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吴中四杰 张若虚 贺知章 还有两位是

唐代吴中四杰 张若虚 贺知章 还有两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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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吴中四杰 张若虚 贺知章 还有两位是

  指张若虚、贺知章、张旭和包融。在初、盛唐之交,四人齐名,他们又都是江浙一带人,这一带在古代也叫吴中,因此人们称他们为“吴中四士”。其中贺知章、张若虚是当时著名的诗人,张旭是书法家,也是诗人,包融所传诗不多。诗作以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最为著名。“四士”性格狂放,诗多具有浪漫主义色彩,往往透露出一些新的气息、新的情趣,体现了唐诗从初唐到盛唐过渡的特色。  在唐诗中,多以诗歌内容和风格划分流派,如边塞诗人,山水诗人,田园诗人等等;而吴中四士,则是以地域相同来称谓同一时期的四位诗人的,他们都是江浙一带的人.古时这一带属吴郡,贺知章,会稽永兴(今浙江萧山县)人;张旭,苏州吴(今江苏苏州市)人;张若虚,扬州(今江苏省扬州市)人;包融,润州延陵(今江苏省丹阳市)人.四人因此被后人称为"吴中四士".他们的诗歌都写得清新婉丽,自成风格.除包融外,都有名诗传世.   张旭,唐著名书法家,诗人.字伯高,苏州吴(今江苏苏州市)人.初为常熟尉,后任金吾长史.世称张长史.与李白友善.工书法,尤精草书.喜欢喝酒,每当大醉后,便高声喊叫,发狂般地奔跑,然后下笔,有时竟以头发蘸墨而书,时称"张颠".与李白的诗歌,裴旻的剑舞并称"三绝".亦能诗,长于七绝.所存六首写景之作意境清丽深幽,别具一格.   张若虚(约660-约720),扬州(今江苏省扬州市)人,曾任兖州兵曹.唐中宗李显神龙年间与贺知章等人都以吴越名士,扬名京都.唐玄宗李隆基开元初年又与贺知章,张旭,包融齐名,号称"吴中四士".张若虚在唐中宗时以“文词俊秀”闻名长安。《全唐诗》存其诗仅二首.一首《代答闺梦》,成就一般;一首《春江花月夜》却独具特色,历来为人们所称道.   包融:生卒年不详,润州延陵(今江苏省丹阳市)人.与于休烈,贺朝,万齐融为"文词之友"开元初,与贺知章,张旭,张若虚皆有名,号"吴中四士".张九龄引为怀州司马,迁集贤直学士,大理司直.子包何,包佶,世称二包,各有诗集.包融仅存诗八首,载《全唐诗》里.   贺知章(659~744),字季真,一字维摩,号石窗,晚年更号四明狂客,又称秘书外监。其排行第八,人称“贺八”。会稽永兴(今浙江萧山)人。证圣元年(695)进士,授国子四门博士,转太常少卿、集贤院学士。开元十三年(725)擢礼部侍郎,宫至秘书监。故人称“贺秘监”,又简称“贺监。天宝三年(744)辞官还乡为道上,建千秋观以隐居其内,未几卒,享年86岁。   贺知章少时以诗文闻名,神龙年间(705—707)已名扬京城。开元初年与吴越人包融、张旭、张若虚以诗文齐名,世称“吴中四士”,亦称“吴中四友”、“吴中四杰”。贺知章邕容省闼,高逸豁达,为一代清鉴风流之士。尤喜好在饮酒中乘兴书写诗文,直到纸尽方止。曾与张旭、崔宗硅《海录碎事》亦将其与陈子昂、宋之问、孟浩然等人并称为“仙宗十友”。贺知章还与张旭情投意合,交往甚密,又为姻亲,故时人也常以“贺张”称之。两人也经常同游,“凡人家厅馆好墙壁及屏障,忽忘机兴发,落笔数行,如虫篆飞走,虽古之张(芝)、索(靖)不如也。好事者供其笺翰,共传宝之”。(施宿《嘉泰会稽志》)   贺知章以草书名世。