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因西安事变爆发而成为中国革命史上具有重大转折意义的一年。
在这一年,有不少重大事件发生。
在年初,率先到达陕北的中央红军会同红十五军团举行东征,意图打开全民抗战局面,推动抗日高潮早日到来,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与陕北根据地形成相互支撑的局面,以扩大红军的影响力和活动范围,避免被国民党军围困在陕北,形成孤岛局面。
红军东征直接威胁到阎锡山在山西的统治。阎锡山拿出全部力量阻止红军东进,正在阎军与红军相持不下之时,蒋介石派出中央军以援阎的名义进入山西,阎锡山有苦难言,急于与中共议和停战,各守原防,互不侵犯。
中央红军东进之路被蒋介石和阎锡山联手挡住,不得不回师黄河西岸,与蒋阎军隔河对峙。
此时的陕北根据地,被国民党军四面包围,北边是陕西地方军阀部队,东边是阎锡山的晋军,南边是张学良的东北军,西边是杨虎诚的西北军和马鸿逵的马家军,在他们后面是源源不断跟进的中央军以及青马、甘马的骑兵。形势非常危急,中共方面急于打开突破之门。
好在国民党中央与地方实力派军阀之间存在巨大的矛盾,阎锡山、张学良都不甘心完全受制于蒋介石,希望能与蒋介石形成某种相互制衡的关系。
中共方面充分利用这一矛盾,积极做争取张学良及东北军的工作,周恩来与张学良在延安的秘密会谈,达成多项秘密协议,在逼蒋抗日这个问题上形成共识。东北军停止进攻红军,红军面临的最大威胁解除了。
与此同时,中共方面广泛开展抗日统一战线工作,与阎锡山、杨虎诚等地方实力派军阀之间建立统战关系,大大减轻了根据地的军事压力,使根据地获得难得的短暂休养生息的机会。
红二、四方面军克服重重困难,与红一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大大增加了红军的实力。同时也引来了更多的国民党军。
蒋介石妄想一举消灭红军,不断逼迫张学良、杨虎城率领东北军和西北军进攻红军打头阵,蒋介石的如意算盘是非常精明的,东北军、西北军等地方军阀部队与红军打消耗战,蒋介石的中央军在后面坐收渔翁之利,这种一石两鸟之计,不可谓不毒辣。
红军面临着一场非打不可的战斗,为避免被动挨打,于是决定主动出击。以红四方面军为主组建西路军。在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总政委陈昌浩的率领下,渡过黄河西征,西征的目的有两个,一个是调动敌人,减轻陕北根据地的压力,这是最主要的目的;另一个是创立新的根据地,扩大红军的活动区域。
西路军原准备分两批渡河西进,徐向前、陈昌浩率五军、九军、三十军在前,四军和三十一军随后跟进。不想,敌情发生变化,四军和三十一军尚未渡河,就被敌军阻隔在对岸。无法和前面的部队会合。
徐向前、陈昌浩只有率已渡河的三个军踏上西征之路。
五军是原红一方面军的五军团,骨干力量是参加宁都起义的原国民党军西北军的起义部队,战斗力强,但在长征路上一路恶战,受损严重,兵员补充不足,在西征路上仅有两个编制不足的师。
九军是四方面军的两大主力之一(另一个是四军),拥有四个较为满员的师,是西征军的主力部队。
三十军也仅有两个师,但兵员比五军要多。
西路军组成军政委员会,以陈昌浩为主席,徐向前为副主席,李特、李卓然、曾传六为常委,熊国炳、杨克明、王树声、李先验、陈海松、郑义斋为委员。统一领导西路军的军政事务。
李特是四方面军的参谋长,李卓然是四方面军的政治部主任,杨克明是五军政治部主任,王树声是四方面军副总指挥,李先验是三十军政委,陈海松是九军政委,其他三人负责地方党政工作。
西路军起先进展顺利,遭遇的强敌并不多,但随着西进的距离越来越远,越来越深入到甘肃、青海马家军势力范围之内,遭到马家军的疯狂反扑就越激烈,马家军的骑兵在空旷的草原、沙地上的战斗中,显示出巨大的杀伤力,红军战士在无险可守的阵地上奋勇杀敌,牺牲很大,元气大伤。极需支援。
此时,国内局势发生巨变,西安事变突然爆发,在陕北的红军主力大多调往陕南,协助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西北军,共同抵抗中央军可能发动的大规模进攻。
中共方面力主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在与国民党的和谈交涉中,多次提及西路军问题,国民党方面借故多方拖延,迟迟不予答复。
等到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中央红军主力才回师陕北,迅速组建援西军,支援西路军。无奈路途遥远,交通不便,又有敌人阻隔,远水难解近渴。
西路军苦撑战局近四个月,最终失利,损失巨大。一大批优秀将领牺牲,包括五军军长董振堂、九军军长孙玉清、五军参谋长李屏仁、五军政治部主任杨克明、九军政委陈海松、九军参谋长陈伯穉、九军政治部主任曾日三、三十军八十八师师长熊厚发等。
西路军的失利,罪魁祸首是蒋介石,他不顾廉耻,背信弃义,假手马家军,置西路军于死地。
西路军虽然失利了,但全面内战的战火终于暂停,全国进入抗战新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