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明理学的特点：
①儒学进一步思辨化。与先秦、汉唐儒学不同，宋明理学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其思辨性。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其所具有的哲学思辨性深深吸引了中国的知识分子，也刺激了中国本土思想道家和儒家的发展。其中，道家借鉴佛教的宗教内容和形式，反应更为敏捷而迅速。相对而言，儒学的应变能力则要差得多。有唐一代，儒学中的有识之士如韩愈等，就已经意识到儒学面临着外来佛教和本土道教（尤其是佛教）在文化上的严重挑战。宋明的理学家们一方面借鉴佛教和道教在哲学本体论方面的成果，一方面在传统儒学中寻找能够利用的因素，例如被称为“五经之首”的《周易》、《孟子》与《中庸》中关于“性”与“天”的内容。利用这些外来的和传统的文明成果，在消化吸收的同时，他们创造性地提出了许多富有特色的儒学概念，并给予系统的哲学论证，如周敦颐的“无极”、邵雍的“太极”、张载的“太虚”、二程和朱子的“天理”、王荆公和二苏的“道”、王阳明的“心”等。传统儒学经由理学家们的改造，道德信条式的理论体系终于变成了哲学理论体系。就此而言，它体现着宋明理学家们融合创造的哲学智慧。
②更加强调伦理道德为思想核心。理学家们标榜自己的学说为“实学”、“实说”，批评佛老的学说以及汉唐的章句之学和讲求诗词歌赋的词章之学为“虚学”、“虚说”。虚实之别，就在于是否讲求义理。理学所强调的义理，实质上也就是儒学的伦理道德学说，它包括儒家所提倡的伦理道德理学家所强调的义理，就其内容而言，与汉代董氏的儒学相比，其重点不在政治哲学上，而在伦理道德上；与先秦的儒学相比，其对伦理道德的阐述，更侧重于哲学的表达。宋明理学家在儒学的伦理道德学说上，提出了一系列非常有逻辑层次的哲学范畴和理论结构。无论是理学哲学各种各样的本体论、作为道德基础的人性论、“存理去欲”或“存心去欲”的修养论、“格物”或“格心”的认识论、成贤成圣的境界论、由修齐而治平的功能论，均是以伦理道德为核心内容。
③更多吸收了佛、道因素。宋明理学作为儒学发展的一个阶段，它带有明显的佛学化的特点。宋明理学的佛道化表现为三个方面，其一是吸收借鉴佛教与道教的形而上学，建构儒学的伦理道德形而上学，其二是借鉴佛道二家的传教谱系，创立儒家学说的传道体系，即儒学的“道统”，其三是把佛、道的禁欲主义思想吸收进来，把它作为理学的核心思想，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的道德主张。
宋明程朱理学是北宋理学家程颢、程颐和南宋理学家朱熹思想的合称. 二程曾同学于北宋理学开山大师周敦颐,著作被后人合编为 《河南程氏遗书》.他们把“理”或“天理”视作哲学的最高范畴,认为理无所不在,不生不灭,不仅是世界的本原,也是社会生活的最高准则.在穷理方法上,程颢“主静”,强调“正心诚意”；程颐“主敬”,强调“格物致知”.在人性论上,二程主张“去人欲,存天理”,并深入阐释这一观点使之更加系统化.二程学说的出现,标志着宋代理学思想体系的正式形成. 南宋时,朱熹继承和发展了二程思想,建立了一个完整而精致的客观唯心主义的思想体系. 他认为,太极是宇宙的根本和本体,太极本身包含了理与气,理在先,气在后.太极之理是一切理的综合,它至善至美,超越时空,是“万善”的道德标准.在人性论上,朱熹认为人有“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前者源于太极之理,是绝对的善；后者则有清浊之分,善恶之别.人们应该通过“居敬”、“穷理”来变化气质.朱熹还把理推及人类社会历史,认为“三纲五常”都是理的“流行”,人们应当“去人欲,存天理”,自觉遵守三纲五常的封建道德规范.朱熹学说的出现,标志着理学发展到了成熟的阶段. 宋元明清时期,历代统治者多将二程和朱熹的理学思想扶为官方统治思想,程朱理学也因此成为人们日常言行的是非标准和识理践履的主要内容.在南宋以后600多年的历史进程中,程朱理学在促进人们的理论思维、教育人们知书识理、陶冶人们的情操、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历史进步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同时,它对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历史和文化发展,也有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人把程朱理学视为猎取功名的敲门砖,他们死抱一字一义的说教,致使理学发展越来越脱离实际,成为于世无补的空言,成为束缚人们手脚的教条,成为“以理杀人”的工具,从而反映出它的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性.