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无论是在先后三次处罚了谷歌的欧盟，还是正在对亚马逊、Facebook、谷歌、苹果展开反垄断调查的美国，都已经用事实证明了：互联网行业并非法外之地，互联网行业同样可能存在限制竞争问题，同样需要反垄断执法来恢复竞争活力，为什么这么说呢？
中国互联网企业的并购与合营企业新设更是不胜枚举。但时至今日，能够让外界管窥国内互联网行业反垄断执法尺度的公开案例仍只有2012年8月13日商务部附条件批准的美国沃尔玛收购纽海1号店案。
一方面是各大平台企业通过事前没有经过反垄断审查的并购实现合纵连横，另一方面是这些企业通过涉嫌违反《反垄断法》的排他协议排挤竞争(相关案例梳理参见拙文《反垄断执法不应纵容互联网寡头》，2018年8月29日，澎湃新闻)。这两方面都对平台间的竞争、入驻平台的中小企业和消费者利益都产生了深远影响。但是，就在腾讯投资的京东、拼多多抱怨阿里巴巴通过与商户达成排他协议排挤竞争时，阿里巴巴和其投资的网易云音乐也因为腾讯音乐与唱片公司签订了海量的音乐版权独家授权协议而受到严重影响。而当滴滴2018年试图进入无锡外卖市场时，阿里巴巴收购的饿了么和腾讯投资的美团大众点评又不惜可能因违法被无锡市场监督管理局约谈，也要下线与滴滴合作的商户，通过杀鸡儆猴来维护各自与外卖商户的排他合作……总之，在自己不占优势的市场上，互联网企业希望反垄断执法者能查处竞争对手排挤竞争的措施，但是在这些企业自己主导的市场上，它们又不想放弃有利于自身的排他协议。
当中国互联网经济进入“下半场”，各市场细分的头部企业在其主导的市场上面临用户增长放缓的趋势。这些企业要实现可持续的增长就要向其他市场细分的头部企业发起挑战。而在B2C市场，如果C端活跃用户数量领先的平台企业通过与B端商家签订排他协议，就可以借助网络效应同时锁定C端消费者和B端商家，从而排挤竞争。
如果反垄断执法者不介入，继续任由限制竞争的“子弹”飞来飞去，备受排挤的竞争对手就很难带给头部平台企业有效的竞争约束。这不仅会使价格信号失真，导致消费者受损，还容易诱发这些平台企业的个别管理人员滥用平台赋予的权限寻租，或者怠于及时查处商户为满足平台考核而实施的作弊行为。
虽然，《反垄断法》已经成为我国各大互联网企业捍卫市场竞争秩序的武器。但是，反垄断诉讼的周期长、原告举证责任高、程序规则尚不健全。这使得我国反垄断执法成为互联网企业实现可持续增长的必要保障和客观需要。反垄断执法者既要有作为，又要避免干预过度，就需要一方面重视平台企业排他协议对竞争的影响，积极开展互联网行业的反垄断执法，另一方面进一步提高反垄断执法各环节透明度，不断完善执法和公开的听证程序，集思广益。这样不仅能改善我国反垄断执法的公信力和执行力，还能让我国互联网企业更好地了解我国反垄断执法尺度，及时做好反垄断法合规。唯有如此，唯有拥抱市场竞争的有效约束，我国的互联网经济才能更开放、更富有创新能力，实现可持续地增长。
综合来看，如果反垄断不介入互联网行业执法的话，备受排挤的竞争对手就很难带给头部平台企业有效的竞争约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