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还是在1966年9月3日，著名翻译家傅雷在连日遭受“造反派”的批斗之后，与妻子朱梅馥一起，在上海江苏路寓所的钢窗上自缢身亡。
在那墨染的岁月，一个非常普通的上海姑娘，以强烈的正义感保存了傅雷夫妇的骨灰，她为此差一点儿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她的敢作敢为，赢得了世人的尊敬。
傅雷夫妇双双自杀，在那个年月，这叫“自绝于人民”，是不能收留骨灰的。傅雷的内兄朱人秀回忆说，当时傅雷夫妇遗体被送到上海西宝兴路万国殡仪馆火化。火化时，朱人秀没有去，保姆周菊娣去了。
眼看就要铸成傅雷一家巨大的遗憾，突然，一位戴着大口罩的姑娘来到万国殡仪馆，声称自己是傅雷夫妇的“干女儿”，一定要保留傅雷夫妇的骨灰……
傅雷夫妇生前只认过一个“干女儿”，那就是钢琴家牛恩德博士，当时她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怎么在上海又冒出一个“干女儿”来了呢？
1984年，我屡经周折，在上海一条普通的弄堂里找到了傅雷“干女儿”的家。
当时她不在家。在一间不到10平方米的屋子里，她的母亲接待了我，说她到一位画家那儿切磋画艺去了。原来，她的父亲江风是一位正直清贫，身世坎坷的画家。受父亲的影响，她自幼喜欢美术和书法。
她的母亲还拿出她的美术作品给我看。她的国画，不论山水还是花卉都颇有功底，她的书法也是大气磅礴。她的水彩画《贵妃醉酒》、《貂蝉赏月》等，人物栩栩如生，笔触细腻准确。
我正在观画，屋外传来脚步声。紧接着，我就看见一个40多岁的女子，腋下夹着一卷画纸走进来了。她脸色苍白，穿着普通，举止文静。像她那样年龄的上海女性，绝大多数烫发，她却一头直梳短发。当我说明来意，她竟摇头，认为那只是一件小事，不屑一提。
我诚恳地请她谈一谈，她说：“如果你不对外透露我的姓名，我可以谈。”我答应了。她用冷静而清晰的话语，很有层次地回忆起往事。
她说，她与傅家毫无瓜葛。但是，她从小喜欢读傅雷的译作，从傅雷翻译的《约翰·克利斯朵夫》、《贝多芬传》中认识了这位执著，认真的大翻译家。她也喜欢弹钢琴，听过傅雷的儿子傅聪的演出。
1966年9月初，她正在钢琴老师那里学琴。钢琴老师的女儿是上海音乐学院学生，这个女孩告诉她一个难以置信的消息：“傅雷夫妇双双自杀了！”这个女孩说，上海音乐学院的造反派到傅家大抄家，斗傅雷，折腾了几天几夜，傅雷夫妇被逼得走投无路，才愤然离世。傅雷还留下遗书，说自己是爱国的！
听完之后，她的心久久无法平静，马上赶到江苏路。凭借墙上的“打倒老右派傅雷！”的大字标语，她很容易就找到了傅雷的家。不过，傅雷家已经被查封，无法进去。她就向邻居打听，找到了傅家的保姆周菊娣。
周菊娣告诉她，遗体是在万国殡仪馆火化的，那天周菊娣一个人去了殡仪馆，人家不让周菊娣领骨灰。这时她提出，能不能由傅雷的亲属出面去认领骨灰？周菊娣告诉她，傅雷的姑母就住在不远的武定路。
她来到傅雷姑母家中。听她说明来意之后，傅雷姑母说，傅雷之子傅敏在北京跟“牛鬼蛇神”一起劳动，无法来上海。除了傅聪远在英国，傅敏在北京之外，傅雷没有别的子女。也就是说，谁都不能去领骨灰。
情急之中，她再次来到殡仪馆，自称是傅雷的“干女儿”，向那里的工作人员提出收留傅雷夫妇的骨灰。但是，她没有钱购买骨灰盒，因为27岁的她还没有工作。于是，她想方设法，又找到了傅雷的内兄朱人秀。
据朱人秀回忆，她是戴着大口罩来到朱家的。朱人秀问她姓什么，她说自己姓“高”（在上海话中，“高”与“江”音相近，所以朱人秀听错了）。朱人秀问她住哪里，她不肯说。朱人秀见她连地址都不肯说，有点儿不放心，就把钱交给外甥张廷骝，让张陪着“高”姑娘去买骨灰盒。买好骨灰盒，领取并装上傅雷夫妇的骨灰之后，“高”姑娘把骨灰盒带回自己家中，暂且先保存起来。过了几天，她和张廷骝约好，又一起把骨灰盒送往上海永安公墓，办理存放手续。考虑到傅雷的名字太“醒目”，“高”姑娘从朱人秀那里得知傅雷原名傅怒安，就在骨灰盒上署名傅怒安……
朱人秀说，1979年当傅聪终于回到上海的时候，看到父母的骨灰盒，非常痛苦，同时又非常感谢那位不认识的“高”姑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