程朱理学亦称程朱道学,是宋明理学的主要派别之一,也是理学各派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学派之一.其由北宋二程（程颢、程颐）兄弟开始创立,其间经过弟子杨时,再传罗从彦,三传李侗的传承,到南宋朱熹完成.从广义上说,它也包括由朱熹所摄入的北宋“五子”（周敦颐、邵雍、张载和二程）的学说,并延伸到朱熹的弟子、后学及整个程朱的信奉者的思想.由于朱熹是这一派的最大代表,故又简称为朱子学.程朱理学在南宋后期开始为统治阶级所接受和推崇,经元到明清正式成为国家的统治思想.故如对宋明理学的概念不做特别规定的话,在通常的意义上便是指程朱一派的理学.二十世纪中国大陆程朱理学的研究大致可分为四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从1900年至1949年.在这五十年间,研究程朱理学的论文多以人物个案为主.最早研究二程的论文有两不的《程伊川之宇宙观》（1921年）,最早研究朱熹的论文有程南园的《与友人论朱陆书第四》（1915年）此时也有中国哲学史或思想史的著作问世,其中都有关于北宋“五子”、朱熹及其后学思想的论述,但人物个案研究的专著很少.最早的中国哲学史的专著为1915年出版的谢无量的《中国哲学史》.该书以简洁的笔法对道学（理学）的渊源作了追溯,并分述了周濂溪、邵康节、张横渠、程明道、程伊川、程门诸子、朱晦庵、朱子门人之学.吕思勉的《理学纲要》（1931年）可以说是较早的一本断代哲学史论著.在该书中,吕思勉同谢无量一样认为“宋学长河,当推安定（胡瑗）、泰山（孙复）、徂徕（石介）”,但宋儒言哲学之首出者则为周濂溪.吕思勉对明道伊川之学,有独到见解,认为洛学中之明道伊川,性质本有区别,学于其门者,亦因性之所近,所得各有不同.对晦庵之学,吕思勉的论述亦较恳切,认为其哲学思想则未有出于周、张、二程之外者,不过研究更为入细,发挥更为透辟,因此,朱子非宋学之创造家,而是宋学之集大成者.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中亦对程朱一派道学作了详述.陈寅恪先生在审查此书时所作的《审查报告》对此书的评价颇中肯,认为此书于朱子之学多有发明.此时,中国哲学史方面的著作还有范寿康的《中国哲学史通论》（1936年）.虽然此间对程朱理学的研究业已基本展开,但大多只是从总体上阐述,并且对诸多问题的解析还不够明确,故把这一时期的程朱理学研究称为开创期. 第二个时期：从1950年至1965年.此间研究程朱理学的文章著作基本上都采用唯心主义唯物主义划分的方法,普遍认为程朱代表了客观唯心主义学说.这段时间出版的有关中国哲学史、思想史的著作大致有杨荣国的《简明中国思想史》（1952年）、侯外庐等人的《中国思想通史》（1959年）、任继愈的《中国哲学史》（1964年）等,其中都有专门章节分述程朱之学.此间研究程朱理学的论文亦有一些,其中专门研究二程的论文有两篇,研究朱熹的大致有十四篇.这些论著中的绝大多数对程朱理学持否定态度,认为他们的哲学思想和他们的政治立场相应,是极端反动的.朱熹的哲学在历史上的作用只是对唯物主义哲学的发展起了一种刺激的作用,但如果对朱熹哲学没有批判、没有认识,就不能起到刺激唯物主义发展的作用,反而会起破坏作用.当然,亦有学者对程朱理学有肯定的一面,认为程朱的哲学思想中包含有辩证法的因素,认为这是二程哲学体系中的合理思想.但从总体上认定二程的思想是唯心主义的,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从总体上说,此间对程朱理学的研究多集中在北宋“五子”及朱熹等几个主要人物上,对程门及朱门后学则研究较少.虽然此时是以唯物唯心的方法进行研究读到,但相对于第一个时期,对问题的研究已相对深入了些.因为方法论上的偏差,故这一时期只能称作探索期 第三个时期：从1966年至1976年.这一时期正值“文化大革命”,深受“唯心主义等于反动保守”之公式的影响,故对程朱理学的批判不断升温.这段时间研究二程的著作有批判文集一本,二程言论选批一本,分别为《程颢程颐及其思想批判》（1974年）、《程颢程颐言论选批》（1975年）.研究朱熹的论文大致有54篇.“文革”期间,对程朱理学批判的主要内容是把程朱放在儒法斗争史上,作为法家对立面的反动儒家人物而加以批判.另外还批判程颐要寡妇守节而带来的“贞节杀人不见血”的后果.总之,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程朱理学甚至整个中国哲学史、思想史的研究可谓百花凋残、野草满径,所以这一时期只能称为挫折期. 第四个时期：从1977年至20世纪末.此间程朱理学研究真正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其中不仅与程朱理学相关的宋明理学断代哲学史的研究愈加深入,而且人物个案研究也得到了发展,大量的论文及专著问世,真可谓“百家争鸣,百花齐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