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游记》全书可以分成两个部分①一至七回介绍孙悟空来历和大闹天宫②八至全书终为玄奘来历与取经经过。两个部分孙悟空变化比较大，可以从原型理论来得到解释。
首先，从表面来看，《西游记》与来源的神话传说相比同中有异。它的神话题材，它的各种神祗形象及其神话世界，无疑都带有脱胎于神话的痕迹。但和人类早期的神话传说相比，它显示出人类成年时期的成熟。因为它是系统的，而非零散的；是文学的，而非神话的。
总的来说，《西游记》前后两个部分，正好构成具有人类普遍精神的两大母题，即桀骜不驯的个性自由精神和造福人类的不畏艰险的求索精神。
原型一：桀骜不驯的个性自由精神
向往和追求个性自由是人类共有的天性。所以在古代中国和外国的早期神话中，出现了像普罗米修斯和鲧这样命运极为相似的能量巨大却遭受个性压迫的神。正是这个原因，在印度神猴哈奴曼和中国神猴无支祁身上能够同时找到孙悟空的血脉联系也就不奇怪了。
而《西游记》前半部分（取经前）孙悟空的形象正是一个神通广大而遭受镇压的不幸角色。从这方面来看，孙悟空可以被视为鲧和普罗米修斯类神仙的某种“文学移位”的产物。如果我们用这个视角来审视《西游记》，那不不难看出，孙悟空形象正是这样一个在世界各地的历史中反复出现的一个形象，最后在吴承恩的笔下，这种创造性幻想得到了自由表现。我们正是通过孙悟空这个充满原始意象的形象，看到了他背后隐含的集中了人类向往自由和个性精神的集体无意识。
“集体无意识”是瑞士分析心理学创始人荣格提出的，指由遗传保留的无数同类型经验在心理最深层积淀的人类普遍性精神。在一定条件下能被唤醒、激活。荣格认为“集体无意识”中积淀着的原始意象是艺术创作源泉。一个象征性的作品，其根源只能在“集体无意识”领域中找到，它使人们看到或听到人类原始意识的原始意象或遥远回声，并形成顿悟，产生美感。换句话说，就是从原始人的几百万年算起，沉淀在人意识中的东西，当产生共鸣的时候就会触发。
当然，问题还并非完全如此简单。因为仅仅从人类共性方面来理解孙悟空的反叛精神，还无法解释为什么《西游记》出现在十五世纪的中国，这就需要从个性自由的精神在外国和中国所遇到的不同文化土壤来解释。
与西方相比，中国的氏族解体不完全，血缘纽带在几千年的时间里牢牢将中国人与亲族关系绑在一起。尽管社会制度和组织发生过种种变迁，但以父系家长为中心、嫡长子继承制为基本原则的宗法制延续数千年之久。这种由血缘纽带维系着的华夏社会，只承认血缘族类，而不承认个人的独立价值。
正是因此，所以尽管向往个性自由的集体无意识在中国古代社会中不乏存在，但人们在意识形态中对它的评价却一直是否定的。直到明代中后期，以王学左派的异端李贽为代表的具有早期启蒙主义倾向的进步社会思潮弥漫中国大地之后，追求个性自由的“童心说”开始受到人们的重视，人们对这种桀骜不驯的个性自由精神的评价才有了明显转变。将《西游记》与先前各种以《西游记》为题材的小说和戏曲对比，就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思想演变的历史轨迹。
《西游记》前的文本中儒占主导地位
《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中，猴行者的身份是花果山紫云洞八万四千铜头铁额猕猴王。我们知道，“铜头铁额”是蚩尤的外貌特征，而蚩尤在中国人心目中是典型的凶神恶煞。那么人们对他的厌恶恐惧，也就在所难免了。更有趣的是，书中写到猴行者曾经偷吃过十颗仙桃，被王母捉住了打了三千八百铁棒，发配在花果山紫云洞。而当他二万七千年后保护唐僧取经再次路过此地，法师让他再去偷桃时，猴行者却不敢去了。这不仅说明猴行者和整个社会对叛逆精神都是否定的，同时十分明显地向读者展示了猴行者本人思想性格的一百八十度大转弯，由目无法纪到敬畏西王母。让人联系到当时理学思想在当时的统治地位，整个社会对叛逆行为的排斥态度。
