，研究人的性心理的过程。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两人价值取向的某种差别。鲁迅侧重于新思想、新学说的引进，具有强烈的民族自新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周作人则多着眼于个人对文化艺术的趣味。这种以趣味为中心的个人主义和中庸之道，是驱使他由反传统走向回归传统的重要内因。
其四，在对待五四失败的态度上。五四后，鲁迅和周作人都清醒地认识到他们的境遇———“歧路”与“穷途”，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会做出同样清醒的选择:鲁迅选择了抗世，周作人选择了避世。鲁迅直面现实，反抗绝望;周作人模糊境遇，逃避绝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