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与命运一直是张爱玲所擅长的主题，在《半生缘》中，这一主题意象更是被赋予了人性的体认。特殊的成长环境、人生经历和学识修养构筑了张爱玲独特的内心世界。在《半生缘》中，张爱玲运用全知全能的叙述视角，将自己的人生感悟渗透到文中人物的内心世界和叙述主题中。张爱玲对人生的体味和女性悲剧命运的敏锐洞察力与小说中营造的悲凉故事世界是难解难分的。她对世俗生活的喜爱以及悲观绝望的人生观使得《半生缘》中描写的烦人俗事回荡着浓浓的悲凉情调。书中所展现的不止是一场爱情悲剧，更是一场女性命运悲剧。
如果按照鲁迅对于悲剧的定义“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来观照张爱玲的作品，不难发现，她所有作品中流露出的强烈悲剧意识几乎成了她文学创作的灵魂所在。她笔下的人物，不管是没落贵族的女儿，还是欢场里的交际花，亦或是旧式家庭中的少奶奶，都生活在各自的悲剧中。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几乎都是悲剧性的。她用悲凉哀怨的语言刻画出了一个个在生活上、精神上饱受双重折磨的女性形象。
这篇故事的发展，顾曼璐和顾曼桢俩人的关系为读者们透露一个当代女性主义理论所关注的问题：即女性在男性文化中，往往同时具备两种身份，是男性主流的破坏者，亦是同谋者。在《半生缘》中，这讯息就充分表现在曼桢、曼璐的姐妹互动关系里。
由于丧失生育能力，曼璐生活在随时被丈夫踢出家门的恐惧之中。在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父权训示下，这种因为生育或者不能生养男孩，而害怕被丈夫抛弃的恐惧感，正是构成女性传统恐惧的其中一个主因。就在曼璐害怕丧失地位的传统恐惧中，最后竟把自己的亲妹妹视为可以成全她保有身份的贡品。
曼璐虽然对糟蹋她身心的男性社会——她舞女的身份充分说明了此点——表达了不满，但同时却又没能逃离压抑现场，她非但不能反制，反而成为儒家宗法父权的串谋者，让祝鸿才对自己的妹妹逼奸成孕。因此，在贡品和符号的意义之外，曼桢也成为曼璐讨好丈夫的一种中介者。在主流文化下的闺阁政治叙述中，这故事表现了女性与父权体制复杂的联系：即女性同时是主导文化的颠覆者，兼服从者。 《半生缘》中，作者在她所塑造的人物身上自觉不自觉地透露了自然主义色彩。首先，作者通过物象和人物的服装色彩来暗示人物命运。在物象的选择上，张爱玲运用了“房子”这一物象，房子本来是人们居住生活的场所，但它另一意义上也是囚禁人的地方，也是埋葬人们幸福的坟墓。曼璐所居住的房子在偏远郊区的一栋别墅里，虽然房子富丽堂皇，但却没有家的气息。到后来曼桢被祝鸿才强暴之后被关在”里面一道锁，外面一道锁“的两件空房里，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这栋房子像一座牢笼，暗示着她们姐妹俩的悲剧命运。
同时，张爱玲善于运用色彩，尤其是她笔下人物的服装色彩。人物的服装色彩成为作者独特的隐形话语，她以一种隐形话语的形式来刻画人物，暗示情节以及人物命运的发展。 张爱玲《半生缘》的基本框架和人物设置都和这部《普汉先生》惊人地相似，世钧对应亨利，玛文对应曼桢，比尔对应叔惠，凯对应翠芝。上海和南京的双城设置，也同波士顿和纽约相仿。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据有关人士考证，《半生缘》中不少经典的细节和句子，也均是纹丝不动地从《普汉先生》搬过来的。比如世钧在他和翠芝家总是闻到煤气的味道，翠芝总是让世钧去遛狗；又比如那句“世钧，我们回不去了”和“世钧”。这样明火执仗地挪用，竟然在这么多年轻轻巧巧地掩过了众多张研究者的耳目，略加点染，理直气壮地成就了一部经典，张爱玲当真是有一双魔术手。这样的事实，一下子让众多死忠的张迷不能接受，抄袭别人作品嫌疑，在他们看来，绝对不能加在张爱玲身上。可实际上，正所谓天下文章一大抄，看你会抄不会抄，如果得法，那叫借鉴，从这个意义上说，张爱玲算是一位很会偷艺的作家。
在《半生缘》中，张爱玲改《普汉先生》中的第一人称叙事为第三人称叙事，从而获得了更高叙述视角，能够俯瞰故事中的人物；同时她还极大的充实了曼桢的戏分，让读者更关注曼桢的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