在后来的《二郎神锁齐天大圣》杂居、《西游记》杂居及《朴通事谚解》引用的《西游记平话》，尽管猴行者的名称和故事不尽相同，但其中的走向确是共同的，那就是随着猴行者的神通越来越大，他的为非作歹，对社会的危害也就越大;后期他的屈服性格也越来越明显。
孙悟空内在桀骜不驯到循规蹈矩的这一改变，正是宋明理学的作用。不了解这个，只会把这解释为佛法无边，因为儒释道中儒家始终是占主导地位的，其他两个只是补充，尤其是产生这些杂剧和平话的宋、元、明时代。以佛家的法力来压制不安分的因素，使其回到服从天理的框框中来，这正是“三教合一”中儒占主导的表现。
《西游记》中的个性张扬与晚明思想
在吴承恩的《西游记》中，孙悟空的个性意志开始得到充分的张扬，而且是作为一种善的化身而受到作者的充分肯定。这不仅表现在第一部分对大闹天宫的精彩描写，同时在后半部取经途中仍出现过很多次正面的描写。他当面说观音收了人间香火就让黑熊精作邻居，而迫使观音帮他去降怪；他朝见玉帝完全不顾礼数，玉帝还得有求必应；在佛祖面前仍然桀骜不驯，说他纵容亲外甥大鹏鸟作歹人间，如来只得甘愿为其降服魔怪；而取经途中，他对人间的国王则更揶揄取笑，戴上金箍的他在这方面依然没有改变。
孙悟空身上的这种人类普遍追求个性和自由的精神，在吴承恩所在的明代嘉靖、万历年间得到正面描写和评价，与当时作为社会主流思潮的王学左派张扬个性和“童心”学说深入人心关系很大。而孙悟空的行为也模仿了“呵佛骂祖”的狂禅现象，而禅宗指向的正是人的心性发现，这被晚明创立心学的王阳明所吸收。这种对包括人的心性在内的人的价值的承认，使其与程朱理学完全相对。这不但将理学扭向反面，而且也在社会上掀起了肯定个人价值、重视自由人格的思想解放运动。吴承恩《西游记》中孙悟空以正面形象出现看，完全颠覆了前面的版本，理所当然就是这个思想潮流的产物。
原型二：为人类谋福利的追求探索精神
当孙悟空戴上金箍，他的自由意志就受到了限制。这是前后两部分的分水岭，虽然后半部仍对孙悟空的个性正面肯定，但第二部分的母题已经变成了不畏艰难为人类谋福祉。从中国的夸父逐日，西方的浮士德精神，到屈原的上下求索，都是这种精神的体现。第二部分可以看做对个性价值如何在社会价值中平衡并双赢的探讨。玄奘就是为了取的大乘佛教之经来普度众生，师徒四人都超越了对个人自由价值的执着，而为了“普度众生”目标，排除万难。
原型一与原型二的矛盾
这就是为什么孙悟空前后变化比较大的原因，但是原型一追求个性自由却从没有从他的身上消失，只是被金箍所限制。在保证个性的同时，作者又让他的巨大的能量变成为人类谋福祉的力量，这是个性力量的升华——由对个人自我解放的渴望上升到对全人类利益的追求。这就将相矛盾的两个方面统一在了一起，也是作者这么设计《西游记》的原因。《西游记》结尾写道当唐僧师徒功德圆满——完成了造福人类的使命时，被封为“斗战胜佛”的孙悟空才想起自己个人的解放问题，他对唐僧说：
“师父，此时我已成佛，与你一般，莫成还戴金箍儿，你还念什么《紧箍咒儿》掯勒我？趁早儿念个《松箍儿咒》，脱下来，打得粉碎，切莫叫那甚么菩萨再去捉弄他人。”唐僧说道：“当时只为你难管，故以此法制之。今已成佛，自然去矣，岂有还在你头上之理！你试摸摸看。”孙悟空举手去摸一摸，果然无之。
他不再需要金箍了，他的巨大能量达到了“从心所欲而不逾矩”。这两个原型并不矛盾，它指出了个性自由得以升华的价值和途径。它指出了人如何平衡个性与社会，如何发挥自己的个性能量的方法。而孙悟空也达到了某种程度的心性一体，和谐统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