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人之辞寡，躁人之辞多。出自《易•系辞下》。
翻译：贤明的人话少，急躁的人话多。
原文：
王黄门兄弟三人俱诣谢公，子猷、子重多说俗事，子敬寒温而已。既出，坐客问谢公：“向三贤孰愈？”谢公曰：“小者最胜。”客曰：“何以知之？”谢公曰：“吉人之辞寡，躁人之辞多，推此知之。”
翻译：
黄门侍郎王子猷兄弟三人一同去拜访谢安，子猷和子重大多说些日常事情，子敬不过寒暄几句罢了。三人走了以后，在座的客人问谢安：“刚才那三位贤士谁较好？”谢安说：“小的最好。”客人问道：“怎么知道呢？”谢安说：“贤明的人话少，急躁的人话多。是从这两句话推断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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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展资料：
里面提到，吉祥的人言语很少。因为他的心静得下来，心一静下来就懂得审时度势，察言观色，所以话不多，但是话一出来就会让人家觉得很能够信任，所以他都在适当的时机才开口。“躁人之辞众”，言语很多代表内心怎么样？很急躁，好像不讲话自己就没有安全感，好像很不舒服。
曾国藩的“戒多言”
源于一件小事，当时他刚进入翰林院不久，正春风得意，一次在给父亲过生日时，对前来祝寿的好友郑小珊夸夸其谈，有些得意忘形，结果引起郑小珊反感，拂袖而去。
事后曾国藩后悔万分，他在日记里反思自己有三大错。一是平常就自以为是;二是嘴上说话没把门的，想到哪儿说到哪儿;三是明明说话得罪了人，还跟人强辩，甚至到了不近人情的地步。
总结这三点，曾国藩说自己作为一个标准的儒家知识分子，连《礼记》里说的“恶言不出于口，忿言不反于身”的道理都参不透，连语言这一关都过不了，还能成什么大事呢?
曾国藩一生在“戒多言”上下足了功夫，他不仅经常批评自己“每日言语之失，真是鬼蜮情状!”也经常反问自己“言多谐谑，又不出自心中之诚”，这种言语习惯、个性缺点，“何时能拔此根株?”
他不仅对自己有这个“戒多言”的要求，还把它当成家训智慧中非常重要的一条内容，尤其是对他的两个儿子和几个弟弟反复灌输、强调这一点。
曾国藩认为，如果想用言语超过压制别人，即使胜了，别人也不会服气，为人处世上，还是应当谦逊一些为好。争吵往往没有是非可言，结果常常会意气用事。一个人牢骚太多，结局必然抑塞，无故而怨天，天必不许，无故而尤人，人必不服。抑郁不平之气，往往伤人害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