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认为，“救亡图存”是变法维新的出发点，“变法维新”是救亡图存的必由之路。
首先，他以资产阶级进化论的观点，来论评“变法”是合乎事物发展规律的。
其次，他以具体事实批驳了清朝统治集团中的顽固派坚持“祖宗之法不可变”的谬论。说明法随时变乃“古今之公理”，法制是不能“一劳永逸”的。
最后,他分析中国当时的现状，指出“非变法万无可以图存之理”。 梁启超认为，中国要“救亡”、“自强”，实行变法，必须改革中国政治、法律、文化教育制度以至国家的政体。
首先，变法“必先变人”。
其次，变法“必兴民权”。再次，变法必须变专制政权的为立宪政体。
具体做法是：
第一，设立民选议会。
第二，制定宪法。
第三，实行“三权分立”。
梁启超借用西方资产阶级倡导的“三权分立”原则，结合我国情况，创造了他自己的三权分立说，即由国会行使立法权，由国务大臣行使行政权，由独立审判厅行使司法权。并且，他把统一“三权”的统治权称为“体”行使“三权”称为“用”，即所谓“三权之体皆莞于君主”。
这就是说，君主立宪与君主专制的“体”是完全相同的，君主立宪里的“君主”同君主专制里的“君主”一样，享有最高的权力。所不同的是“用”，即在三权使用上，立宪政体对君主有某些限制罢了。 梁启超在法治与人治的关系上，坚持法治与人治不可偏废的观点。首先，他反对只要人治的主张。
他认为人治的弊端重重：
（一）人治发挥作用的时间短，范围小，“人亡则政息”，而法治发挥作用的时间长，范围广。
（二）人治是一种贤人政治，而世上贤君少于昏君，所以世上多无长治久安之时。
（三）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国大，政务繁，若专靠人治，是行不通的。
其次，他也反对只靠法治。他认为：
（一）人能制法，非法能制人。法要由人制定，具备了一定的“德”与“智”的人，才能制定出“善法”，而后才能有“善治”。
（二）“徒法不能以自行”。有善法然后才有善治善法只有由人去妥善运用才可发挥作用。 此外，梁启超还强调指出：“法不能独立”，在他看来，道德具有社会制裁力，法律具有国家制裁力，两者要“相须为用”。 综上所述，梁启超具有丰富的法律思想，他在近代思想史上的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