《述书赋》中赞其草书“落笔精绝”,“与造化相争,非人工即到”吕总《续书评》则以为“纵笔如飞,奔而不竭。”李白在《送贺宾客归越》诗中将其喻为王羲之,有言“镜湖流水漾清波,狂客归舟逸兴多。山阴道士:如相见,应写《黄庭》换白鹅。”卢象《送贺监归会稽应制》诗“青门抗行谢客儿,健笔违羁王献之。长安素娟书欲偏,工人爱惜常保持。”则喻其为王献之。当时人们还将其草书与秘书省的落星石、薛稷画的鹤、郎馀令绘的凤,合称为秘书省“四绝”。然而贺知章的书法存世极少,现可见的草书作品只有《孝经》,其用笔酣畅淋漓,点画激越,粗细相间,虚实相伴;结体左俯右仰,随势而就;章法犹如潺潺流水一贯直下,充分地体现了他那风流倜傥,狂放不羁的浪漫情怀。贺知章的草书,拉开了盛中唐草书浪漫风气的序幕。此外贺知章也擅楷书,有《龙瑞宫记》传世! 初唐四杰指的是王勃、骆宾王、杨炯、卢照邻这四个人, 他们都是初唐中后期很有才华的诗文作家,四人才名早享,在青少年时代就获得“四杰”的美誉。 在唐诗史上,他们是勇于改革齐梁浮艳诗风的先驱。唐太宗喜欢宫体诗,写的诗也多为风花雪月之作,有很明显的齐梁宫体诗的痕迹。大臣上官仪也秉承陈隋的遗风,其作风靡一时,士大夫们争相效法,世号“上官体”。 在齐梁的形式主义诗风仍在诗坛占有统治地位的时候,“四杰”挺身而出,王勃首先起来反对初唐诗坛出现的这种不正之风,接着其余三人也都起来响应,一起投入了反对“上官体”的创作活动之中。 他们力图冲破齐梁遗风和“上官体”的牢笼,把诗歌从狭隘的宫廷转到了广大的市井,从狭窄的台阁移向了广阔的江山和边塞,开拓了诗歌的题材,丰富了诗歌的内容,赋予耸?栊碌纳??Γ?岣吡说笔笔?璧乃枷胍庖澹?瓜至舜?行缕?⑹?纾?贫?跆剖?柘蜃沤】档牡缆贩⒄埂K慕芏蕴剖?⒄顾?鞒龅墓毕状笾滤道粗饕?硐衷谝韵铝礁龇矫妫? 首先,表现在作品题材与内容上,其中包括有咏史诗和咏物诗,还有山水诗,像王勃的《腾王阁》;或为抒发登临送别的感慨的,如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川》,是千古传诵的名篇;以及骆宾王的《于易水送人》。有歌唱征人赴边远戍的,描写征夫思妇的,与表达对不幸妇女的同情的。四人均才高而位卑,使他们比较接近社会现实,所以常用诗歌对某些社会现象加以揭露。 四杰用自己的创作实践来改变齐梁时遗下的不正诗风,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其次,初唐四杰为五言律诗奠定了基础,并且使七言古诗发展成熟。五言律在“四杰”之前已有出现,唐初诗人王绩(王勃系王绩侄孙)曾作过一些努力,但作品不多。到了“四杰”的时候,五律这一形式才得到充分的发挥,并在他们的作品中被逐渐的固定下来。“四杰”以多数量、高质量的诗篇为稍后于他们的沈佺期、宋之问的律诗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五言古诗在三国时期以后盛极一时,而七言古诗却是到了唐代才兴盛起来,四杰(杨炯无七言诗)又以大量的杰作把七言古诗推向了成熟阶段。所以初唐四杰在发展诗歌形式上的成就,是值得充分肯定的。而四人之中又各有偏重,王、杨以五律见长,卢、骆擅长七古。他们在文学史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作用。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就对“四杰”十分敬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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