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理想和追求是“天下大同” 什么是大同社会呢？有篇文章运用了孔子的话”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举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为大同。”《礼记·礼运》. 孔子的这段话，描绘了一个不分彼此，各得其所，没有争斗的和谐社会。这种“天下为公”、“选贤举能”的社会，是儒家学者津津乐道的理想社会，他们称之为“大同之世”。那什么又是小康呢？？孔子说：“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域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势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 大同之说，来源于《礼记礼运》篇。 文章记载孔子出游， 有所感叹。当时，弟子子游在侧，问孔子为什么叹息。 孔子遂表述了自己对大同社会的看法，大致的意思是： 大道实行的时候，以及夏、商、周三代英贤，他都没有 赶上，但是，他非常向往那个时代。他说，大道之行 就是天下为公，在那个时代，选贤能，讲诚信，人们不 独亲其所亲，不独抚养自己的子女，而是普遍相爱，使 老者有所终，壮者有所用，幼者能够顺利成长， 寡、孤、独及残疾者生活都有依靠，男子有一定的职 分，女子都能找到合适的人家。人们不必把财货攫为已 有，只怕货财被丢弃而不用；人们在劳动中都能各尽其 力，但不是为自己，并且鄙弃那种只为自己而劳动的行 为。所以，奸邪之谋、盗贼之事都不会发生，夜不闭 户，那才是太平盛世呢。 因为普天之下都如此，所以孔 子称那个时代为“大同”。 孔子接着说，后来不同了。大道消失了，天下变为 一家的私有物，人们各亲其亲，各抚养自己的子女，尽 力攫取货财为已有。而那些大人物，如天子各侯，世代 相传，筑城邦、挖沟池以自固，并以礼义为治世法则， 以此来规范君臣、父子、兄弟、夫妇的关系，使君臣有 序，父子相亲，兄弟相睦，夫妇相合。同时，设立制 度，规定田地、闾里界限，以勇者知者为贤，以能给自 己办事的人为有功，因而奸诈阴谋并起，战争也由此而 起。 孔于又指出：历史上的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 王、周成王、周公都非常重视礼，并用礼来表彰那些做 对了事的人，人有过失则予以规劝，讲求仁爱、礼让， 教人懂得必须重视礼的道理。凡是做不到这些的，即使 是有权有势的人，也要被赶下台。不过，这些人虽然重 视礼，能够约束人们的行为，但他们的时代已经比不上大同时代了，只能算是小康时代；而小康时代，远不如大同时代。 上述内容表明，孔子生当乱世，既向往小康，更向往大同的政治理想。 “大同”社会的理想家 孔子比耶稣更具人性化作家高光写了一部长篇小说《孔子》。我还没来得及拜读，却先读到了一篇评论这部小说的文章。文章末尾引用了小说作者“曾经强调指出”的这样一番话： “在写《孔子》时，我的眼前总是浮现一个忧郁的孔子，他坐在车上，有怨尤有担心有爱意地注视着人类，他是一个真正的哲人，与耶稣同在，但他比耶稣更实在，更具体，也更人性化。他与耶稣的根本不同，是他真正是一个人。” 文中标点悉依原刊 读着上面这段文字，我努力想像着这个“比耶稣更实在更具体也更人性化”的孔子会是一个什么样子。但是，越想，我脑子里的孔子形象就越模糊，模糊得好像一团浓浓的雾。 高光先生告诉我们：孔子“真正是一个人”。这话当然不错。说“他比耶稣更实在，更具体”。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吧 至于说孔子比耶稣“更人性化”，不知如何比法 孔子“人性化”的程度怎么样，耶稣“人性化”的程度又怎么样，有谁知道 我只知道，孔子的由他的弟子和再传弟子记录整理的《论语》中，找不到“人性”一词。可见孔子当时，连“人性”的概念都还不曾有，又怎么谈得上“人性化”呢 更不必说比谁谁谁“更人性化”了。 就我所见面论，先秦诸子中最先讲“人性”的是孟子，和比孟子年轻的告子 名不害 。孟子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观点，是“人性善”。孟子这个人性观，告子不赞成。他找上门去和孟子辩论。他开门见山地说：“以人性为仁义 按：指孟子的性善论 ，犹以杞柳为栖栳 杯盘 。”他的意思是：杞柳被制作成杯盘，而杯盘哪里是杞柳的本性呢 他又说：“性犹湍水也，决之东方则东流，决之西方则西流。人性之无分善不善也，犹水之无分于东西 流 也。”孟子反驳说：“水信无分于东西。然无分于上下乎 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 往低处流 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争论到最后，告子无话可说了，没头没脑地说了一句：“食色，性也。”不知为什么，孟子没有再驳他。其实，告子的“食色性也”论是大，大的豁边了。如果说“食色”即人性，那岂不把人性与动物性等量齐观了 孟子之后五六十年，有荀子。他与孟子不同，持的是“人性恶”的观点。荀子认为：“人之性恶。”人生性“好利”、“好声色”，如“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而归于暴”。“故必将有师法之 教 化，礼义之道，然后出于辞让，合于文理，而归于治。” 孟子和荀子，一个主“性善”，一个主“性恶”。好像南辕北辙，背道而驰。临了却殊途同归，归到了教化，即后世所谓的教育。孟子认为，人性本来是善的。如果不教育，则可能受到社会上不良思想的浸染而变坏。所以必须进行教育，使“人性”保持善的品质。这就是明朝时出现的启蒙读本《三字经》开头说的：“人之初，性本善……苟不教，性乃迁。”荀子则认为：人性本恶。但必须有师法之化，礼义之道，然后出于辞让，合于文理，这样，本来是“恶”的人性，就变为“善”的了。 孟子和荀子，虽然都使用了“人性”一词，但都局限于人性的善恶之辨，而没有更多实质性的内涵。因此我以为，仅凭这些，还远不能说两人是什么“人性论”或“人性化”者。至于孔子则是连“人性”二字都没有使用过的。我们有什么根据说他是一个“比耶稣更人性化”的人呢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公元前5世纪的孔子，却确确实实是个“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的理想家了。这决不是笔者胡吹，是有书为证的。这书，就是儒家经典之一的《礼记》。在《礼记·礼运》篇，一开头就是：喜爱的学生言偃，听了也一言不发。但是，孔子这篇谈话之所以能保存下来，被戴氏父子编入《礼记》，置于《礼运》篇首，我以为恐怕还得归功于言偃的。因为，孔子说这番话时，高高的“观”上，除了言偃，并无第三者在场啊 所以我以为，这107字的《大同篇》①之所以能被载入儒家经典《礼记》。两千几百年后又为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孙中山先生等人所赏识、所利用，这还得归功于言偃的。 总之，我以为，说孔子比耶稣更人性化，是没有根据的。而孔子的“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则是有时间 鲁国大祭“腊祭”结束之后 、有地点 祭殿外面大门两侧的“观上” 、有人证 孔子弟子言偃 、有文字记载、有书证 《礼记》《大同篇》 的。虽然，注《礼记》的元人陈说：此“非孔子之言也。”却是空口说白话，一点根据也没有。而且他也说不出，“非孔子之言”又是或可能是谁之言呢 可见陈之言其实是不值一驳的。 由于孔子这个“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理想实在太先进、太超前了。所以一直不为世世代代的儒家之徒所理解、所信奉，更不要说付诸实践了。直到两千几百年后，民主革命的浪潮涌起。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孙中山就很赞赏孔子的《大同篇》。他写下了“天下为公”四个大字，作为民主革命的终极目标。并请一位音乐家作了一支《三民主义歌》，开头四句是：“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进大同。”可见，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的长远目标，是要建立孔子理想中的“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诚然，孙中山和孔子一样，这只是一个美好的理想。真要建成这样一个社会，还得多少辈人的努力和奋斗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